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资本主义的捍卫者与批判者

如今，马克思主义的分析重新出现在关于经济和社会的公共讨论之中。随着新一代学者发现了马克思主义传统观点的丰富内容，将马克思主义边缘化的一代正在衰落。正如1848年的经济危机有助于激发和塑造马克思最初的观点，如今的危机有助于恢复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

在1970年代之前的100年间，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的受害者和资本主义的批判者们日益转向马克思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成果。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传统在世界范围内广泛而深远地传播开来。它与许多不同的文化、政治和历史背景相互作用，发展出多种不同的(有时是存在激烈争议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解读和版本。马克思主义最有效地凝聚了对资本主义及其理论的批判性分析和评论，凝聚了从那些受到马克思主义鼓舞的政治运动的成败中汲取的理论和实践教训。今天，对于寻求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变革的理论家和活动家来说，马克思主义是非常宝贵的资源。

资本主义的捍卫者大多试图贬低、忽视或以其他方式边缘化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者。虽然这些行为通常能够奏效，但只是拖延和阻滞了马克思主义在1975年之前的100年间的发展。这一传统的发展虽然不稳定，但却十分坚韧。马克思主义从少数理论家和活动家扩展到马克思主义的工会、政党、报刊、研究机构，以及地方性、区域性和国家性的管理机构和国际组织。马克思主义还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内部差异、争论和冲突。

然而，1970年代改变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的条件。资本主义已经从1930年代大萧条造成的严重破坏中重获支持和声誉。二战后的重建、时间以及希望帮助人们消减了对大萧条的记忆。到1970年代，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已经成熟，足以针对改革、监管和其他大萧条时期强加于资本家的国家干预展开一场重要的、持续的反击。那些“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矛盾不断深化，推动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它们展开全球性竞争。

得到复苏的资本主义宣告了其复兴的能力。在美国，罗斯福新政从1945年到1970年不断妥协，之后遭到了系统性的削弱。工会的社会影响力大大降低。劳动力市场的状况发生了变化，使得1970年代之前实际工资持续增长100年的记录彻底终结。1980年里根的当选使这种变化成为定局。英美等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明显右倾。私有化、取消市场管制、一夜暴富的图谋以及怀疑和抛弃集体奋斗和集体价值的普遍的个人主义，共同推动了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到来。

1970年代，跨国资本主义企业迎来了新的投资机会。企业内部管理(计算机)、交通(喷气式飞机)和通讯(互联网)等技术变革极大地推动了资本主义企业内部及其之间的全球协作，也带来了极其便利的投资机会。最重要的是，大量相对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向全球开放。伴随着技术变革推动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实际工资停止了上涨。无论何时，每当生产率提高而实际工资停滞时，就会导致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激增。2008年之前的30年是美国经历的资本主义历史上最大的利润繁荣期之一。

资本主义的拥护者们欢呼劳动力、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衰落和萎缩，坚持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克服了其危机倾向”。因此，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在1990年代末认为，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新经济”时代。前苏联的解体使马克思主义的敌人改变了使马克思主义边缘化的方式。他们之前将马克思主义描述成一种错误的理论，它代表失败的、岌岌可危的危险实践，过去30年，他们更多地将马克思主义看作一种衰退的历史遗物，现代人根本不需要考虑，更不需要研究它。他们一再重申，资本主义赢得了与社会主义的斗争，成为一种没有替代选择的制度体系，而美国则当之无愧地成为最重要的超级大国。相应地，他们也调整了理论基础，继续贬低大众传媒中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以及学术和政治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者。而很多马克思主义者也发现，在如此变化的环境中难以坚持自己的信仰，从而修正了自己的立场或完全放弃了马克思主义。

