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来自海外的神秘电邮报告
.作者：俞飞龙（？）
转贴者：wanshi
坐在阳台上，一支烟，两只烟……虽然我的视野里没有一个人，只有楼房，楼房，以及楼房尽头绿意葱茏的小山，但我握烟的手仍止不住一阵阵微微颤抖，我不知道该如何消化刚才见到的一切，我宁愿什么都没看到，但这个假设并不成立，我已打开了它，也已逐字逐句读完，并立即产生了一种被大当量导弹击中的窒息感——我确信，一个重大的事件，也许足以震惊世界的事件，正在意外降临我的生活。
一刻钟前，我的邮箱收到了一封电邮，这封来自美国东部的中文电邮，有着难以置信的内容，发信人是曾与我朝夕相处、后又发誓此生不再去提起的迈格尔，一个号称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旅游者。2002年6月，我曾作为历史专家，陪同翻译和他走了大半个中国。
和所有“国际型”美国佬一样，迈格尔看上去热情，健谈，不拘小节，喜欢争论、装酷。当然，这些都是表象，在新疆、广东游玩期间，我发现他还有着另外一些捉摸不透的性格，比如突然变得阴冷，或者焦躁，有几次居然把我们扔在宾馆，自己独自出去“游山玩水”，几天不见人影。这些奇怪的，事后也没有得到额外解释的举动，让我隐隐约约感觉到，他可能有着更神秘的身份。
但是，他是老板特别关照要礼貌招待的客人，所以我和翻译虽然有些狐疑，也装着视而不见，倒是他自己最后忍不住——也许是良心发现，也许我们几个月相处，确实结下了让他感动的友谊——用一种无法作为证据的方式显露自己其实有着另外的特殊身份。
某天，确切地说是2002年10月中旬，在他决定离开中国返回美国的那个傍晚，我们在一家咖啡馆做告别聚餐的时候，他不由分说、以命令的口气要我和翻译尽快离开广州。翻译本来就是北京人，当然会回去，彼时，也恰好有朋友邀请我去北方发展，我已为这个提议犹豫了好几个月，于是也鬼使神差地听从了他的劝告，去了北方。
半个月后，是的，仅仅只是半个月后，一种通过呼吸道传染的、足以让人致命的病毒，开始在广州蔓延（注释：2002年11月开始，广州附近市镇出现一种通过空气快速传播的致命新病毒，该病毒在侵入人体后，可自己进行复制，引起机体的异常免疫反应，直接损伤免疫系统特别是淋巴细胞，感染者的死亡率高达11%，广州、北京很快成为这种那个病毒的重灾区，感染人数迅速上升，该病毒还通过香港、澳门，被传向了台湾、新加坡、欧洲、北美等地，2003年1月22日，中国大陆首次使用“非典型肺炎”来对它命名，2月底，世界卫生组织意大利籍传染病专家卡洛•厄巴尼（Carlo Urbani）大夫根据当时已经掌握的情况，将其命名为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简称SARS。整个非典期间，中国大陆有数千人被感染，330余人死亡。）……记得最初得知这个消息时，我刚在新单位办完入职手续，完全惊呆了，迈格尔那番明显充满画外音的话，再一次在我耳边响起，这段话实在太特别了，乃至直到今天，我依然能几乎一字不漏地背出来——“有些事情，不是你能阻止，也不是我能阻止，而是，它必须发生，卡（注：为方便旅途交流我特意取的英文名），相信我，你和罗斯（注：翻译）一定要离开这里，走的越远越好，否则，你们会很快发现，自己做了一个糟糕的决定，非常的糟糕，我与你们相处这几个月，我已在心里把你们当做了我很好的朋友了，它迫使我离开前必须对你们说这些话，相信我，我是值得你们信赖的朋友，我的劝告没有恶意”。
迈格尔说这番话时，脸上带着一股不容质疑的严肃，也许，还有隐约的内疚，乃至惶恐，这让他本来英俊的脸看上去有些古怪，让人本能地感到这番话不同寻常，至少，我脊背当时就突然变得凉飕飕的。
在证实广州确实发生了疫情，并正在扩大之后，我本能地觉得，“热爱中国文化的游客”迈格尔，一定与这次突然发生的疫情有某种神秘的联系，这真是一种让人寝食难安的感觉，我甚至打长途和担任翻译工作的罗斯商量，是不是把迈格尔临别时那个不寻常的细节向有关部门汇报一下，以对查找这种病毒的来源有所帮助，但在仔细分析了有关这种病毒的内部报道后，我和罗斯都犹豫了——政府显然不希望把这件事和任何阴谋、尤其是他国阴谋联系在一起。更主要的是，除了那番抒情味道很浓的话外，我俩都没从迈格尔身上发现其他可以作为证据的破绽……看来，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沉默，并把迈格尔拉入黑名单。
没想到，7年之后，他竟会再次主动给我来信，不但坦承了自己当时的身份，甚至还围绕这一身份爆出了一系列可能震撼世界的惊天秘闻。从行文看，这封信写得很凌乱，很跳跃，在急促中一次挥就的痕迹非常明显，这与迈格尔文中所述的处境吻合——因为与CIA分道扬镳，他最近这些年一直处境微妙，不得不东躲西藏：
“卡，还记得我这个朋友吗？
亲爱的卡：
我的喜欢忧郁和怀疑的朋友，你还好吗？
我确信您还记得我，也许在你眼里我很特别，很可疑，我一直记得七年前，你偶尔看我时的那种眼神，我想我知道你当时心里在想什么，我看上去象一个特工？对吗？
你的猜测其实完全正确，当时，我确实在为CIA服务，但一切都已经过去，现在，我也许是他们最急于忘记的人之一，我确信，因为我的中国之行，有天我会像威廉班尼特那样意外死亡。
知道威廉班尼特（注释：退役陆军中校，情报专家，北约78天空袭行动的核心人物之一，负责为北约在地图上标出轰炸目标，并导致了中国大使馆被误炸，2009年3月22日清晨，他与55岁妻子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劳登郡兰斯当的河畔公园散步时，离奇遇害。）吗？那个退役的陆军中校，他是在作战地图上往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上画圈的情报专家，最近几天他成了名人，整个世界都在议论他的死亡。我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依然处在无比的恐惧中，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恐惧，因为那天我恰好在谋杀现场——威廉•；班尼特是在赶来和我见面的途中遭遇不幸的。
被谋杀，也许对威廉班尼特，或者我而言，并不算是意外，但因为赴我的约而搭上他妻子的命，给我带来了新的内疚。
我急着从纽约赶去弗吉尼亚的劳登郡与处于隐居状态的威廉班尼特见面，在于新年过后，我们都听到过去的圈子里出现了一个传说，奥巴马的当选，改变了以前的很多事情，甚至可以说，一个时代画上了句号。为了忘记的需要，那些曾参与针对中国、俄罗斯、阿富汗、伊拉克、南斯拉夫等国特别行动的人，都必须以某种恰当的方式消失，这些人中，威廉班尼特、小史迪威和我据说上了被要求“定点清除”的黑名单，原因是我们仨都拒绝与CIA继续合作：威廉班尼特已决意金盆洗手，远走他乡，不再听命于组织，小史迪威和我更严重，虽然我们至今都对以前执行过的任务守口如瓶，但却先后背离了组织，成了“真相调查委员会”的骨干成员。如果你看过那卷关于“911真相”的录像，或者成打的让人毛骨悚然的伊拉克虐俘照片，你就该对我们的工作有印象。我急着赶去和威廉班尼特见面，是希望劝说他从隐居的地方站出来，说出他经历的真相，这是我们”拯救美国”计划的一个重要部分，所有善良的美国国民都有权知道真相，有权知道是谁在欺骗他们，用了什么样的手腕欺骗他们，以及为什么欺骗他们。可是，也许这是上帝导演的一部电影，我因为发动机出了故障（该死的通用），被人抢先了一步。
因为我的姐姐在911不幸遇难，我本人曾对本拉登怀有刻骨仇恨，发誓复仇，这一经历和态度，使我获得信任，并得到了我视为荣誉之战的“中国之行”，完成任务归国不久，我的同事兼好友，同时也是我姐姐生前恋人的小史迪威从阿富汗归来，他带给我了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消息，他在阿富汗一个偏僻的、专门供美国驻外高级军官疗养的地方，看到了我们的共同仇人——本拉登，在那里，他不是价值5000万美金的通缉犯，竟是一个可以在病后享受到高级待遇的客人。
我的上帝！是小史迪威疯了？还是本拉登疯了？我俩仔细推演了他见到本•；拉登，包括在疗养院期间的所有细节，最后一致同意，不是小史迪威疯了，更不是本拉登疯了，而可能是：美国疯了。小史迪威甚至认为，我视为骄傲的”中国之行”，其实可能是美国牵制中国，为武力进攻伊拉克减小阻力和障碍所耍的一个手腕。而被我一路暗中跟踪、受到中国情报部门同情的疑似“基地组织”的成员，可能并不是我的敌人，反而是我的“伙伴”！！！
随后发生的事实，让我不得不相信小史迪威的判断很有道理，在中国大规模爆发疫情，自顾不暇之际，盟军攻击伊拉克的战斗打响了，日本（你可能不知道，它的情报机构派员暗中参与了我的“中国之行”）如愿以偿得到了被许诺的果实——合法出兵海外。
在盟军战斗打响伊拉克战争头一天，小史迪威和我也同时离开了CIA，开始主动接近由弗吉尼亚州立大学亨特教授领导的“真相调查委员会”。人生就是这样荒诞，我记得一年前，我还曾在911废墟前，与他领导下的几个执着的、向路人举着“我们要真相”、 “美国被阴谋击中”等牌子的自愿者差点发生过肢体冲突，在我眼里，他们就是不可理喻的偏执狂、阴谋论嗜好者、躲在阴暗角落里撕咬美国墙角的臭虫，不值得被人权尊重。
亨特教授因为针对911所作的不合时宜的演讲，已处于半退休状态，好在他并不在乎，而是和他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继续那在旁人眼里不可思议的“拯救美国”的事业。在放弃了偏见之后，我和小史迪威都惊异发现，911是一个阴谋的痕迹实在太过明显了！亨特教授向我们展示了很多证据，且不说双子楼下地下室化成钢水的钢筋和奇怪的爆炸声，也不去讨论五角大楼那个看不到巨大的机翼痕迹的洞，单是双子楼倒塌的速度（这是无法作假，众人皆知的事实）——那个速度几乎是一种自由落体速度——911事件的真相就完全值得追究。
