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静  2017-07-08 22:00  来源：察网

2017年4月24日，印度共产党(毛主义者)战士在切蒂斯格尔邦的苏克玛地区向印度中央后备警察部队发起一次攻击，造成中央后备警察部队25名人员死亡和7名人员受伤。这一事件再次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了印共(毛)。正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在国际上被广泛誉为“明日之星”的印度，在国内一些地区事实上还存在着印共(毛)的平行政权。

2014年莫迪政府上台以后，将全国范围内原有剿灭毛主义运动的“绿色狩猎行动2”升级为更为严酷的“绿色狩猎行动3”。2015年5月莫迪亲赴居于毛主义运动核心地带的切蒂斯格尔邦，对该地区的剿灭行动做出指示。切蒂斯格尔邦年底专门出台了针对印共(毛)“丹达卡冉亚”解放区的“2016任务”计划(属于“绿色狩猎行动3”)——旨在于2016年年底前，彻底击溃“丹达卡冉亚”解放区(丹达卡冉亚穿越安得拉邦、切蒂斯格尔邦、中央邦、马哈拉施特拉邦和奥里萨邦，位于印度中部，覆盖着茂密的森林，占地约8万平方公里土地。该地区大约有2，000多万人口，是一个部落民聚居的地区，印共(毛)在这里有延伸非常好的组织体系，“人民政府”替代了印度政府对于该地区的管理和控制)。由此印共(毛)与政府的对抗不断升级，2017年4月24日的袭击就是在该背景下发生的。

后马宗达时代的“纳萨尔巴里运动”：碎裂与整合

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有三次武装斗争高潮，分别是：1946年—1951年特伦甘纳农民武装斗争;1967—1971年纳萨尔巴里运动;2004年至今，印共(毛)领导的席卷半个印度的“毛主义运动”。“纳萨尔巴里运动”主要由印共(马列)领导，以印共(马列)书记查鲁·马宗达1972年被捕病死狱中为转折点走入低潮。后马宗达时代的“纳萨尔巴里运动”以一系列冲突、分裂与合并为特征，是21世纪印度“毛主义运动”复兴的前奏和基础。

马宗达去世后，印共(马列)不断陷入新的分裂。以朱哈尔、纳格胡珊·帕德耐克和威诺德·米什拉领导的非常有影响的印共(马列)分支为例，尽管认为自己是印共(马列)的真正继承者，但实际上其政治路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支党1974年更名为“印共(马列)解放”。1976年，该党主张限制纯军事斗争，成立了一支由共产党和非共产党组成反国大党民主阵线，并修正过去“完全拒绝议会政治”的立场。但是在接下来的3年中，该党也陷入一系列分裂。康达帕里(安德拉邦)从该党分裂出来，并于1980年组建了“人民战争集团”。人民战争集团完全拒绝议会民主体制，并主张发动旨在建立人民政府的“人民战争”。但人民战争集团严格限制“歼灭阶级敌人”，强调发展群众组织。“印共(马列)解放”攻击“人民战争集团”为“冒险主义”，“人民战争集团”批判其为印共(马)拙劣的模仿者。

1989年“印共(马列)解放”在“印度人民阵线”的旗帜下，首次在比哈尔邦参加选举。尽管“印共(马列)解放”并未完全放弃武装斗争，但其在毛主义运动的政治版图上开始系统性收缩，一步步失去领地和支持者，在大选中的表现也乏善可陈。

“人民战争集团”是后马宗达时代“纳萨尔巴里运动”所有的分裂派别中最重要的。因为今日印度毛主义运动所执行的主导路线就是“人民战争集团”的思想路线。今日毛主义运动成为印度国内安全的最大威胁以及“平行政府”的建立，都归因于人民战争集团。“人民战争集团”导致了整个印度毛主义运动战略的一系列调整。