2008年，格林斯潘的“新经济”政策破产，并被视为与以前的资本主义一样具有危机倾向，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重新被发掘。人们开始求助于马克思主义传统来理解危机的原因并寻求解决方案。不过，他们很快就面临是改革还是革命的争论:为了应对危机，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该如何变革?在这些经典的讨论中，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改革者———提出了多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式，而另一些马克思主义者———革命者———以“共产主义”的名义攻击这种社会主义。还有其他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对上个世纪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展开了批判。而几乎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反对资本主义，这种反对充斥在多种不同的、有时甚至是互不相容的理论和观点中。这就产生了富有批判性的社会分析传统，而每位学者都需要明确和证明其分析传统中包含着哪种特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在本文中，我将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当前资本主义危机的多种原因提供一种独特的解读。我还会用这种解读对改革与革命这一经典论战中的双方进行批判，这一论战正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学者当中重现。在这种解读和批判的基础上，为了对资本主义危机做出不同类型的革命性回应，我提出了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二、两种反复摇摆的资本主义理论

世界各地的资本主义经济均呈现出一种反复振荡摇摆的模式。对市场和私人财产相对有限的国家监管和干预不断地经历着遭遇危机和控制危机的不同阶段，直到无法奏效，然后又会过渡到国家经济干预相对更多的阶段。危机继续爆发并得到控制，直到出现无法控制的危机，然后重新过渡到国家经济干预相对更少的阶段。以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读，在这两个阶段中，不变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结构。在这种特殊的生产结构中，少数人(通常是企业董事会成员)分配由多数雇佣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

我们将使用“私人”和“国家”等概念来区分这些交替出现的阶段或资本主义经济形式。比如，1929年，美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危机迎来了国家资本主义———罗斯福新政。1970年代，这种国家资本主义遇到严重的危机，驱使国家资本主义重新回归私人资本主义。当私人资本主义在2008年经历了一场崩溃时，这次危机又产生了另一次回归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振荡摇摆。所有资本主义都会经历类似的振荡。

有两种不同的、相互竞争的(非马克思主义的)主流理论解释了上个世纪反复发生的资本主义危机。这些理论对于每次危机都会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如今的危机也不例外。意识形态霸权在这两种理论之间来回振荡摇摆，正如资本主义在它们之间来回振荡摇摆一样。

其中一种主流理论被称为“凯恩斯经济学”，以其创立者之一的名字命名。这种理论认为，不受监管的私人市场具有局限和缺陷，这些局限和缺陷会周期性地将资本主义经济推向通货膨胀、衰退、甚至萧条。如果没有外部干预，私人资本主义可能会陷入长期的萧条或通胀，从而威胁资本主义本身。凯恩斯经济学明确了私人资本主义中产生危机的关键机制，建议通过各种国家干预(监管以及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来阻止或消除私人资本主义危机。

另一种主流理论与经典的“现代经济学创始人”亚当·斯密密切相关，他将私人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加私有财产)看作使财富最大化的经济体系。其演变形式“新古典”经济学强调私人资本主义如何以及为何会带来经济收益的最优化。对于新古典经济学家来说，如果出现了非最优结果，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让私人资本主义通过私有财产和自由市场的内部机制自

我疗愈。新古典经济学批评凯恩斯提倡的国家干预会不可避免地产生监管者的错误、受到政治操纵的市场以及随之而来的低效，例如通货膨胀、停滞和滞胀。政府官员不能替代、更不用说改善不受监管的(“自由的”)市场机制。新古典经济学家坚信，自由市场能够调节不同的需求和供给，比政府更有效地传递海量信息。

随着当今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蔓延，沉寂30多年的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理论突然在美国崛起。1970年代以来，作为新自由主义全球竞争的一部分，新古典经济学家已经广泛地颠覆并压制了凯恩斯主义的干预理论。他们推翻了在1930年代大萧条时期出现的凯恩斯主义者和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统治。新古典经济学家抨击与罗斯福新政密切相关的凯恩斯经济学，认为它严重扭曲并减缓了经济增长，助长了社会冲突(有时被称为“阶级斗争”)。他们试图重建新古典主义的乌托邦:用私人的和竞争性的市场来提高劳动和资本的收入，从而用增长的方式避免阶级冲突。