如果911真相真象亨特教授所描述的那样，那么，更为严重的问题是：这些阴谋策划者究竟要干什么？如果911是一个阴谋，那么，很显然，这些邪恶的策划者，在实质领导着这个国家，美国将被他们带向何方？他们究竟想从诸如此类的阴谋中得到什么？
当我完全站在了亨特教授一边，试图与外界沟通的时候，我发现，美国在瞬间就变成了一个我不能理解、也无法走进的社会——周围的人以异样的目光看着我，仿佛我是一块无法消化的牛排，没有媒体愿意刊载亨特教授花费了巨大精力整理的资料和得出的结论，那些“公正”、 “客观”的编辑、记者先生，往往在我话还没说完，就极不耐烦地打断了我，“先生，很抱歉，我已经记不得到底有多少人向我谈起过类似的观点，而我只想告诉你，回家去，休息一下，放松一下，我想这个建议对你很有用”。
我，一个接受了这个国家最严格的心理训练，有过良好职业记录的人，竟被那些成天坐在办公室吹冷风、可能只会摸键盘的混球说成是一个心理异样者，一个因为抑郁而需要治疗的病人，这是谁的悲哀？更可怕的是，这是一个依然正常的“美国”所做出的“正常判断”。于是我们只好尽可能地把手里的一些资料录制成录像，放到网上。
威廉•；班尼特的突然暴亡，使我突发意外的可能性大增，这促使我必须去做一件事，记录下以前发生的一切，并把它交给一个妥当的人，卡，这个人只能是你，我希望得到你的帮助，这对我非常重要，我曾洋洋得意地在你的国家犯下了致命的错误，必须以一种方式来忏悔，我恳求你能尽快把这些向外公布。我会抓紧时间把7年前我的中国之行的内幕写出来，因为现实因素，我的写作可能是间断的，希望你能理解，但是，如果这种间断超过了10天，我想这最大的可能是意味着，我已经被作为社会病毒清除，这没什么，还记得我说的“有些事，不是你能阻止，也不是我能阻止的，而是，它必须发生”吗？今天它同样适用于我，对于此生，我只有意外，没有遗言，当然，你可以把我的这些记录当做我的遗言。
你的朋友
迈克尔
X月 / XX日/2009年
第一章
1
有关我的故事，也许该从我姐姐琼斯讲起。
虽然她只比我大三岁，但却称得上是我人生的领路人。我一直——这不是个笑话——很崇拜她。在我眼里，她几乎是一个完美的人：美丽、勤奋、博学、亲切，最主要的是，她爱我。
琼斯从小就是个天才，18岁那年，她考入了斯坦福大学，毕业后顺利进入了一家著名设计公司，办公地址就在世贸北塔56层，在那里，因为勤奋和聪明，她获得了连续升迁，基于这个缘故，我大学毕业后也去了纽约，妈妈这样告诉我，呶，小子，还是去找你姐姐吧，她能把纽约变成你的天堂。
我把几件衣服和妈妈亲手给姐姐做的意大利面包往牛仔背包一塞，就跳上了直达纽约的长途车。斜躺在座位上的时候，我对未来还真没什么打算和奢望，只是在为能很快到达纽约而感到高兴，那是我姐姐工作的地方，要知道，我们已经快两年没见面了。
妈妈说的没错，找姐姐介绍工作固然不符合美国人的习惯，但却适合琼斯，在到达纽约的当天晚上，我就获知，已有几个待遇优厚的工作机会在等着我，有跨国贸易公司，有新兴络公司，还有医药企业驻外代表，我对最后一个工作很感兴趣，因为我一直喜欢东方文化，渴望有一天能去中国或印度工作几年，在我表达了自己对东方文化颇有兴趣和研究，愿意去东方国家工作这个意愿后，一直陪在一旁没吭声的小史迪威（这家伙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那张长得过分夸张的大嘴）突然开口了，“嗨，我说，你还有另外的机会可供选择，敢接受挑战吗”？
这个为我们充当了一整个下午司机角色的大嘴男能提供什么更挑战性的机会？去土星殖民吗？我困惑地把头转向姐姐，发现琼斯正笑眯眯地望着我，我能看出，这个笑除了亲切之外，还有别的东西，啊，等等，让我为这个微笑找到一个恰当的形容词，恩哼，找到了，是神秘，没错，琼斯当时的微笑里还有些神秘的成分。
“迈可，你看，见到你我真是太高兴了，都忘了向你介绍默默为咱们服务了半天的司机先生，莫利•史迪威，周围人都叫他小史迪威”，姐姐的手很自然地搭在了那个可恶的大嘴男结实的肩膀上，有些顽皮地歪着头（女生一高兴，就爱歪着头说话，这很古怪，也是一个我至今都没有琢磨出原因的观察成果）对我说，“他是我大学时的师兄，你未来的姐夫大人”。
这个大嘴男竟敢泡我老姐？我心里突然升起一股不适的温怒。
大嘴男似乎没注意到我细微的神情变化，实际上，姐姐刚一说完，他就面有得色地乘机向我伸出了手，“你也可以叫我小史迪威，我习惯了这个叫法，不会介意的”。
小史迪威所说的另一个选择，的确充满了一种我从未想过的冒险激情（不知道这样翻译是否准确）。原来，他是中情局一位职位不低的官员，工作地点就在姐姐旁边——世贸大厦的副楼，表面上，他工作的机构隶属国防部，但实际却是中情局的一个分支。
“如果你热爱充满未知、冒险的生活，你可以考虑来CIA，最近，我们的亚洲事务部需要增加一些人手，我们需要信得过的人来参与我们伟大的事业”。
啊哈！刚一见面就把我列为了信得过的人，看来这家伙对我老姐已是相当的着迷，不过，我更喜欢大嘴男向我扔出的重磅炸弹——对一个刚毕业的年轻人而言，它无疑具有非同一般的吸引力。虽然我此前从未幻想过去干特工——在我眼里，那是007干的事，该由最有潜质的演员去表现。
很快，大嘴男，不，俨然老牌特工的小史迪威，给我拿回了一大堆资料。有各种履历表、心理测试题和空缺职位介绍。心里测试小史迪威不客气地代劳了，对付这个他比我在行，我要费心思考的是选择什么职位，这太复杂了，我翻看着那堆资料，什么机要组，调查组，测评组，行动组，机动组，通讯组，资讯组，会务组，介绍得十分详细繁复，让人不免眼花缭乱。
我翻来覆去地比较，最后选择了行动组——一个时刻准备为不确定性任务全球出击的部门。
有小史迪威的帮助，我很顺利地通过了初审和笔试，只剩下最后、也是最难最关键的一道关口——面试。
在面试的前一天晚上，史迪威又准时笑眯眯地出现了。仿佛不经意地和我聊起了一些问题。
你为什么要来竞争这个职位？
我答，这个职位充满了冒险，我很喜欢。
小史迪威纠正道，不，你应该说，这是一个能给我的生命带来荣誉和使命的职位，我喜欢为祖国而战的感觉，也酷爱冒险。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要熟悉东方文化。
我答，这样才能和他们尽快拉近距离，展开工作。
小史迪威再次纠正，不，正确的答案是，这样，在实际接触时，才能洞察到他们言行的真实含义。
第三个问题，一个屋子，门外有三个开关，分别连着门里的三盏点灯，如何不借助任何工具，你能用什么方法，使自己进屋后能迅速判断出哪个开关连着哪盏灯（这个问题最近10年流传得已很广）。
我答，打开一个开关，让电灯亮的时间超过它的寿命后，再打开第二个开关，然后进屋，这样，亮着的电灯连着的是第二个开关，因为灯丝断裂而发黑的灯泡连着的是第一个开关，不亮灯泡也不发黑的灯泡连着是第三个开关。
小史迪威继续纠正，不不，也许更简洁的方法是这样，打开第一个开关一段时间，比如十分钟后，再打开第二个开关，然后迅速进屋，没亮的电灯连着第三个灯泡，亮着，且用手触感，灯泡最热的，连着的是第一个开关，亮着、不发烫的灯泡，连着的是第二个开关。
第四个问题，如果你和一群陌生人走进一个大屋子，发现屋子正中有几大箱子钞票，你会做出什么反应？
我，这个简单，当然是以最快的速度冲上去抢啦。
小史迪威大笑，不，你应该大喊一声，哦，上帝，这不是上次我们没收的假钞吗，怎么它们又出现在这里了，随后你一边掏出电话，一边指挥这些陌生人把箱子移动到另一个地方，什么地方都行，哪怕只移动一米，只要不是让它们继续留在原地都成，用这个无意义的举动，来实现一种意义，就是你和这些钞票有关，是这些钞票的主人……
他一连不厌其烦地问了我20多个问题，并不厌其烦地帮助我纠正答案。最后，他笑着向我耸耸肩，“记住，今晚我没来过，而你——”，他走到书橱，随手抽出一本书，“在读《格列佛游记》”。
第二天面试，在主考官连问了我两个问题后，我才知道小史迪威头天晚上对我得意耸肩的含义，他当时问我的问题，就是第二天面试官要问我的问题，于是，面对严肃，连每一根头发都透着威严的面试官，我装着极力思考的样子，有时故意回答一个错误答案，在回答到四分子一或一半的时候，又恍然大悟似的纠正自己，快速说出正确答案。
面试官问完问题后，果然很满意，连连点头，“你就是天生该进入我们团队的人选”。
2
借着小史迪威这双幕后黑手，我以全优的考评顺利进入了中情局亚洲事务部特别行动组。
接下来，我和10多名被录用的新人开始了为期10个月的集训。
集训科目多达20余种，除了最初一个星期的忠诚教育被我们这群新学员一致认为是在老生常谈外，其余科目让我大开眼界，同时明白了自己以前对间谍的理解几乎完全是一种误会，间谍是什么？用集训总教官切尼的话来说，就是担负着特殊任务的普通人。
既担负着特殊任务，又是普通人，这听起来似乎有些矛盾，但它们其实一点也不矛盾，相反，它可以被认为包含着丰富而微妙的专业内容，007那种华丽的装扮，丰富的眼神，以及充满进攻味道的身体语言和打斗技巧，只是一种旨在提高收视率的银幕形象，一个现实中的间谍，刚好会去极力避免这样的穿着和行为特征。
请允许我对这个集训做一个详细的表述，毕竟，直到现在，我依然把它看着我人生中最重要的经历，这期间，在一个又一个教官的轮训下，我脱胎换骨，从一个普通人变成了一名在全球活跃的特工，我得承认，那段时间也许是我此生中最愉快的日子，我身边有亲人和日渐密切的伙伴，脑子里堆满了憧憬，每天都能学到新知识，获得新体验，每个周末都能吃到姐姐亲手做的可口饭菜。