“毛主义者共产党中心”是印度毛主义运动光谱上的另外一支重要政党。“毛主义者共产党中心”成立于1969年10月20日，属于纳萨尔巴里运动的一部分，但由于与印共(马列)之间的战略分歧，该党从未加入过被视为毛主义共产党之母的印共(马列)。“毛主义者共产党中心”发源于印度的西孟加拉邦，在将近30年间该党吸收和团结了众多印度的革命者和革命团体。该党将武装斗争作为主要斗争形式，将发动持久人民战争作为党的主要任务。2003年“毛主义者共产党中心”与“印度革命共产党中心—毛主义者”合并为“印度毛主义者共产党中心”。

“人民战争集团”始于安得拉邦和泰米尔纳杜邦，在将近三十年间团结了几乎全国各地革命者，其组织网络延展至全国各邦。印度毛主义者共产党中心发源自西孟加拉邦，在几十年间，团结吸收了全国各邦的多个革命团体。2004年9月21日，“印共(马列)人民战争集团”和“印度毛主义者共产党中心”合并为印度共产党(毛主义者)。关于此次合并的重要意义，印共(毛)书记贾纳帕蒂阐述道：“印共(毛)的成立是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里程碑。成立一支团结的、基于马列毛主义的毛主义政党，是印度国内、南亚地区乃至全世界珍视革命理想和饱受压迫民众的强烈愿望。如今这个梦想变成了现实。”印共(毛)雄心勃勃地宣称要建立一个大革命区，从尼泊尔到比哈尔邦到安得拉邦及以外的地区……其目标是通过持久人民战争夺取国家政权。2007年印共(毛)“九大”的召开标志着当代毛主义运动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此次大会解决了党内政治问题的争论，实现了印度毛主义者在意识形态上的进一步统一。

印共(毛)官方文件对革命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有着清醒的认识。“革命从不是一片坦途，革命道路千回百转……在最后的胜利，即实现共产主义之前，没有最后的胜利。”

21世纪印度毛主义运动的根源

由于印度从未发生社会主义革命，许多历史遗留问题，诸如，农村封建残余、土地占有极端不均衡、种姓制度、庞大的贫困人口等等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因此印度一直存在爆发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土壤。印度独立时，和新中国建国时经济发展水平在同一起跑线上，但到1980年，印度在工业、农业、国防各层面及人口平均寿命、受教育水平等方面已经被中国远远落在后面。1991年后，尤其是进入新世纪后，新自由主义也开始在印度盛行，旧的沉疴遭遇新自由主义毒药，其结果只能是社会矛盾的进一步激化。

1947年印度独立后，面对英国殖民者留下的凋敝、饥荒不断的农村经济，国大党进行了一场非常失败的土地改革，其主要内容是：废除柴明达尔中间人制度，调整租佃关系;以及施行土地占有最高限额。尽管中间人制度表面被废除，但柴明达尔等旧有的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得到保护。其一，其保留了大量自留地;如在北方邦土改前约有柴明达尔(包税地主)190万人，拥有自有地713万英亩，土改后，他们保留了约700万英亩土地，成为新的大地主阶级。其二，他们获得了巨额赔偿金。据统计，全国给地主补偿金的预定总额为66亿卢比，而这笔补偿金是由原柴明达尔制下的佃农负担的。如果佃户要把他耕种的土地购进为自己所有(私产)，则需另向政府交纳相当于柴明达尔原从该土地纯收入的3-28倍的金额(补偿金)。因此，在废除中间人包税制度过程中，柴明达尔获得一大笔补偿金，而佃农却支付出一大笔补偿金。

在基本废除中间人制度后，从1959-1960年开始，印度土地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制订有关“土地最高持有限额”的立法。从60年代初到70年代中，印度各邦虽然都制定了这种立法并进行了多次修订，但在具体执行中，在各邦政府中拥有强大影响的地主、富农和农场主阶层竭力反对推行这项改革。因此无论是国大党还是人民党执政时期，这项立法始终没有认真推行。印度名义上是实行三权分立的民主、自由的制度，但是在阶级力量不均衡的情况下，地主阶级比雇农甚至比政府能享受更多的民主、自由。在土改过程中，地主们往往通过司法诉讼阻止政府征收限额外的多余土地。印度法庭使得执行土改最为积极的西孟加拉邦政府无法征收171，000英亩已经被确认的“剩余”土地。在印度其他各邦，法庭这种阻碍土改的作用更为显著。