1970年代后，市场管制有所放松，私有化成为商业、政治、新闻业和学术界正式的和普遍的原则。新古典经济学像大萧条之前一样再次成为流行的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试图排斥凯恩斯经济学，认为它是一种错误的理论，只有新古典经济学才是“正确的”。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经济学对于彼此在理论领域、学术领域和职业生涯中的差异的这种极端不容忍，与它们自1940年代晚期开始共同对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式一模一样。

1970年代后，技术推动了生产力迅速增长，实际工资停滞，在这种背景下，放松监管的市场首先带来了新古典主义者所承诺的激励机制、价格和增长的改变。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经济也呈现出市场波动、收入和财富增长不均衡，股票市场、房地产和金融领域产生了终极经济泡沫，凯恩斯主义者曾模糊地预测到这些内容。新千年伊始，股市崩盘，几年后，房地产市场崩溃，流动性危机产生，目前正进入深度衰退，很有可能陷入大面积的萧条。随着凯恩斯主义者从意识形态的流放中重生，新古典经济学家开始退却。

凯恩斯主义的主张一如既往:国家必须通过自身拯救资本主义。如今，这种观点再次卷土重来。面对当前的危机，只有少数新古典经济学家仍然鼓吹过去的“真理”。然而，如果奥巴马总统的凯恩斯主义计划失败，或者国家干预的资本主义仅能持续一小段时间，那么资本主义危机将再次爆发。危机将为向私人资本主义和新古典经济理论霸权的重整旗鼓创造条件。

尽管对是否需要国家干预的看法完全不同，但双方对资本主义都持有深刻的保守主义观点。他们之间产生的这种振荡摇摆均服从于共同的保守主义。当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本身遭到质疑时，这种振荡摇摆就会防止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的危机演变成整个资本主义的危机。当资本主义危机导致严重的社会疾苦时，两种理论的振荡摇摆会塑造并包容这种公共争论。解决危机的方法是更多还是更少的监管?是更多还是更少的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这种限制性的讨论使公众无法设想，更不用说思考马克思主义的替代解决方案了，即从这两种资本主义过渡到不同的制度体系。

三、矛盾、危机与回归马克思

从1870年代到1970年代，出现了两个主要趋势:工人的平均实际工资每年上涨约1.3%，而工人的平均生产率每年上涨略低于2%。在这100年的时间里，随着实际工资的上涨，工人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同时，资本家赚取的剩余价值也在不断增长。因此，虽然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差距有所扩大，但是如果工人对上涨的实际工资感到满意，就不会出现政治问题。

1970年代之前的100年是美国资本主义持续胜利的100年。资本家稳步增长的剩余价值得到了有效分配，以改善剩余价值增长的条件。他们的剩余价值被用于推动技术革新、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支付劳动者的公共教育支出以及实现规模经济的并购。工人逐渐开始关注因工资上涨所带来的消费上涨。随着他们更多地将自己定位为消费者而不是劳动者，消费主义成为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继而成为一种社会力量。工会的主要目标是推动工人获得更优厚的薪酬，以实现更多的消费，而不是争取基本的社会变革。美国资本主义特有的“成功”反映了并取决于实际工资以低于实际生产率的速度持续增长。

然而，这种成功需要付出代价。由于资本家占有的剩余价值的增长快于工资的增长，日益扩大的经济差距使得政治和文化差距也越来越大。在1970年代之前的100年中，真正的、地方的民主制度或多或少地让位于形式上的民主，后者包括由金钱驱动的选举和官僚体系。同样，日益加深的文化分歧导致日益壮大的工人群众逐渐脱离了跨国企业的资本家精英及其待遇优厚的依附者。