整个集训从对祖国的忠诚和中情局传统开始，涵盖了着装，交流，身体语言识别和伪装，各种新式微型武器训练，化学药物识别和伪装，危情解除与制造，情报收集与分析，线人开发技巧，时局解析，经典案例研究，甚至还专门花了一个月时间来讨论经典文学作品和流行艺术、流行用语。
这个据称集中了中情局数十年情报战经验的集训教程，很多内容大出受训者的意外。比如教官们对我们强调得最多的，是要我们学会做一个普通人。有关“着装、发型、身体语言和口头用语”的培训，都是围绕“如何做一个处在潮流中间、而不是两边的普通人”这个目标而展开。
流利的表达也受到了职业性警告，因为它“可能给人留下精明的印象，让人产生提防的冲动”，而交际过程最好的印象永远是忠厚。我们看起来可以像一个中规中矩的专家、学者、商人、杂志专栏撰稿人、旅行者、自由职业者，就是不能像电影中一看就很精干强干的007。一般情况下，昂贵的服装并不适合我们，它可能拉远与他人的距离。我们还被要求要熟练掌握“向人求助”这项技艺，这是一门隶属于心理学的伪装技术，可以降低接触者天然具有的提防心理。
有着30年特工生涯的集训教官劳伦斯关于间谍这一职业所做的概括相当有趣，他说，在和平环境里，间谍所从事的，是一种软性战争，所以最应该磨练的，不是格斗，不是射击，也不是野外求生技能，而是各种软性破坏技能。
软性战争，该怎么解释这个专有名词呢？首先它是一场“战争”而不是别的东西，但这个“战争”，又与传统意义上公开、暴力对抗型战争完全不同，它是软性的，即没有公开的对抗或软性对抗，也没有暴力因素。看上去更象是在引导一场利益博弈，或者一个智力游戏。但另一方面，它却又能达到传统战争所争取的结果：瓦解一个对手，瓦解一个团队，瓦解一个产业，甚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
软性破坏，在专业内又被称为“难以阻止、可以随机发生的破坏”，是服从软性战争需要应运而生的一种行动手段。我的中国之行背后，就是一个软性破坏行动。在此之前，我和同事罗伯特，以及两个外围组织的成员，在立陶宛、罗马尼亚、俄罗斯进行过多次类似的行动。每一次都有不同的目标，运用的手段可能类似，也可能完全不同，这取决于执行人的临场判断和幕后智囊机构的建议。
基于现实的的复杂性，执行层面的软性破坏手法可谓五花八门，有时甚至匪夷所思，比如1995年，俄罗斯财政异常艰巨之际，小史迪威曾参与了这样一个任务，游说一批知名企业列出详细投资计划，前往俄罗斯进行行程密集的投资考察，三天后，考察团庞大的收购计划“不小心”被当地一家有影响的媒体获得，并被公布了出来，一时间社会群群激愤，考察团的日程被迫中止，政府主管机构由此欠下了一个巨大的人情，我们得到了一些可以在未来获得的额外许诺。这个精心策划的活动，其实也是一次软性破坏——群群激愤下，这些规模巨大的目标企业，很快落入了与盟友走得很近的人手里。而我和罗伯特后来的立陶宛之行，竟是在这个亲西方国家，秘密用现金支助一个反西方的小团体……
最让人难忘的是整整三个月的有关武器的培训，在此期间，我们见到了足以可以举办一场小型博览会的各种武器：可以放入纽扣和耳机中的窃听器材、摄像器材、录音器材，伪装成手机、打火机、指甲刀、钥匙扣的远距离监控器材，可以发射毒针的牙刷，可以连续发射神经毒弹的香烟盒，伪装成洗面液的液态炸药，以及可以放入牙膏、茶叶、冰激凌、可乐、咖啡等食品、饮料中的铅、铍、铍化物、镉、钋-210、砣、锶、汞化物等有毒金属粉尘。
最后一类是进行所谓软性谋杀的道具，一些不为我们喜欢的重要人物，会因为这些不起眼的粉尘，在不知不觉中患上神经衰竭、神经萎缩、肺癌、脑肿瘤等稀奇古怪的疾病。
集训结束时，总教官为我们举行了一个奇怪的仪式，在这个仪式上，我们每个人被要求给自己取个绰号，据说这是中情局的传统。它意味着我们正式加入了这个组织。由于当时没有任何经验，我给自己取的绰号很幼稚，“东方幽灵”，而我在培训中结识的好哥们罗伯特取的绰号似乎更可笑，他坚持要大家叫他“短尾巴维尼熊”。
美国在危地马拉对平民进行的梅毒试验：
在1930年，美国有一个很要命的流传病，就是梅毒这种性病。因此当时的医学界就想试一下可不可以用青霉素来治疗这个病。
想法好得很吧？于是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美国医生们派出了一个医疗队到了中美洲的穷国危地马拉，说是要开一个治疗梅毒的诊所，来援助贫穷和苦难，没有得到适当的医疗的当地人民。
然后在美国国家卫生部和泛美卫生局的支持下，当时的危地马拉政府也同意，就把这个医疗诊所给开起来了。
这个诊所干什么呢？就是用美国政府的钱，请了一帮妓女，然后检查一下看这些妓女有没有性病。如果有，好极了，如果没有，就帮她们种上去。然后就让这些妓女去服务军队的士兵和监狱里的囚犯，把这些性病传染出去。
据这些记录记载，大概超过1600人被美国有良心的医生们有意的传染上了性病，其中696个被染上了梅毒，772个被染上了淋病。
当然这些做法，都是瞒着所有当事人的。
结果就是用青霉素去试验一下，看有没有效。如果没效的话，你就自求多福了，反正第三世界国家的人，还能算是人吗？
大概有三分之一被美国政府传染的病人，没有得到合适的医治。而这些人又结婚，生孩子，把性病就一直传播了出去。
这个试验进行了2年。然后差不多类似的试验，在美国阿拉巴马州的Tuskegee进行。
大概在40年的时间里面，从1932年开始，一直到1972年曝光，这个试验选择了超过400个黑人男人被染上了梅毒之后，打着扶贫，医疗下乡之类的政府计划的幌子然后谎称给人家免费医治，但是其实什么药都没有给。
这个研究是看一下如果不治疗的话，梅毒会如何影响一个人的健康和如何传染给家庭其他成员。这些没有得到任何治疗，但却以为被政府治疗的黑人，当然就不乏把性病传染给了妻子，甚至是新生儿身上。
是否与日本731的资料送给美国有关系，还是和日本一脉相承呢？
美将投资6000万美元建中亚最大病毒实验室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美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理查德·霍乌格兰德日前在阿拉木图表示，美国将投资6000万美元支持哈萨克斯坦建造中亚地区规模最大的病毒实验室，那里将保存目前发现的最危险的病毒样本。有人怀疑，美国企图借助哈国所保存的病毒资料研发生物武器，从而获得新的军事优势。
复兴岛上的死光
报道称，新实验室将于2013年在阿拉木图建成，预计有250名科研人员从事人类及动物病毒的分析研究。哈卫生部表示，实验室将有两个功能：科研功能和保存极度危险病毒的功能。
霍乌格兰德说，该项目是美哈政府间合作的一部分，旨在降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风险。同时，新实验室将提升哈国现存病毒样本的安全性以及整个中亚地区的科研能力。哈媒体称，美国斥资新建的实验室将用于取代哈国原设在咸海深处的复兴岛农业研究所，那里早年实际上是苏联一个秘密生物武器实验靶场。
苏联时期，该所下属19个实验室，主要任务是研究对付生物武器袭击的方法和研制防病毒疫苗，曾试验过西伯利亚瘟疫、鼠疫、兔死病等生物武器，所内还设有病毒博物馆，保存有220种微生物菌株，其中40种具有高危性。
1991年苏联解体后，哈国将研究所原班人马接收下来，并将原来的19个实验室减到11个，目的是集中精华，做到“少花钱，多办事”。
但由于哈国没有足够的资金保证其正常运作，研究所仍是使用苏联时代的旧仪器。更要命的是，随着全球干旱的加剧，咸海水位持续下降，复兴岛与附近大陆融为一体只是时间问题，届时岛上的危险物质将严重威胁周围居民的生命安全。此前，哈国防化兵曾用清除病菌的氯来清理复兴岛，非但没起到应有的作用，反而让有害物质渗入地下，破坏了里面的土壤。
令人害怕的“19E”
据俄罗斯《红星报》披露，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苏联在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和俄罗斯新建了许多药剂工厂，可悲的是，这些工厂不能生产出一粒维生素药片，它们生产的全都是具有大规模杀伤性的生物武器。
其中大型生物工厂主要有3座，分别是斯捷普诺戈尔斯克（哈萨克斯坦）、奥穆特宁斯克（俄罗斯）和别尔茨克（俄罗斯）。除了这些大工厂外，还有一些车间分布在奔萨（俄罗斯）、库尔干（俄罗斯）等城市。此外，在弗拉基米尔州（俄罗斯）波克罗夫市还有一个工厂，专门生产杀伤牲畜武器的工厂，以破坏敌国农业与社会经济，武器类型以马鼻疽为主，这是一种类似于口蹄疫的病毒。
所有这些工厂的技术和装备研发供应者是位于莫斯科的两家科研所，分别是生物工程制造所和生化机械设计所，负责生产相关装备的工厂有库尔干化工机械制造厂、奔萨化工机械制造厂和约什卡尔奥拉生物机械仪器制造厂等。
另据俄罗斯《消息报》披露，距离哈萨克斯坦新首都阿斯塔纳170公里处，有一个名叫斯捷普诺戈尔斯克的军工城市，它在苏联时期的秘密代号为“19E”。那里长期存在一个秘密生物武器工厂，1983-1987年期间，“19E”所产的生物武器比苏联战后40年生产的总和还多，主要包括西伯利亚瘟疫、鼠疫、鼻疽和兔死病的菌株。1989年，该厂总人数超过900人。苏联解体后，该厂主要领导人阿利别科夫于1992年携全家秘密移民美国，由于向美国提供了一批价值无法估计的情报，被美国政府授予勋章。
斯捷普诺戈尔斯克生物武器工厂内有一座6层大楼，楼号为221，其中的4层组成一个巨大的生产车间，其中放置了10个大型发酵器，每个容积为20立方米，里面装满病菌。这里还有一个实验室，用于生物遗传学研究。221号楼生产的溶液转入231号楼，进行干燥，并去除营养液，再放入7个大功率的离心机里（转速为5000转/分钟）。生成物与同源粉末混合后，放置3天，再移至第241、242、243和244号楼，这里是最后的包装生产线，制成弹药后送入251和252号地下仓库保存，这里修有专门的运输铁路。美国政府多次资助哈国，解决这些遗留问题。