印度土改失败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印度的民主制度仅代表少数人的利益。美国大学实地考察团驻印度的高级学者、曾任加尔各答和新德里美国印度研究所所长的马科斯·弗朗达，对印度几十年的土改作了一个概括。他指出“几乎在每一个方案中，这些改革都被用来提高中等自耕农的经济和政治地位，而对持有较大面积土地的农户来说，则比任何人都更为有利”。1969年8月30日《经济与政治周刊》马哈拉施特拉邦的通讯员报道说：“在邦里，国大党的主要成份是富农、中农和绝大多数代表大的灌溉者的议会议员。”根据迈伦·韦纳在六十年代中期时对古吉拉特邦凯拉区和卡纳塔克的兰杜尔格区的国大党进行详细调查后的结论，国大党主要是从占有二十英亩以上土地的5%的人口中吸收党员积极分子和领导人的，所以国大党的积极分子是经营农业的上层分子的代表，而不是无地佃农和农业劳动者的代表。对于印度土改，1972年印度土地改革计划委员会的《土地改革评论》做出结论说：“总的评价是，印度独立以来所实行的土地改革法在土地关系方面并没有实现应有的改变。”该委员会认为，“主要原因是缺乏政治力量……在大部分乡村里.应得到好处的农民是消极的、涣散的、无组织的……此外行政当局对贯彻执行土地改革的总的态度是冷淡的。事实上，印度的官僚们实质上是一些反对土地改革的势力集团。负责实施土改法的下级人员住住也在那些有权势的土地所有者支配之下，这些地主逃避已制定的法律，是既得利益者。”

土改过程可以看出，印度农村原有的柴明达尔大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被保护下来，首先，他们保留了大量的自留地转化为新地主，其次他们获得了巨额的补偿金。农村中其他有势力的地主阶级和富农(如部分转租地主、上层永佃农及孟加拉的乔特达尔)则正式转化为拥有土地所有权的新地主，他们也是土改的受益者。本质上，这是利益在上层阶级中间的调整和分配，一部分土地从大地主手中转移到中小地主手中，正是通过这个方式，国大党既没有从根本上得罪之前的柴明达尔等阶层，同时又扩大了自己在中小地主和富农阶层中的执政基础。土改的受损者是农村的下层阶级，即广大的雇农、分成农和失地农民。因此土改后印度农村无地雇农的人数迅速增长。据估计，1951年为2，752万，1961年增至3，148万，1971年增至4，557万，1981年增至5，600万。……这是纳萨尔巴里运动退潮后，毛主义者仍然能在印度农村扎根并不断发展壮大，并在21世纪重新掀起斗争高潮的重要现实基础。一定程度上说，正是印度历史上土改的失败，将今天印度共产党(毛主义者)发动的印度农村土地革命推向了政治舞台的中心。连印度内政部都不得不承认，农村经过22年有计划的发展之后，传统的土地持有者仍有强大的势力，而且“迄今已实施的各项计划仍然是更多地有利于较大的自耕农，而不是更有利于较小的佃农。至于分成农和无地雇农，他们则经常被撇在一边。其结果是……扩大了差别，加剧了社会紧张关系……”，从而使“某些政党”(印共(毛)和印共(马列))有机可乘。”

在印度独立后的前30年里，依靠国有企业，印度迅速建立了包括冶金、机械、汽车、拖拉机、飞机、船舶、化工、建材、煤炭、电力、原子能、精密仪器及各种轻工业在内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些主要是之前依靠私人资本无法建立的企业。但到80年代初中期，国有经济在印度国内生产净值中占1/4，其中主要是第二第三产业，而印度的国有经济中有40%属于行政部门的财政支出(如行政费、国防费等)，这样印度的国有企业仅占15%。而资本家阶级所有的经济占40%，其中包括一些规模庞大的垄断财团。封建地主经济及个体经济占35%，其中封建地主经济占国内净产值的15%，和国有企业实力相当。在印度工业经济中，私人垄断财团占据统治地位，据1965年印度垄断委员会的报告，印度前75家垄断财团全部资产为260亿卢比，在印度全部私营企业总资产中占46.94%。