将增加消费作为人生目标，作为衡量个人成就和价值的标准，作为对日益严苛的工作的适当补偿，这种文化与不断增长的个人消费相结合，遏制了社会分歧日益深化的风险。现代广告业的诞生和显著增长既源于这种文化，又强化了这种文化。社会普遍接受了将消费看作衡量个人成功和成就的主要标准，这导致宗教领袖、政治家、作家和其他人谴责大众沉溺于物质“价值”，而不是追求精神“价值”。他们的这种反应揭示了消费主义的巨大社会力量和影响力。他们无法阻止、更不用说遏制大众消费主义的兴起，大众消费主义已经成为弥合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日益扩大的社会差距的社会粘合剂。

从197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资本主义长期以来的成功模式不再奏效，实际工资停止上涨，而每个工人的生产率却继续上升。这使资本家占有的剩余价值暴涨，因为工人不再享有提高生产率所获得的收益奖励。剩余价值的生产者与占有者之间的社会差距也急剧上升。

资本家不再需要支付上涨的工资，主要有四个原因。第一，1970年代，计算机革命开始取代数百万美国工人。第二，为了应对欧洲和日本日益激烈的竞争，美国企业将生产从美国转移到工资更低的地区。这些变化都缩减了美国国内对工人的需求。第三，大量妇女走出家庭，进入有偿劳动岗位。第四，越来越多的移民也增加了求职者的数量。基于上述四个原因，劳动力市场发生了改变，雇主不再需要提高工资。

1970年代之后，剩余价值生产的激增改变了美国的资本主义。财富涌入资本家的账户，企业财富、权力和社会影响力的惊人扩张得到支持。企业董事会将暴涨的剩余价值的大部分分配给自己(作为快速上升的最高管理层的薪酬、认股权和奖金)，一部分分配给较低级别的管理人员(作为他们的薪酬和经营预算)、银行家(作为利息和费用)和股东(作为股息)。上述群体越来越富欲，而大量工人却感觉生活日益艰辛。

因为缺少工资上涨作为支撑，工人家庭本可以放弃增加消费，然而他们并没这样做。提升消费是个人愿望的实现、社会成功的标志以及对子女必须遵守的承诺。当工资不再上涨时，工人就找到了另外两种方式继续增加消费。

首先，由于实际小时工资不再上涨，工人家庭就要派出更多的家庭成员工作更多的时间，以获取报酬。丈夫、青少年和退休者开始从事更多的工作，数百万家庭主妇和母亲也加入了劳动力市场。这种做法虽然增加了家庭的额外收入，但是也增加了求职者的供应量，进一步削减了每个人的实际工资。

工人家庭中的更多成员加入工作，使得有偿劳动力增加，这带来了巨大的个人成本和社会成本。妇女越来越多地承担起两份全职工作，一份在家庭外，一份在家庭内，因为她们还要继续承担大部分家务，这种双重转变的附加压力使家庭关系变得紧张，离婚率也随之上升。家庭新增劳动力的额外成本大大抵消了其对继续增加消费所做的净贡献。为此，必须找到其他的资金来源。

这种额外来源就是家庭负债。据联邦储备银行记录，1975年，家庭债务总额为7340亿美元。到2006年，该数字已经上升到12.817万亿美元。在这30年间，债务的爆炸式增长史无前例。工人们耗尽储蓄，背负上不断增长的债务。到2007年，美国工人因超长的劳动时间而疲惫不堪，因担忧家人和家庭离散而精神压力倍增。1970年代后期，美国工人遭受压榨，却为美国资本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使他们进入一个新的“镀金时代”。他们慷慨地疏通政治家，以巩固他们获取超额剩余价值的条件(如技术变革、工作出口、移民)。巨额财富集中在相对少数的人手里，导致专门管理这种财富的企业快速增长，比如投资银行、对冲基金等。顶层极速增长的财富所带来的幸福感，导致财富管理自然而然地陷入了投机。