截至2009年12月，美国已在哈萨克斯坦援建三个“病毒武器监测站”，其中斯捷普诺戈尔斯克生物武器工厂被完全“非军事化”。
“纳恩-卢格尔计划”
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美国颇为慷慨地向独联体国家提供拆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资金，以确保危险物资不外流。
早在1991年秋苏联解体前夕，美国就感到因“8·19事件”而元气大伤的戈尔巴乔夫政府已失去对局势的控制，因而也存在着中央政权对核武器失去控制的危险，尤其是在苏联境内分布广泛的战术核武器。于是，美国参议员萨姆·纳恩和理查德·卢格尔提出的一项立法草案被通过，它后来被称之为“纳恩-卢格尔计划”。这项立法规定，从美国国防部预算中拨出特别经费来资助新独立的原苏联国家销毁核武器和加强防止核扩散计划。
到1995年3月中旬，独联体国家里的核武器大户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总计1300枚核弹头从弹体上拆除，其中1000枚运到俄罗斯。到1996年末，原苏联境内各国中，俄罗斯成了唯一核国家。
据印度亚洲新闻社披露，“纳恩-卢格尔计划”并未因核武器转移工作的结束而终结，出于对散落在一些独联体国家角落里的生化武器的担忧，2001年“9·11”恐怖袭击发生后，美国认为那些经济凋敝的独联体国家所继承的“苏联科研遗产”具有非常大的潜在威胁，因为缺乏监管的苏联科研成果可能会被恐怖分子和极端分子窃取，用来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因此，美国将更多经历放在雇佣原苏联科学家以及重新规划有关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监控设施。除了前面提到的哈萨克斯坦的三个“病毒武器监测站”外，美国还在阿塞拜疆（1），格鲁吉亚（5个），乌克兰（1）和乌兹别克斯坦（8）建有类似设施，以便为那些危险的生物武器制造原料筑起第一道防线。 （陈肇祥）
［也许很多问题不可能得到确认。但可以肯定的是，
1.非典是一次“政治事件”。美国肯定是参与其中。当时的欧洲，特别是法国是企图帮助中国来平衡美国的。
2.“非典”如果确实是认为投放的，那么中国政府肯定会有所察觉。在病毒溯源时政府为什么短时间内就公开下结论是一种大家都不熟悉的动物果子狸，并不允许再公开讨论病源？我相信政府这么做是有道理的。因为还没有到秋后算账的时候。］
3
我已经不记得，在CIA供职期间，我共换了多少部手机，但是，我的每一部手机里，一定都保留着同一段录音。它是集训结束后总教官切尼发表的一段演说，虽然简短，但足以让我血脉喷张、无比骄傲，感觉自己就是不戴面罩的蜘蛛侠，在为令我骄傲的祖国从事着重要而伟大的工作……我万万没想到，我会因此失去了姐姐，陷入一连串让我目瞪口呆的阴谋——虽然直到现在，我依然不知道谁是911的幕后主使，谁害死了我姐姐，但毫无疑问的是，它一定与我们这样的机构密切相关。
在小史迪威和我离开CIA的当晚，我和他曾有到安葬姐姐的公墓拜望姐姐，在月朗星稀的夜空下，冰凉的墓碑上，姐姐脸上挂着我异常熟悉的微笑，我甚至能在心里听到她的笑声，包括她的呼吸……可我们却阴阳两隔，生死相对，我忍不住失声痛哭。
在姐姐的墓前，我曾带着与此前完全不同的心情，再一次播放了这段录音，把它作为一种仪式，一种对我、切尼、劳伦斯、贝尔和小史迪威进行惩罚的仪式。那一刻，我发现，在这个世界上，脱掉华丽的外衣后，自己是如此潦倒，几乎一无所有，只能以这样苍白无力到可笑的方式为自己赎罪。
听听吧，听听这些我曾经崇拜的声音！听听这些蛊惑人心的甜言蜜语！听听这些我工作闲暇，在莫斯科、彼得堡、里加、贝尔格莱德、维尔纽斯、布加勒斯特、马尼拉、东京、雅加达、曼谷、北京、乌鲁木齐、广州反复给自己播放的精神交响乐！虽然我现在已经与此无关，但我知道这样的故事在继续，这个世界依然屈从在这样的声音和逻辑之下。
小伙子们
欢迎你们的到来。
请允许我从此以后把你们称作美利坚最有使命的人。强大的美利坚，会因为你们的战斗继续强大，直到取得完全胜利。
也许从1620年开始，美利坚就注定会在这个世界诞生，并注定要承担这个世界领导者的角色。老欧洲创造了自由、民主，而新欧洲全面实践了这些可贵的制度和文化，缔造了公认的人类奇迹，我相信，未来，你们无论在亚洲、欧洲，还是澳洲、非洲，都会听到那里的人们，那里成功、体面、富有教养的人们对这种文明、制度的称颂和膜拜，这种足以让我们骄傲的称颂和膜拜，就是我们继续为美利坚战斗的理由。
今天，无论神学界、学术界还是纯粹的世俗生活，再没人怀疑，美利坚的诞生、统一、强大，体现了上帝的意志，智慧的先辈们对美利坚的诞生做出了这样令人自豪的解释，上帝要用一块新的土地，重新安排人类的秩序，他选中了美利坚。
我们有幸生于此间，更有责任去聆听上帝的声音，以此确立我们的现实目标。我们的任务，就是去实现这些目标。上帝已经赋予了我们强大的力量，我相信，这种力量，足以摧毁一切试图阻挡我们前行的或明或暗的势力。
你们的战斗，将富有个性，但绝不孤独，我们有着庞大的网络，每一个任务背后，都有旁人难以想象的后援团队的存在，这也是我们为之骄傲的一部分。
小伙子们，去战斗吧，用战斗把你和我们的团队连在一起，用战斗把你和美利坚连在一起，用战斗把你和上帝神秘的意旨连在一起，它会让你拥有充沛的精力，获得快乐的体验，超凡脱俗、与众不同。
只要研究美国越深入,越觉得这个国家非常邪恶.
美国攻击中国是邪恶轴心,其实他自己才是超级邪恶轴心.从美国逐渐公开的历史文件看,这个国家的邪恶程度是无法想象的.
也就是说,虚有其表心够黑.
4
集训结束，我和机动组、机要组、调查组的成员又进行了3个月的轮训，才算正式进入各自工作的部门，我去了特别行动组，最要好的哥们罗伯特则去了调查组。和CIA的其他机构一样，我所在部门的办公地址分散在国内不少城市，除了在华盛顿挂着真实名号外，在纽约是一家投资顾问公司，在洛杉矶是一家私人顾问公司，在旧金山是一家新型环保技术研究所，在五大湖区的底特律，我们甚至是一家公益性的劳工权益研究机构。
我很快就与这些活跃在全世界的同事熟识起来：约翰•克劳特、威廉•威廉姆森、安东尼•菲尔米德、杰克•克瑞克德，鲁考斯•哈尼贝恩、夏维尔•布瑞塔尼……我的直接上司是米歇尔，小史迪威的同期同学。
“哦，迈可，我可以这么称呼你吗？”，因为小史迪威的关系，米歇尔一见到我就显得亲热异常，那是一种让我难以适应的过分亲热，有点象，对了，象一个粘乎乎的娘们。“欢迎你来到这儿，你放心，在这里，你会很快找到当王子的感觉，凯瑞斯——”。
他扯着鸭嗓子对一扇半开的门大喊了一声，一个个子足有1米9的女子应声而出。
“我的秘书，来，你们认识一下，特行组的一等秘书凯瑞斯，他是迈可，迈克尔，刚从总部那边过来，很棒的小伙子，我喜欢这样的小伙子，哦，该死的……”，米歇尔看起来还准备没完没了地唠叨10分钟，我无奈而笔直地站着，凯瑞斯，这个高得可怕的女人，可能早熟悉了米歇尔这脾气，并不打算买他的账，她居高临下打断了米歇尔的话，“得了吧，头，迈克尔还站着呢，您是不是要我给他安排一下？”。
米歇尔有些尴尬，过来拍拍我的肩，“瞧，我们的女强人，每天我都不得不仰视的女强人，这给我带来了难以抹去的心理阴影，我……”。
凯瑞斯无辜地耸耸肩，示意我跟她走。
凯瑞斯是一个严肃到有些古板的女人，但无疑，她非常适合那个职位，甚至在我们这个小团队中，她有着一种特殊的、别人难以替代的作用，正如一直参与策划解体南斯拉夫的鲁考斯•哈尼贝恩所说，“当我需要仰着头和一个美丽而优雅的女士说话的时候，我知道，我又回到自己这该死的窝了”，这句从资历最深、在圈内名气最大的鲁考斯•哈尼贝恩嘴里冒出的俏皮话，把严肃的凯瑞斯恭维得差点花枝乱颤。虽然她随后立即板着脸说，“鲁考斯，求你别把在贝尔格莱德没用完的幽默倒在办公室，难道您没闻到，这里面有股发馊的萨瓦河水的味道吗”？
事实上，鲁考斯•哈尼贝恩的幽默只是偶尔的，绝大多数时间——没出差的时候——他都一声不吭、皱着眉，呆在自己的办公桌前，一边浏览文件和网页，一边抽不知从哪儿搞到的古巴雪茄。我曾非常希望，自己的第一年实习是跟着这个有着传奇经历的大个子学上几手，但当米歇尔把我领到他身边的时候，鲁考斯却不买米歇尔的帐，“头，你知道，我习惯了独来独往，我不知道——”，他停顿了一下，歉意地看了看我，“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身边多出来的一个人”。
最后我成了约翰•克劳特——一个经验丰富的亚洲事务专家——的助手。不过我总忘不了鲁考斯，他单枪匹马把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马其顿从老南斯拉夫分离出去的传奇经历，让我如此膜拜，于是我经常“不经意”地送他一两支印尼雪茄、或者西班牙雪茄、或者墨西哥雪茄，变着法子讨好他。但他一直没放松对人的距离感，直到1996年上半年，南斯拉夫大选出现了骚乱苗头，总部直接点名小史迪威领队出击南斯拉夫，我则被小史迪威指名前往做些“协助工作”的那个下午，鲁考斯才破天荒地主动邀请我去喝咖啡。
［当时萨斯一出来,很多人就怀疑是美国人放的病毒了,我听某些官员说得,某些美国人到中国走一遭,放出这个病毒在中国做试验,就回国去了.
这也是后来为什么有国人出了一本书,叫什么民族基因攻击,根据你那个民族的基因弱点进行病毒改造,专攻你那个民族.
据说美国人从中国采集了大量的中国人基因,联系到美国人在基因研究方面的领先地位和转基因粮食等,的确不得不让人怀疑.