印度独立以来的国家性质本质上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甚至保留了大量的封建主义残余，但是由于印度国内存在广泛的贫困人口和强大的左翼力量，印度国大党在早期一直宣称走民主社会主义式的第三条道路。尽管许多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政策无法真正落实，但是国大党早期的左倾姿态或多或少是对印度国内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的一种威慑和制约。从1991年开始，这种局面发生了逆转。1989—1991年间，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了巨大的混乱，苏联东欧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新自由主义思潮兴起。1991年7月初，拉奥政府宣布施行新经济政策，标志着印度国内右翼主张的新自由主义理念正式获得统治地位。新经济政策的具体内容有：以市场自由化推动竞争、国企逐步私有化、大力引进外资、降低关税以推动贸易自由化等，以充分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融入美国资本主导的全球化。21世纪以来，印度政府刺激经济发展的第三只手是大力引进外资。2005年印度国大党通过了《经济特区法案》，使建设经济特区成为印度政府吸引海外战略投资的核心战略。这一法律的颁布使得印度各邦经济特区建设蜂拥而上。由于《经济特区法案》对土地使用要求过于宽松，许多地方打着经济特区建设旗号，实际上从事土地开发。大批土地被廉价征用，失地农民得不到应有的补偿。由此引发的农民与征地官员之间的冲突事件不断。有分析指出，印度的经济特区是官商勾结盘剥农民的“圈地运动”，而征地法和《经济特区法案》已经沦为地方政府与商人勾结起来进行寻租的工具。据印度经济学家巴杜里估计，按照目前印度建立经济特区的模式，这种经济特区在每创造一个就业机会的同时，也毁掉了4个农民的生计。

印度的大规模新自由主义“圈地计划”遭到了印共(毛)的极力反抗。印度大力引进外资、积极让跨国公司跑马圈地的很多地区，恰恰是相对贫困落后和印共(毛)活跃的地区。2007年2月1日的《印共(毛)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激烈抨击了印度政府的圈地行为：自由化、私有化、全球化的政策正在向全世界的工人阶级进攻，他们卑劣地想把劳动者的手脚捆住，以便于大资本的巧取豪夺……300个计划内的经济特区事实上是建立了300块外国领土，这些外国领土劫掠我们大量的良田，这些外国领土里充斥了无数国内外的政治骗子……印共(毛)九大号召人民尽一切可能捍卫土地与房屋，坚决打退这些毁灭性的野蛮的‘资本游牧部落’”。

印度施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后，GDP不断增长，但是普通人民大众的生活越来越贫困。印度政治经济制度的失败在与中国的对比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可以说，印度常年处于大饥荒之中：1961年，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当年粮食总产量13650万吨(不包括薯类)，当年人口6.5859亿，人均粮食207.26公斤。而印度1991至2004年的人均粮食产量在155至183公斤之间，可以说印度常年处于比中国1961年还要严重的大饥荒之中。世界银行2008年的全球贫穷报告指出，全世界共有14亿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印度就有4.65亿人，占印度总人口的42%，占世界贫困人口的33%。2010年10月，美国《纽约时报》推出了一份新的报告，印度最贫穷的8个邦中有越来越多的人陷入贫困之中，人数多达4.21亿，比非洲26个国家的总人口之和还要多。

当代“毛主义运动”是对“纳萨尔巴里运动”的继承和延续，也是对全球化印度显著社会经济不公的回应。

21世纪印度毛主义运动的战略战术

早期纳萨尔巴里运动衰落的主要原因：一是战略上的失败。未能建立一条包括穷人、无地农民和工人阶级的统一战线，且执行了错误的“歼灭战役”战略;二是缺乏合适的意识形态引领。后马宗达时代的纳萨尔巴里运动历经起伏，并在不断的曲折中获得发展。较之纳萨尔巴里运动，当代毛主义运动在思想理论、组织上和战略战术的应用方面，都更为成熟和优越。