利用公司剩余资本进行金融投机的一个主要方法是将剩余资本以高利率借贷给有风险的工人阶级家庭，后者需要靠借款来维持自身的消费，这种方法是美国社会分化加深的征兆。这被称为“次级”贷款，由于工人无力偿还，因而最终会背叛投资者。工人及其家庭无法做更多的工作、赚更多的工资、借更多的钱，更不用说还贷了。停滞的实际工资使资本主义的繁荣反过来刺破了资本家的投资泡沫。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企业内部的阶级斗争以及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与1970年代不断变化的社会背景相互作用，从而结束了长达一个世纪的实际工资上涨，进而积累了一场重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所有要素。

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只有当大量工人的疲惫、压力和债务导致资本主义制度走向崩溃时，其欣欣向荣的“另一面”才变得清晰可见。回归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这种可见性的结果，也是它的深层原因。

四、马克思主义的解决方案

伴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使工资停止上涨是资本家与劳动者不懈斗争的永恒目标。一旦条件允许，资本主义企业就会实现这个目标。一旦这一目标得以实现，就会反复出现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金融投机、经济繁荣、泡沫破裂并引发危机。对这种反复出现的危机，马克思的解决办法是改变这种制度。社会条件会一直发生改变，但是一种不同的、非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将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条件。

马克思主义明显区别于现在的凯恩斯主义和过去的新古典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解决方案并非通过增加或减少国家经济干预、监管或解禁信贷市场和其他市场来变革资本主义。相反，它要从根本上改变生产中的阶级结构。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要将工人置于企业之中，让他们处于能够获得他们在该企业中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地位。这当然也会让他们处于剩余价值分配者的地位。每个企业中生产剩余价值的工人实际上也会成为他们自己的集体董事会成员。他们将取代由主要股东选出并对其负责的传统公司董事会。这将消除资本主义企业中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对抗，从而改变董事会决定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在哪里生产以及如何支配利润等的方法和结果。

这种超越资本主义的变革可以成为经济民主化的第一步。每个企业都会需要民主，生产者在决策方面具有平等的地位。接下来，有必要通过当地社群与企业的相互依存来扩大经济民主，工人和居民继而可以对每个企业生产和分配的产品和剩余价值享有民主权力。

以这种方式改变阶级结构不会消除经济中产生的矛盾和危机。但是，后资本主义危机将会完全不同，对它的理解和应对也应当完全不同。首先，后资本主义危机不大可能像现在这样由实际工资停滞引发。如果美国的工人能够组建自己的董事会，那么1970年代的状况就不大可能导致实际工资停止上涨。一旦危机真的爆发，人们可以更加人道、更加准确地加以应对，因为扩大民主涉及取消资本主义生产的阶级结构。原则上，应对危机的成本及其所带来的损失将由大家共同承担，这一原则根植于并且直接源于后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数百万人因丧失抵押赎回权和失业而动荡不安，另一些人却置身事外;一些濒临破产的企业得到政府的大力救助，另一些企业却行将倒闭;一些地方和政府继续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另一些政府却不管不顾。这些荒诞的差异在后资本主义阶级结构的基础上都不太可能发生。

还有另一个关键的差异需要考虑。罗斯福新政曾对资本主义施加了大量监管，明确希望结束大萧条，并防止未来再次出现类似的衰退。新政的监管和税收限制了资本家追求其目标的方式和方法。然而，这些监管和税收从未改变资本主义生产的阶级结构，资本家仍然掌管着企业，占据主导地位并分配剩余价值。鉴于公司董事会对股东和自身利益负责，他们十分迫切地要逃避、削弱、甚至取消新政的监管。此外，作为每个企业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占有者，他们也有资源来逃避、削弱或取消新政的监管。事实上，资本家回应了董事会的这种愿望，并利用他们的资源来取消新政，特别是1970年代以后在罗纳德·里根、乔治·布什、比尔·克林顿和小布什当政时期。在上述类型的后资本主义阶级结构中，企业董事会几乎不可能想要或者确实能够削弱未来的反危机变革。

【理查德·沃尔夫(RichardD.Wollf):美国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史清竹: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研究部。察网www.cwzg.cn摘自《国外理论动态》2017年0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