某些爱国人的警世良言,是有很多先见之明的,值得国人警醒.］
5
在我心中地位近于神的鲁考斯开口的第一句话，竟是，“哦，迈格尔，这真不是一个让人舒服的感觉，我觉得他们在准备抛弃我了”。
我愕然失语，饶是我聪明绝顶，也万万想不到在整个系统内声名远扬的鲁考斯会说出这样的话。
“要不他们该叫我去，我熟悉吉拉斯、熟悉在南斯拉夫最有影响力的实践派学者，熟悉斯托扬诺维奇、马尔科维奇、塔季奇、高鲁波维奇”，他显然被心中的失落激怒了，“在必要的时候，我甚至可以通过中间人找到米洛舍维奇贴身的人”。
“最近几个月我一直在研究这次大选，知道吗？为这个我足足用去了6根昂贵的雪茄，我已经有了非常完整和贴近南斯拉夫现实的方案，我知道该找谁去做什么”，鲁考斯说这番话时，刻意不看我，而是把目光对准窗外，“可是，我却必须呆在这儿，而你知道，拒绝我去，就意味着阻止南斯拉夫继续解体的方案被否定了，南斯拉夫将会继续解体，相信我，那是一种错误的选择，是在满足欧洲人、甚至独联体的意图”。
对引起他愤怒的问题，老实说，我太嫩了，完全不了解，也听不懂。
“迈格尔，很抱歉，我不该在你面前说这些，我不该在你面前抱怨，可是——”他愤怒地快速做了一个拳击动作，“我太厌恶了，厌恶我的工作，厌恶我的报告，厌恶那些脑子里只装着牛扒和香槟的头头脑脑们”。
他甚至耸人听闻地宣布，他们是在犯罪。
大约花了两个小时时间，我才逐渐明白了鲁考斯的愤怒，在鲁考斯眼里，南斯拉夫从来不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这个1948年就和苏联分道扬镳的多民族国家，有着非常好的民主政治架构和市场经济基础。在他接替前任完全负责南斯拉夫事务的时候，在南斯拉夫政界、学术界最有影响的《实践》杂志(注释：《实践》杂志是南斯拉夫实验派的标志性刊物，是著名的反政府旗帜性刊物，它最初由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克罗地亚首府萨格勒布出版的一本政治杂志期刊Pogledi改名而来，成为一本哲学杂志，并诞生了著名的贝尔格莱德八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年，《实践》杂志在纽约设立了编辑部，出版《实践国际》)甚至已经开始了与美国进行公开、全面、深入接触，并在纽约成立了独立的编辑机构。
1990年，在结合苏联当时的局势分析后，鲁考斯曾向总部给出了一份针对南斯拉夫的完整的报告，全文以解体苏联为背景，分析了南斯拉夫未来如何演化才最符合美国的利益。
鲁考斯认为，作为一个现实趋势，可以看到共产主义阵容正在东苏地区瓦解，由于价值基础在整个社会遭到彻底摧毁，这一趋势几乎不可逆转。当时的南斯拉夫，则不但面临着严重的意识形态问题，还面临着更严重的民族矛盾问题，存在随时解体的危险，但在苏联即将解体的假设下，鲁考斯建议中情局针对南斯拉夫的措施是阻止它的解体，因为，一个“强大、统一而亲美”的南斯拉夫，将是美国向东抵御苏联，向西制衡西欧的天然基地，并且，让南斯拉夫完全倒向美国，是非常可能的，他已利用手中控制的基金和投资机构，对南斯拉夫朝着这方面发展做了足够安排，南斯拉夫基于多民族矛盾和地缘政治因素，会永远需要得到美国支持。
可让鲁考斯没想到的是，由于当时沙漠风暴并不顺利，白宫对苏联是否能解体信心不足，为了鼓舞士气，提高盟友的信任度，打击共产主义国家正在高涨的宣传攻势，竟命令中情局大幅度修改了这份报告，声称南斯拉夫存在即将解体风险，并不合常规地高调向媒体作了公开（注释：1990年底，“沙漠风暴”陷入僵局之际，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份内部刊物上登出了一篇对南斯拉夫局势进行预测的文章，认为“南斯拉夫将在今后18个月内解体”。这一热门预测很快出现在了《纽约时报》等公开刊物上，并在世界范围内掀起轩然大波，南斯拉夫当局当即发表声明，提出强烈抗议和谴责，国际舆论也大多认为这种说法完全没有根据，纯属无稽之谈，然而不到一年的时间，局势的发展却应验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说法。一些历史学家后来对此做出了这样的结论：恰恰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报告，成为一种催化剂，使本来可以避免的解体变得无法挽回）。
这份报告旋即在全世界范围引起了轩然大波，有人愕然，有人讥笑，有人沉思，但它，最终被评估为加速了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从前苏联独立出来的进程。是引发为时3年多的波黑战争的“另一个催化剂”。 鲁考斯由此声名大震，被称誉为单枪匹马瓦解了南斯拉夫的谍报英雄。可他本人暗地里却为此痛苦不堪。因为这不是他的初衷，不是他想要的结果。事实上，直到与我交谈，他依然坚持认为，苏联的解体是必然的，与他是否提交过那份报告没有任何关系，而解体南斯拉夫，则是一个绝对不明智的选择。
在鲁考斯看来，一个分裂的南斯拉夫，更符合的是欧洲和独联体的利益——它们彼此都得到了一个被他们认为是“必要的”战略缓冲地带，而美国人每年投入数千万美金，在这个地区得到了什么？具有高度民族情结的民族国家？不，这不是美国需要的，这不符合美国的地区利益，如果按照这样的思路来引导南斯拉夫局势，可谓正中的，是盟友的下怀。
鲁考斯主动邀请我的目的，是希望我能继续他的观点，我平时对他的尊重，被他当做了最后的救命草。
“迈格尔，我知道我的想法有些疯狂，有些不合适宜，但我必须去努力，老南斯拉夫已毁于战火，不必要的战火，我不愿意看到那块土地上继续燃起战火，相信我，有无那些战火，对美国来说都不重要，但却会因此死亡无数的人，更多人则将流离失所。对那些本该和我们没有矛盾冲突的人，我们该在心里保持一股善念，不是吗”？
鲁考斯最后一句话让我大为震惊，并迫使我认真考虑他的建议——尽管我还不能完全理解他的态度和观点，因为，在我集训结束，准备参加接下来的轮训的那个晚上，姐姐也曾对我说过几乎一模一样的话，“迈格尔，我希望你今后无论在哪里，无论面对什么人，或者什么事，都要心怀善念，能听懂姐姐在说什么吗”？
回到办公室，凯瑞斯已经整理好了南斯拉夫方面的资料，她将一个旅行袋递给我，“迈格尔，祝你好运，里面是你需要的资料，哦，也许比你需要的更多——鲁考斯把他对南斯拉夫的见解也放到里面了”， 鲁考斯目无表情地坐在座位上，向我默默点了点头。
6
这是我第一次欧洲之行，在此之前，我只跟在克劳特屁股后面去过东京、孟买和马尼拉这几个亚洲城市。小史迪威已先行一步，嘱咐我到达贝尔格莱德后，去一个叫红蔷薇的酒店找他。我在去机场的路上，以及飞机上，浏览了一遍凯瑞斯给我整理的资料，随后重点浏览起了鲁考斯关于南斯拉夫的局势分析。
鲁考斯给自己的研究报告取的名字是，“避免一场不必要的战争”。
报告中，他把刚结束不久的“波黑战争”，归纳为一场为满足一种传统帝国嗜好而被英、法、德、意、土决策部门和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权利觊觎者煽动出来的战争。是“最残忍、没人能置身其外、完全失控的种族战争”，他看到了“大量非人道的杀戮场面”，最后的胜利则无一例外落到了当地阴谋制造者手里。这看起来象一个噩梦。而“看到累计过亿的美国纳税人的钱，用来在南斯拉夫地区制造让人内心不安的惨剧，并让其的政治走向对美国的区域利益构成消耗，他有责任做出必要的警示”。
鲁考斯用了大量篇幅分析米洛舍维奇，以及在他实质领导下、也在本次选举中获胜的塞尔维亚社会党。他觉得，塞尔维亚社会党并没有对西方传统价值构成威胁甚至对立的意识形态诉求。米洛舍维奇本人其实具有强烈的民主倾向，他对美国的激烈反对，并非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排斥，而是基于一系列现实因素，在他和他的智囊机构看来，正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长期煽动，才导致了南斯拉夫的塞族、穆族和阿族的不合乃至爆发战乱，这种判断使得他必须反对美国，所以，如果美国对南斯拉夫战略作出与英、法、意、土不同的选择，选择支持米洛舍维奇对科索沃的行动，支持他的统一，支持他竞选胜利的合法性，那么，米洛舍维奇就再没有理由反对美国，反而——从当时的局势判断，他极有可能——可能感谢美国，美国就可能以支付极小的代价，实现米洛舍维奇从反美走向与美国合作的转变。
而如果，美国依然持此前“继续肢解南斯拉夫”的强硬立场，那么，无论从短期和长远看，都会存在难以估算的战略损失。一个完全分裂的南斯拉夫，对美国这个远在美洲的国家而言，将完全失去区域战略价值，因为这堆破碎的、各自都得到了完整国际法支持的国家，将构成不断进行相互消耗的独立政治实体，插手这种没完没了、且毫无意义的消耗，只有在被认为是在维持一个战略缓冲带的时候，它才具有价值，这是英、法、意、土、甚至独联体愿意看到的结果。
从经由总部核实而传给我的资料看，鲁考斯据以分析南斯拉夫局势的资料完全可信，而他的思路也无疑很有道理，有着高深的智慧。在最后几个小时的飞行时间里，我找空乘要了一件毛毯盖在身上，闭上眼，舒舒服服地合计该如何做，才能帮上我心目中的谍报英雄——鲁考斯的忙。
红蔷薇酒店位于贝尔格莱德犹太人博物馆附近，不远处就是多瑙河和萨瓦河的交汇处，站在楼顶可以看到萨瓦河口的大角岛。我在这座超过两千年、被战火摧毁过40次的古老城市找到小史迪威的时候，他正在宾馆里与几个陌生人在一起。
“哦，你来的还真够快的，介绍一下，区域动态分析专家，来协助我在这儿的工作的，大家可以把他叫迈尼”，小史迪威介绍完我的身份（注释：那次行动，我们是以联邦新闻观察机构的身份出现的）。随后一一把这些陌生人介绍给我，我现在只记得起他们中有一个反米洛舍维奇的激进分子，似乎是学生，一个是小史迪威在纽约认识的实践派学者，另外两个则是CNN的记者，或者主持人。
大家礼貌地向我点点头，实践派学者起身和我握了下手，又开始了激烈的交谈。我没多少兴趣参与没头没尾的谈话，决定当一个忠实的听众。事实上，从头到尾，小史迪威扮演的，基本也是个听众的角色。那个反米洛舍维奇的激进分子则是绝对的主角，说起话来滔滔不绝，情绪亢奋。米洛舍维奇被他形容为“披着民主外衣的独裁者”，制造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种族大屠杀”， “无耻地动用国家机器把持了整个选举”、 “如果他胜出，就是民主的失败，就是爆发新的战争的理由”等等等等，两个自称是CNN方面的人以居高临下的眼神看着滔滔不绝的激进分子，嘴里不时发出“嗯哼”、 “嗯哼”的应和声。