1、印共(毛)的革命目标。印共(毛)《党章》规定：印共(毛)终极目标或最高纲领是建设共产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仍以土地革命，即实行持久人民战争夺取政权为中心任务，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

2、印共(毛)的组织特点。印共(毛)《党纲》规定，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党必须保持地下斗争状态。党在选择党员方面十分严格。首先，党员必须完全接受马列毛主义;其次，个人利益必须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党组织可以根据地理区划或者生产领域来建立。党的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中央委员会是最高执行权威。与过去不同，如今毛主义者在大城市投入很多，他们认为一个稳定的党组织在完成革命最后目标方面是十分重要的。如党总书记贾纳帕蒂所言：“如果没有夺取印度大城市，革命将是未完成式。”党组织在城市工作的原则是：“政治中心化”和“组织去中心化”。文件中有如下解释：全体党员和一切机构，特别是基层党员，必须有可靠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基础，因此他们可以独立地工作，并根据党的路线做出正确的决定。另外，其城市斗争策略还包括，利用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和资本家中的一些进步力量，与其他共产党革命团体和大规模的民众组织进行合作，同时介入一些社会公共议题的斗争，例如水资源问题、交通和社会安全问题等。在毛主义者力量在城市并不强大的时候，这些发展战略都将是有效的。

印共(毛)通常在人口规模达到500—3000人的解放区建立人民政府。印共(毛)的人民政府通常由8个部门构成：财政、保卫、农业、司法、教育文化、卫生、森林保卫和公共关系。人民政府定期进行选举。印共(毛)在高扬马列毛旗帜的同时，尊重当地民俗传统，“人民法庭”由于其高效率和充分保护人民利益，深受老百姓的欢迎。印共(毛)的武装组织人民游击解放军在印共(毛)的革命斗争中居于极为重要的位置。印共(毛)的文件《我们的财政政策》揭示了其财政的三大主要来源：第一，党员的党费、党税和人民的捐献;第二，没收敌人的财产和对敌人的罚款;第三，通过进步的税制系统，在游击区和解放区收取税费。

3、印共(毛)战略战术的应用。与过去印度左翼极端主义不加批评地接受“一刀切”模式不同，当代毛主义运动更加重视印度社会—经济—文化的多样性。基于对多样性的理解和认识，毛主义者提出的战略重点从一个邦到另一个邦都有极大不同。印共(毛)择取的具体战略取决于当地具体的社会经济环境。例如，在安得拉邦，毛主义者致力于改变封建土地关系。而在位于部落民带的奥里萨邦和切蒂斯格尔邦，毛主义者致力于维护部落民对森林产品的权利。对于毛派来说，在两个或者三个邦之间的边界建立游击区和解放区非常容易。以位于马哈拉施特拉邦和切蒂斯格尔邦交界处的加德切罗利地区为例，由于邦政府对自杀农民的冷漠，该地区的毛主义运动变得十分强大。

印度政府对印度毛主义运动的围剿

1、印度政府围剿毛主义运动的阶段：自毛主义运动80年代复兴以来，印度统治阶级对其进行的围剿一直没有间断过。从总体上看，大体可以分为层层递进、规模不断扩大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1991年“一月觉醒计划”为代表的民团时期;第二个阶段是以2005年“和平行动”为代表的邦政府时期;第三个阶段是2009年11月开始的由中央政府发动的全国范围的庞大、缜密和残酷的“绿色狩猎行动”。这是一场全方位的战争，除了军事进攻外，印度情报部门积极开展信息心理战、情报战、经济战等软战争加以配合。2014年莫迪政府上台后，将“绿色狩猎行动”升级为打击力度更强、手段更为残忍的“绿色狩猎行动3”。

