英国利物浦大学的考古学家娜塔莉·乌米尼（Natalie Uomini）说：“从来没有发现任何人类群体中使用左手者占多数”。肢体使用的偏侧性（也就是喜欢用一侧胜过另一侧）通常来自大脑。我们知道，有些任务大体上是由大脑左半球来控制的，而右半球则支配着另外一些任务。令人费解的是，神经在连接身体与大脑时存在着某种交叉现象。这意味着，对于身体的右侧，其实是大脑的左侧拥有更多的控制权，反之亦然。换言之，大脑的左半球帮助我们控制着右侧手、眼、腿等部位的活动。

　　一些人认为，这一神经分工是动物界已经存在了5亿年的古老特征。也许是因为让两个半球同时执行不同任务会更有效率，这一特征才演化出来。例如，左脑或许在演化过程中慢慢承担起了例行任务——比如觅食，从而让右脑清闲下来，以便探知环境中意想不到的挑战并迅速做出反应——比如正在逼近的猎食者。这一观点在多种鱼类、蟾蜍和鸟类身上都能得到印证，它们更倾向于攻击右眼所见的猎物。

因此很有可能（不过很难证明），当我们的祖先开始用两条腿而不是四条腿行走，从而把双手解放出来执行诸如制作工具等新的任务之时，他们便已经有了以不同的方式使用两只手的倾向。或者，正如认知科学家斯蒂芬妮·布拉契尼（Stephanie Braccini）及其同事在一项发表于《人类演化期刊》（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杂志的研究中所写：“早期人类在使用工具或觅食的过程中表现出习惯性的直立姿态时，个体的不对称（可能）便已经开始不断增强了。”

　　为了证明这个观点，布拉契尼和她的同事们观察了黑猩猩的偏手性，发现当猩猩使用四肢站立时，并没有表现出真正的用手偏好。只有当它们被迫直立时，左右的偏好才会出现——不过在研究中个体黑猩猩表现为左利手和右利手的可能性是相等的。

　　所以说显然还应该有其他因素，才能使早期人类总体上分布平均的左右偏好，发展到如今我们观察到的极高水平的右手性。

　　通过一些实验，我们大体了解到了这一变化是何时发生的。在这些实验中，研究人员分别用左手和右手或削或凿，制作出他们自己版本的古代石制工具，然后与早期人类制作的工具比较。结果是，只有相当有限的证据表明，二百多万年前的人科工具制造者多半为右利手。

不过，在肯尼亚库比福勒，由两个古代人科物种——能人和直立人——在约150万年前制作的石制工具确实表现出了整个物种范围内右手性的一些证据。到了大约60万年前海德堡人出现的时候，史前社会中已经有了对右手的明显倾向。比如保存到现在的海德堡人牙齿上的磨损表明，当时食物通常都是由右手放进嘴里的。

　　我们通过这些证据了解到了变化发生的时间，却无法获知原因。一些人认为这一切可能都要归功于语言。正如同大多数人都是右利手——别忘了这是一种由左脑控制的特征——大部分人的语言处理也大多是在左脑内进行的。事实上，左脑这种针对语言功能的特化甚至比右手性更常见。这或许说明，当左脑逐步演化出语言功能，对右手的偏好很可能仅仅作为一个副作用而得到了增强。这就是所谓的语言人假说：总体而言的偏侧性是由双足直立姿态的演化所推动，而对右侧的偏向则是再后来语言演化的结果。

　　那么，左撇子们呢？不必气馁！根据1977年在发表《心理学通报》（Psychological Bulletin）杂志上的一篇论文称，“鲜有证据表明左利手与任何身体缺陷有关，尽管这一观点经常有人提出”。事实上，一些研究表明，左撇子们甚至可能会更容易从脑损伤中恢复过来。另外他们的左手在打斗中似乎拥有出人意料的优势，这意味着他们可能更适合从事格斗类运动。所有这些都说明，与众不同本身便是一种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