剔除情绪性表达后，我获得的有用信息如下：选举反对者已经发起了十余次抗议活动，而这样的抗议还将持续，这些信息中最重要的，是他们明天将在贝尔格莱德共和国广场和人民军大道旁的红星体育场同时举行规模空前的抗议活动，他们希望CNN——这个已经在南斯拉夫得到播放权的新闻机构能及时到场，对外转播，最好是现场直播他们的抗议活动，以向米洛舍维奇及其所在的政党施加压力。
CNN的人当场给予了他们肯定的答复。
在倾听他们交谈的过程中，我一直在心里评估着我，或者小史迪威在这次抗议中到底会扮演什么角色，以及以什么方式抛出鲁考斯的观点才最有效。
看起来，情况与我登机时想的有些不一样，抗议在这里似乎变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洪流，我们的人扮演的，是配角，而不是一个移动指挥部。
“哦，迈可，旅途还愉快吧？这儿的情况听起来怎么样？”送走会晤的人，小史迪威一屁股坐在卧室里间小客厅风格简洁的布沙发上，微笑着问我。
“他们在抗议，很显然，他们决心抗议到底，可我完全不知道，我们要在这场抗议中扮演什么角色，要在这场抗议中得到什么。莫利，这是一个国家，有超过2000年的历史，难道不值得我们尊重吗？可我觉得我们对面坐着的，是几个失去理智，也许，也许还权欲熏心的年轻人，他们是否值得信任？看到他们看我们那种卑躬屈膝的眼神，我就想吐”，我夸张地用两只手捏着脖子，做了一个呕吐的动作，“他们为抗议中还没有人流血而显得沮丧，我觉得，我觉得这完全不符合正常的人的感情”。
“呵呵，看来你们家的家学渊博，你姐姐是不是常在你耳边嘀咕，要保持一颗‘与人为善’的心”？小史迪威看着我，脸上挂着揶揄的微笑。
“这个这个，我只是一种直觉，只是还不太习惯这样的氛围”，那个时候，我还不习惯在别人，包括在小史迪威面前谈论自己的姐姐，我担心这会让人觉得，我还没长大。
“其实，那确实是一种可贵的品质，虽然它不太适合我们”，小史迪威漫不经心地翻看着茶几上零散的、我们的南斯拉夫朋友留下的宣传资料，开始向我介绍我们此行的任务、扮演的角色和南斯拉夫最新形势等等。对我这样的新手而言，小史迪威接下来的一番话，与其是在介绍任务和形势，不如说是在给我上课来得准确。
他说，早在差不多10年前的1988年，美国就受到南斯拉夫有关方面的正式邀请，向南斯拉夫派出了一个顾问性质的咨询机构，它被当地媒体定性为“在南斯拉夫完成社会转型过程，帮助南斯拉夫提供相关理论和技术性操作手段的非盈利性学术机构”，是南斯拉夫为迎合“新思维”而做出的一个“大胆创新”举动。随后几年，这个机构周围集聚起了一些媒体记者、激进的人文知识分子和亲西方的经济学家，而它的成果也有目共睹……南斯拉夫逐渐陷入思想混乱、民族矛盾、国家分裂而不能自拔。
“我们只是给他们提供一个价值和姿态，然后就是等着它们在社会中自然发酵，这就象制作一盘奶酪，过多的操劳，制不出美味的奶酪，反而会使所有原料发臭”，小史迪威没有了刚才那种恹恹欲睡的矜持，而是变得有些滔滔不绝，“象这样的场合，我们最好的参与方式，是不说什么，也不具体参与什么，而只是来到这儿。我们的到来，本身就在表明一种态度，这就足够了，剩下的，是组织者和媒体的事，他们才是真正的主角，他们也富有经验……”。
7
小史迪威反复提到了一个名词，天鹅绒革命。现在这已是所有研究国际问题的人都非常熟悉的一个名词了，它潜在着一种模式，一种完全倒向西方的态度和选择。这个名词来源于1989年11月捷克斯洛伐克政权的“民主化”进程。随后它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的独立联系在了一起，并鼓舞南斯拉夫人行动起来，在这之后，它还曾降临格鲁吉亚。最近几天的伊朗，也遭遇了相同的袭击（注释：2009年6月13日，伊朗大选尘埃落定，内贾德以高票连任总统。如同2005年他首次当选一样，这次选举结果遭到了反对派的质疑。其竞争对手穆萨维一方称选举存在“明显违规”，随后，内贾德的反对者组织部分大学在校学生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抗议，并与警察发生冲突，这些抗议和冲突通过德黑兰的CNN分支机构的镜头，变成了向“独裁政府”示威并遭到“镇压”的抗议活动，在全世界引起广泛关注）——这几天，我一直在追踪伊朗大选的新闻，再次发现了那些让人索然寡味、几乎可以被格式化的技巧：一系列“有关阴谋”的口号，一两个标志性人物和大量在表示愤怒的人群的镜头，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声援性舆论反馈，它们的目的也都完全一样，就是把当地存在的社会矛盾变成不允许妥协的大规模正面冲突。并被暗示以这样的价值准则：只有冲突、流血甚至死亡，才具有正义性，而任何妥协或停滞，都被认为是可耻的、必须受到来自道德的蔑视和谴责……
正如小史迪威所说，在这类事件中，“……媒体才是真正的主角”。南斯拉夫之行，让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媒体超出想象的左右局势和动员社会的能力。被既有价值把控的镜头，成为事件的全部真相，从而能成功左右人们的当下判断和行动。
不过，虽然不是主角，我还是想着该如何说出鲁考斯的主张。想到自己在小史迪威面前是碟绝对的小菜，我最后决定，直截了当说出来可能效果会更好些，毕竟，我和他的关系，因为姐姐的缘故，并不是单纯的上下级关系。于是，在他兴致勃勃谈完媒体在突发事件中非凡的能量后，我盯着他灰褐色的眼睛，说，“莫利，难道你没觉得，这样放任下去的结果，是南斯拉夫极有可能继续分裂，而一堆破烂的小国，对我们而言是否还具有可资利用的战略价值？难道，我们努力去做的，竟是让它失去了对我们本来有用的价值？你是否觉得这种情况需要改变？比如，用一种完全不同方式来解决南斯拉夫的问题”。
看得出，小史迪威对我说出的这番话很吃惊，他定定地看了我半天，才一字一顿地说，“迈可，老实告诉我，你来之前，鲁考斯是否和你说过什么”？
看着突然变得冷峻的小史迪威，我不禁愕然，“有什么问题吗”？
“当然，而且至关重要”，小史迪威想了想，有些温怒有些无奈又有些怜惜地看着我，“不过，这不是你的问题，也不能怪你，你还不知情。而且，既然我已经要你来到这里，你也应该知道这些，这对你在这儿的工作有帮助”。
我入坠烟云，不知道他究竟在说什么。
小史迪威走到橱柜，打开旅行包，取出手提电脑，把它放到茶几上，接上电源，开机，“我给你看点东西，记住，在没得到我许可之前，不许向任何人透露，包括米歇尔，当然，更包括你姐姐”。
输入密码后，他点入一个加密文件，打开其中一个文件夹，输入解密锁，恢复显示，再点击其中的一个文件。
一个风姿绰约的女子出现在屏幕上。
“知道她是谁吗？”小史迪威向照片努了努嘴。
我茫然看着他。
“吉茜米娅南达，女，1970年2月出生于南斯拉夫波黑地区斯雷布雷尼察城，塞族，1987年来到贝尔格莱德，进入南斯拉夫饭店旁的贝雷帽酒吧做服务员，在那里，她与鲁考斯相识，并同居，4年后，也就是1991年，吉茜米娅•南达突然从贝尔格莱德消失，不知所踪”，小史迪威面无表情，象读圣经一样对着照片背出了这番话。
“您的意思”，我目瞪口呆。
“有人向总部举报，吉茜米娅•南达是南斯拉夫方面安插在鲁考斯身边的间谍，意图在于影响鲁考斯对南斯拉夫的立场，如果从这个角度理解鲁考斯的观点，你会觉得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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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现在，我都没找到恰当的语言来表述我当时的感受，被认为单枪匹马解体了南斯拉夫的鲁考斯，被我视为传奇人物的谍报英雄鲁考斯！居然被一个只有20岁的姑娘策反了？我在几分钟前还崇拜得五体投地的南斯拉夫问题解决方案，竟是他处心积虑布下的一个陷阱？
我无法想象，也难以相信这一切！我实在不愿把不苟言笑、整个办公室最整洁、也最有绅士风度的鲁考斯，与可耻而懦弱的变节者联系在一起。
“不，莫利，这太难以置信了，我想不单是我，我想特行组所有的人听到这个消息，都会疯掉的，这会不会是个误会？鲁考斯在我们心目中，可是个不折不扣、有勇有谋的英雄”，在经历过最初几分钟的震惊和无措后，我心中有无数个疑问急需得到解释。
“我也希望这是个误会，但这些照片——”，他开始不停翻着文件夹里的文件，全是那个女孩的照片，以及她和鲁考斯在多多瑙河边、浴场、森林边缘的合影。最露骨的一张显然来自偷拍，照片里，鲁考斯全身只穿着一件衬衣，敞着胸，半仰在一张看起来很舒适的床上，女孩则只穿着一条当时最时新的丁字裤，袒胸露乳，枕着鲁考斯的胳膊，头向上仰着，与鲁考斯垂着的目光热烈交织在一起，看起来象一张无码色情片的剧照。
“还有更性感的！”小史迪威还要去打开另一个文件夹，我忙按住他的手，“不，不，不。够了，我相信他和这个女孩有亲密的关系了，可是，这能说明什么？这难道不可以认为他只是在这儿泡了一个妞而已吗？难道……”我几乎要脱口说出“难道大家不都在这么干”，突然想起我面前坐着的可是小史迪威，于是硬生生吞掉了这句话，把它改成“难道这就是全部证据”？
小史迪威接下来的解释，让我刚略微松了口气，又重新变得心神不宁。他说，事情还没定性，这些乱七八糟的照片，以及一堆上面有鲁考斯签名的消费账单，是不久前从国务院转过来的，据说来自南斯拉夫美国顾问团一成员之手。并称他们不久就能提供出确凿证据，证明那个女孩是南斯拉夫谍报人员。让中情局高层感到愤怒的是，鲁考斯压根就没提到这方面的情况。也就是说，中情局对鲁考斯身边存在着这么一个敏感角色竟没有任何备案。
看起来问题很复杂！情况不容乐观！
我不禁唏嘘，“这真难以让人相信，莫利，可是，就算鲁考斯身边有那么一个间谍，也很难说他就一定变节了，或者泄密了，也许他做的比我们想象的要好的多，而且，抛开这些，我依然觉得他提供的解决方案很有价值”。
但是，接下来小史迪威的一番话，让我又一次目瞪口呆——现实领域的国际关系，真的是暗流汹涌、超越想象、诡异异常，可谓知识和智慧在反复博弈的汪洋大海，而当时的我，在这个密布着暗礁和潜流的领域，可能连一块小舢板也算不上。