2、印度政府围剿毛主义运动的战略：印度中央政府剿灭印共(毛)的战略深深打上了“低烈度战争”的烙印。印度版“低烈度战争”特征如下：(1)投入大量军事和情报力量对印共(毛)进行围剿。印度中央政府和邦政府动用了各式专门对付毛派游击队的军事和准军事力量。这些武装力量明目繁多，归纳起来，大概有几类：警察部队、准军事部队、突击队、军队和民团。这些军事和准军事力量具有如下特点：均被传授以反对毛主义的理论、战略和战术;均配备现代化的武器和通讯设备;均受过特殊训练。(2)对印共(毛)发动信息心理战。持续对印共(毛)进行意识形态、文化和舆论攻击，目标旨在分化反抗力量，瓦解其群众基础，动摇民众对人民战争的信心以及引起印共(毛)战士及民众思想上的混乱等。(3)清除印共(毛)领导人是剿灭战略的关键。一名印度安全部队高级官员透露，“我们相信大约有50名高级领导人分散在全国各地。我们锁定目标并施以严酷打击，使之群龙无首”，“这样对付毛派就容易多了”。剿灭印共(毛)领导人的手段包括制造“假遭遇战”、出资诱降、采用各种秘密手段(包括启用叛徒进行暗杀)等。2014年印度莫迪政府上台后，将印共(毛)从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到村级委员的人头价格提升至原来的5倍。

3、印度政府围剿毛主义运动的成效：(1)印共(毛)上层损失严重，但到2012年该局面已经得到遏制。迄今为止，印共(毛)损失的最高领导人是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阿萨德和金尚吉。阿萨德从事革命40 余年，是印共(毛)卓越的理论家和新闻发言人;金尚吉是印共(毛)中央政治局的军事领导人。二人分别死于2010年7月和2011年11月的两场“假遭遇战”。金尚吉的死亡直接导致了原本蓬勃向上的西孟加拉邦毛主义运动的衰落。2012年奥里萨邦领导人潘达的背叛使得该地区的运动大为削弱。鉴于敌人对领导层密集的杀害，印共(毛)将保护领导层和增强主观力量提升至战略的高度。2012年以来，由于应对得当，印共(毛)领导层被大规模捕杀的局面已经得到遏制。印共(毛)领导层很可能意识到，使用手机、卫星电话等现代化设备很容易被美国国家安全局和印度政府锁定，因此转移至密林深处。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有效地降低了领导层的损失。(2)作为“绿色狩猎战争”的一部分，印度政府对印共(毛)发动信息心理战，将印共(毛)污蔑为“恐怖主义”，妖魔化印共(毛)的新闻造假在媒体上司空见惯。这种手段可以在一定时间段内有效地影响印度中间阶级和其他国家的普通民众，阻止印共(毛)外围同情者及其支持力量的壮大，然而对印共(毛)直接联系和依赖的底层群众的影响效果是十分有限的。(3)由暴力冲突导致的死亡人数锐减，但印共(毛)控制的核心区域保持完整，他们牢牢掌握着‘红色走廊’的核心区——贾肯得邦、切蒂斯格尔邦、比哈尔邦、奥里萨邦和马哈拉施特拉邦。在一些地区印共(毛)的实力反而得到巩固和增强。例如，安得拉邦、切蒂斯格尔邦、马哈拉施特拉邦等地的毛主义运动处于活跃上升状态。

通过对印共(毛)和印度政府这场新世纪的较量进行比较分析，可以了解到：从2004年印共(毛)成立到2009年印度政府发动“绿色狩猎行动”之前是印共(毛)迅速崛起和壮大时期。2009年末到2011年是印度政府发动“绿色狩猎行动”猛烈的战略进攻时期，此时的印共(毛)处于被动守势和持续的危险之中。2012年以来，印共(毛)逐渐渡过了危机，双方进入战略相持阶段。2013年至今，印共(毛)初步恢复了力量，开始恢复活跃和生机。2014年莫迪政府上台以来推出了更为残酷的升级版“绿色狩猎行动3”，但是迄今为止，双方实力对比并未发生明显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