“迈可，或许鲁考斯的建议确实有他的特别之处，但是，也许，这个建议并不能得出解体南斯拉夫就是一个错误的结论，我认为最有可能的一种情形是，总部并非没意识到盟友的意图，但却在故意满足盟友的这个意图，当我们故意走进被你和鲁考斯认为是盟国设下的陷阱的时候，其实也许，是盟国掉进了我们设下的一个更大的陷阱中。我甚至觉得，这个陷阱，也许从1991年就开始了”。
小史迪威认为，欧盟的成立，所显示的是老欧洲试图与新欧洲（即北美，作者注）重新抗衡的战略意图，这是任何外交辞令和姿态都无法遮掩的目的，解体这些前共产主义国家，并让这些新诞生的国家加入北约和欧盟，不但可以拉长欧盟的统一进程，加重欧盟的负担，也会使组成它的成员更复杂、达成共识的成本更高。此外，这也未尝不可以理解为是在增强美国向欧盟的渗透和控制——所有这些新生的国家，可都与美国而不是老欧洲具有更紧密的关系。
这样的解释对我而言实在有些高深莫测。
“莫利，我得承认，这个设想超出了我的眼界和想象，我现在最想知道的是，鲁考斯是否知道总部的这个意图”？
“应该不会，他只负责南斯拉夫事务。其实我也不知道是否存在这个意图，我的级别还接触不到这样的机密，这只是我的一个猜测，解体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苏联、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对于欧盟而言，表面看似乎是一个利好局面，实际则使它由此陷入与现在的独联体（注释：独立国家联合体，英语全称“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简称CIS，是由前苏联大多数共和国于1991年12月8日宣布成立的“多边合作的独立国家联合体”，简称“独联体”， 其协调机构设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逐渐弱化）对这些国家的争夺中，这是一场美国可以控制节奏和走向的巨大消耗”。
随后几年世界局势发生的变化，让我不得不同意小史迪威的这一分析。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有声有色的欧盟统一进程，被这些不断新生出来的国家不断打乱，南斯拉夫彻底解体后，带给了一些欧盟完全不同于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等新生国家的问题，基于新的战略格局，欧元很快失去了与美元争霸的锐气，财经杂志上从此很难再见到“欧元取代美元”这类让美国人不安的论调了，而在此之前的几年，这个论调是资本界很有影响力的观点。欧盟看起来越来越象是一堆大杂碎，而不是一个有着共同利益和主张的政治体，它诞生之初那股意欲脱离美国控制的野心被不断削弱，甚至可以说，它又不得不重新回到美国的怀抱，这从后来他们争先恐后参加美国发起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就能看到——美国在全球的影响力似乎又回到了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中期那种顶峰状态。
9
小史迪威一席话，让我既佩服又开始真正担心起鲁考斯来。
当鲁考斯的观点失去了唯一的正确性后，他那种绝不退让的坚持，可能会使任何知道他风流韵事的人，去联想他身边那个美丽的南斯拉夫女孩。
而这对鲁考斯而言，无异一场灭顶之灾。
我能为他做点什么？鲁考斯临别时那目无表情的失落，以及他那句给我带来意外震荡的“与人为善”的格言，让我觉得他该和我有更多的联系。同时，我也不忍心看到我崇拜的英雄，最后得到的是那样的结局，那对我将是个难以承受的打击。在酒店床上辗转了一个晚上后，我决定行动起来，先去弄清楚一件事，他和那个南斯拉夫女孩之间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当我早餐时，吞吞吐吐试着把这个想法和小史迪威沟通的时候，没想到小史迪威微笑着亮出了又一张底牌，“迈可，请原谅我没事先告诉你，其实这就是总部同意叫你来的目的，总部希望在国务院那边拿出证据前，就彻底弄清楚这个女孩的事，否则我们这边的麻烦就大了……而你和鲁考斯毕竟很熟，同时又不是交情很深，所以由你来做这件事，或许最合适，不是吗？”。
我以为要我来具有火线味道的南斯拉夫，是小史迪威觉得我聪明，还出于讨好我姐姐的意图，有心栽培我，现在看来是我表错了情！不过这样也好，这样一来，我就有更大的空间甚至权利，去调动一些额外的资源来协助我的工作。而且，由我来参与这项工作，至少可以保证，对鲁考斯的结论不会存在不公正。
在一个自己第一次到来，甚至正处于动荡状态的城市，找一个早在5年前就失踪、而且被认为有间谍身份的姑娘，这可不是件轻松事。
第一步，该去哪里？我倒了一杯咖啡，打开房门，踱到酒店西侧半弧形公共空间，坐在宽舒的白藤条沙发上，望着玻璃窗外的多瑙河方向，思索这不一般的寻人计划……吉茜米娅南达，女，1970年2月出生于南斯拉夫波黑地区斯雷布雷尼察城，塞族，1987年来到贝尔格莱德，进入南斯拉夫饭店旁的贝雷帽酒吧做服务员……我的耳边响着小史迪威那古怪的、特意变调的朗诵似的声音……贝雷帽酒吧……贝雷帽酒吧，对，贝雷帽酒吧，在小史迪威不在的情况下（他刚下餐桌就不得不把自己塞进早已等候在门口的轿车，去与顾问团的某些人会晤去了），我该先去那个地方看看。
我匆匆回到房间，叫服务台帮我叫了辆车，告诉司机，“去贝雷帽酒吧”。
司机的眼珠瞪得很夸张——这是靠近南欧及南欧一带的人标志性表达感情的方式，仿佛他们不把自己的眼珠瞪圆，他们就会觉得自己的惊奇渗了假，“先生，去那儿需要过河，最麻烦的是得从友谊公园门口过，您知道，最近这些天那常常堵车”。
看来这家酒吧依然存在，而且在贝尔格莱德相当有名！我耸耸肩，装着对贝尔格莱德很熟的样子，“我也不想这么麻烦，但是，一个朋友约了我去那儿”。
一路还算顺利，并没有遇到传说中的堵塞。半个多小时后，我就站在这间其实不太大的酒吧的大堂了。
不到10点，酒吧很冷清，我显然是当天的第一个顾客。我装着对酒吧很熟的样子，顺手从进屋不远处的书架拿了本英文杂志，找了个座位坐下。
一个蓄着南欧人最常见的胡须的中年人，从酒柜后抬起头，冷漠地看了我一眼，继续躬身擦玻璃，并漫不经心地从喉咙发出了一个类似咳嗽的声音。没多久，后堂门口出现了一个服务员，她看了看我，用英语问道，“先生，需要点什么”？
“请给我来杯‘曼特宁’，谢谢”。
在接下来的时间，我只是默默喝咖啡，看杂志，耐心地等待机会，交流的机会。
在酒吧只有我一个人的时候，我不会去想着与他们做任何交流，因为这时我是唯一的焦点，我的任何额外的、不合一个一般消费者的举动，都会聚焦甚至立即放大他们的戒心，而且看得出，酒柜后的中年男人，并不是一个容易对付的家伙。
11点过，酒吧慢慢开始有人进来，中年男人的腰渐渐也直了，脸上的肌肉松弛下来，笑着和一些熟客打招呼。进来的人大都带着莫名的兴奋，话题也基本都是当天的抗议活动。
在酒店服务员“开始忙，又不太忙”的时候，我向刚才问我话的服务员招了招手。
“再来杯‘曼特宁’，这咖啡真不错，地道的苏门答腊味道”。
服务员微笑着转身的时候，我又叫住了她，“怎么没看见艾丽娅，她不在这里了吗”？
“艾丽娅”？服务员茫然重复着这个我“预谋”的名字，摇摇头。
“不认识？哦，您刚来这里工作？”
“不，我在这超过7年了”。
“啊，那你该认识她哦”，我突然又想起什么似的，“对了，她有个特别好的朋友，也在这工作，叫吉茜米娅•南达”。
“吉茜米娅•南达？她我倒认识，不过真记不起您说的那个艾丽娅了”
“您能不能帮我把吉茜米娅•南达叫来，我问问她”
“对不起，先生，吉茜米娅•南达早就离开了”
“哦，看来真不巧，您还能见到吉茜米娅•南达吗？”
“几乎不可能了，她的家不在这儿，在斯雷布雷尼察城（注释：群山环绕的斯雷布雷尼察，距塞尔维亚边境不到20公里，距萨拉热窝约100公里。主要居民是穆族和塞族，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两族人展开了对该城控制权的武装争夺，1993年4月16日被联合国安理会宣布为“联合国安全区”， 不久后，由于克罗地亚境内同被列为“联合国保护区”的塞族聚居区被克族军队占领，波黑塞族怒火中烧，决定再次进攻斯雷布雷尼察，1995年7月6日至8日，塞族武装包围斯雷布雷尼察，并导致7月13日至17日，大约7000名波黑穆族成年男子及男孩被杀。2010年3月31日，在经过长达13小时的激辩后，塞尔维亚议会终于通过一份决议，就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事件进行道歉）”。
“斯雷布雷尼察城？很远吗？”
“是的，很远，而且那里发生过一场战争，我记得，她就是在战前离开这儿回去的”。
“您知道谁还能找到她？”
“不知道，我对她了解不多，你去问老板吧”，她向那个上午在酒柜后擦玻璃的中年人招了招手。
哦，这个看起来不好对付的家伙就是老板？
“先生，请问我能为您做点什么”？在人流逐渐增多的酒吧穿来穿去的老板，脸上的表情已与上午时的冷漠完全不一样，看上去完全是个平易随和的人。
“哦，这位先生想找吉茜米娅•南达”。
“吉茜米娅̶南达？”中年老板脸上的笑容嗖的不见了，他上下左右不住打量我，“您说您要找吉茜米娅•南达？”
老板表情的突然变化，把可怜的女服务员吓坏了，她看看我，又望望老板，结结巴巴地解释，“不，不，老板，也许是我说错了，这位先生说的是，他要找艾，艾，艾米娅”。
“是艾丽娅”，我微笑着示意她不要慌乱。
“对对，是艾丽娅，可我不熟悉艾丽娅，只知道吉茜米娅•南达”
老板显然被搞糊涂了，皱着眉头看着我，“艾丽娅？吉茜米娅•南达？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们在说什么”？
10
我费了很大的周折（主要是一些偏生的英语词汇他们听不懂），终于让不耐烦的老板听明白了一个不太浪漫、甚至有落俗套的故事：
5年前，一个南斯拉夫裔的美国大学生和一个家在纽约的大学生（即我），相约来贝尔格莱德旅游，在著名的卡莱梅格丹城堡，南斯拉夫裔的大学生和一个叫艾丽娅的女子相遇了，这个叫艾丽娅的女子自称在贝雷帽酒吧上班，同行的还有她一个同事，自称叫吉茜米娅•南达……这些年来，南斯拉夫裔美国大学生一直对艾丽娅念念不忘，刚好我有机会再来贝尔格莱德，于是他委托我无论如何要帮他找到艾丽娅。
中年老板狐疑地看着我，两手各伸出一根指头，靠在一起比划着，“你说有这么个南斯拉夫的美国人，还有这么个艾丽娅，他们，相爱了？”。
我显示出对此事也困惑不解的样子，“不太清楚，我只知道他很怀念南斯拉夫的一切，常常和我提起贝尔格莱德，当然，还有艾丽娅”，我突然想起了鲁考斯曾说出的几个南斯拉夫人的名字，顺口补充道，“据说，他家和这儿的吉拉斯有点关系”。
“吉拉斯？您是说密洛凡吉拉斯？”中年老板表情夸张地叫起来！
我是真的愕然了，“怎么？有什么不妥吗”？
“不，不，不，我很敬仰密洛凡吉拉斯，我愿意随时为他效劳”，中年老板的脸竟在刹拉间多云转晴。我暗暗叫苦，鲁考斯随口说出的这个“吉拉斯”到底是何方神圣？看起来，他在当地竟有出人意料的号召力？扯上个这么大影响力的家伙，会不会把戏演砸？不过，我心里虽然七上八下，表面却依然不动声色，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早准备好的、我和一个意大利籍大学同学合影的打印照片，“那实在太感谢您了，您瞧，他是个很棒的小伙子，埃蒙哈尼贝恩”。
“哦，埃蒙！密洛凡吉拉斯！”中年老板眉开眼笑、如获至宝地把照片捧在手里，用当地话对周围嚷个不停，几个看客好奇的围上来，传看着那张我几个小时前在酒店服务部打印的照片，惊奇又兴奋。
照片好不容易才回到我手上。
依然陷入兴奋中的中年老板看起来完全相信了这个故事，也完全解除了警惕，“如果你不提密洛凡;吉拉斯，我会立即把你赶出去，知道吗？小伙子，但是你并不是来找吉茜米娅;南达，而是来找艾丽娅，对吧？可是我要告诉你的是，你说的那个艾丽娅，我真的不知道她是谁，也许是个化名，我可以肯定的是，我们这里从来没有过这么一个人，她的朋友吉茜米娅南达，倒是曾在我这儿工作过，不过……她可不是个好姑娘”，他停止了说话，脸色变得有些神秘，想了想，示意我跟他走。
我跟在他的后面，穿过杂乱的后堂，再经过一个走廊，走进了一间宽敞的卧室兼客厅，他顺手拉过一把搭着一件西服的椅子坐下，示意我坐旁边的沙发。
“您要找的这个艾丽娅，我相信，这个名字是个化名，这样的故事我见得太多了，就在我的这个酒吧。你知道，现在的年轻人，都喜欢浪漫，嗯，喜欢挥霍快乐、青春，或者说各取所需”，他的眼珠骨碌碌地盯着我，“当然，我希望我们的这个南斯拉夫小伙子——虽然他在美国——遇到的是个例外，我本来可以把她的朋友，也就是吉茜米娅南达介绍给你，让她帮你找到这个这个，嗯，艾丽娅，能为和密洛凡•吉拉斯有关的人做点事，是我做梦也没想到的荣幸，可是，这个吉茜米娅南达，最近这几个月，可能很难见到”。
最近几个月？吉茜米娅&南达不是19991年从鲁考斯身边消失的吗？我望着刹不住闸的中年老板，感到他即将讲出一些让我意外也会大有收获的话来。果然，他接下来的话大出我的意料——
“你知道，吉茜米娅南达是个不安分的姑娘，她在家乡本来有未婚夫，却在这里和一个美国佬，对不起，和一个美国人搞在了一起，后来我和他未婚夫想了一个办法，假称他妈妈在家被穆族人打伤了，你知道，那些年他们家乡非常乱，这种情况完全可能发生，这才把她骗回家乡，他们回去正准备婚礼，可哪曾想，她的家乡，就是斯雷布雷尼察城，真的发生了骚乱，很大的骚乱，她的未婚夫为了保护她，还有她爸爸、妈妈、也许还有个弟弟，被穆族人打残了一条腿，但是，就是这样还是没能保住他们，只保住了吉茜米娅•南达，结果，两家人，只有他俩逃回了相对比较安全的贝尔格莱德，还好，吉茜米娅南达经过这场磨难，终于肯老老实实和她未婚夫，也许该叫丈夫一起，在贝尔格莱德站附近的集贸市场卖农产品”。
“您是说，最近几年，她一直在贝尔格莱德站附近的集贸市场卖农产品”？
“是的，他们刚来的时候我去看过他们，真惨，几个月前还活蹦乱跳的小伙子，一眨眼就残疾了，之后他们偶尔也给我来个电话什么的。不过，一个月前，有几个陌生人找到我，要我协助找到她，原因是他们经过几年的调查发现，以前和她在一起的美国人，是个间谍，他们把她从集贸市场带走了，说是要她交代一些当时的情况”。
完全出人意料的陈述！不是吉茜米娅南达是间谍！而是鲁考斯的身份暴露了？时空没错乱吧？
“天哪，你说的这些对我而言，真是天方夜谭！‘他们’是谁？和你熟吗？能不能帮我向吉茜米娅南达捎个话，问问艾丽娅的事？捎句话就OK的事”。
“问句话当然很简单，可是我和他们不熟，我其实甚至都不知道他们是谁，他们只给我留了个电话，吩咐我如果有事，可以在晚上11点后给他们去电话，但我还从来没打过”。
“真是太好了，我可以冒昧请你帮个忙吗？帮我问问，问问就行”。
中年老板爽快地答应了，随后，他忽然想起什么，“我想起来了，你最早来酒吧，可为什么你不一开始就问我，而要等那么久呢”？
我耸耸肩，“我不知道该如何开口，求助陌生人这事，对我来说真需要勇气，我想我一直在鼓足自己的这股勇气”。
中年老板再次笑起来，“别客气，能为和密洛凡吉拉斯有点关系的人做点事，是我的荣幸，何况这哪算得了什么事，简直只是个愉快的闲聊，对吧”。
“非常感谢，不过这对我的朋友埃蒙来说，并不是件小事”，我站起身，象刚记起似的对中年老板说，“哦，想不到这么顺利，我真是太高兴了，我能借用您的电话把这个好消息和与我一起来的朋友分享么”？
得到允许后，我拿起床头柜上的电话，拨通了小史迪威的手机号码，“哦，山姆，真是太意外了，我可能很快就能通过……对不起，您叫……哦，通过耶萨夫找到吉茜米娅南达，然后就能找到艾丽娅了”。
小史迪威在那边从容接应，“好的，祝贺你，代我向耶萨夫表示感谢”。
“他也想对你表示感谢”，我把话筒向酒吧老板——耶萨夫扬了扬，然后放下了电话。
“我叫迈克尔，您也可以叫我迈尼，希望明天能听到您的好消息”
“好的，别客气，我会记着给他们电话，你可以明天上午就到这里来”。
回到酒店，我第一件事就是查这个给我带来意外好运的吉拉斯的资料——匆忙上阵，我对南斯拉夫了解得太少了。
11
一查，我头都大了，吉拉斯的经历竟是有如此不凡！难怪他在南斯拉夫家喻户晓！
密洛凡•吉拉斯，1911年出生于黑山科拉欣附近一个农民家庭，早年在贝尔格莱德大学攻读哲学和法律。并追随铁托参加抵抗运动，胜利后，曾担任南共联盟中央执委、中央书记、国民议会议长。从1953年开始，他公开主张把南共联盟变成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实行多党制和西方式的民主。由此遭到南共联盟中央的处罚，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解除了党内外的一切职务。之后，他依然坚持自己的主张，出版了在南斯拉夫乃至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深有影响的《新阶级》一书。关于对他的处理于是升级，他被开除出南共联盟，并遭到逮捕判刑，史称吉拉斯事件。1961年1月，吉拉斯被提前释放出狱。成为日益壮大的南斯拉夫右翼势力的精神领袖。
真是一个大人物！不过看起来还不坏，他的这种遭遇，可以有足够的“材料”把他和我杜撰的南斯拉夫籍朋友“粘合”在一起，我微笑着放下资料，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么个大人物，并没有出现在总部给我的介绍资料里？比较起来，他应该是眼下南斯拉夫资格最老，也最有威望的“民主派人士”，但是厚厚的一打资料里，居然对他没有只言片语的介绍，这仅仅只是一个疏忽？
“嗨，迈可，你中午时给我的那个电话意味着什么？找到吉茜米娅南达了？”，正在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小史迪威精神焕发地推开了房门。
“莫利，说真的，我觉得今天的经历真是太奇特了，完全可以写成一部爱情小说，或者悬疑小说，或其他什么类型的作品”，不知为什么，一见到小史迪威，我心里就有了股踏实的感觉，“不过，我现在有一肚子疑问需要得到解释，还有另外一肚子要求需要得到满足”。
我把当天的情况作了简要汇报后，一口气问了小史迪威几个问题：
1、谁提供的南斯拉夫资料？这些资料的发放范围？
2、总部是否有察觉到鲁考斯身份已经在南斯拉夫暴露这种可能性存在？
3、是否清楚顾问团哪个成员在指控鲁考斯？是个人控告还是团体性结论？控告方所承诺的提供有关吉茜米娅南达是间谍的资料，有没有期限上的说明？
显然，我当天获得的情况和发现的细节，也让小史迪威吃了一惊，据他说，因为暂时不再信任鲁考斯，中情局有关南斯拉夫的情况说明，采用的基本都是顾问团提供的文本，这些资料除会发到中情局内部有关机构和人员手里外，还会发到总统办公室、以及交到国务卿和一些重要国家驻外使节的手上；目前，总部对鲁考斯的怀疑，完全来自从国务院转来的密函，而并没有觉得鲁考斯的身份已被当地识破，至于到底是谁提出这项指控，在情况未弄清之前，是绝对保密的，情况弄清之后，也会视实际需要决定是否公开，而就算公开，也需要至少等到3年以后。有关吉茜米娅南达是间谍的证明材料的期限，似乎只有”近期”之说，没有明确的时间期限。
我盯着小史迪威那张噼里啪啦翻着的大嘴，脑子飞快地运转着……在小史迪威解释完了之后，我开始提要求：
1、立马监视贝雷帽酒吧老板的电话，重点监视他卧室的那部电话（小史迪威手机上已有这个号码了）。
2、监视所有与酒吧老板通话时提到“间谍”、 “美国”、 “外国”、 “ 吉茜米娅南达”、 “艾丽娅”等字样的其他电话，以及与这些电话通话的电话。并尽快查出这些电话的主人和地址。
3、抽调一个对贝尔格莱德地形极其熟悉、我们方面的人驾车随时在门口待命，以应付酒吧那边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
4、我的调查行动和进度要严格对总部，尤其是要对驻南斯拉夫顾问团保密。
5、立即给我调配最先进的、不低于150米远的车载窃听器材，以及若干适当的应急武器。
小史迪威在一旁默默沉思着倾听，先是愕然，继而欣赏地望着我，不住点头，“你似乎有非常好的直觉，这很不错”。
“差点忘了，我还需要耶萨夫的照片，让技术人员帮我挑选10张”，在小史迪威准备转身离去的时候，我叫住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微型胶卷……
整整一个下午，也许还要加上黄昏，我都把自己关在屋里，破天荒地抽起了烟——我需要冷静，冷静，冷静，在CIA呆了大半年，我第一次找到了当特工的感觉，觉得自己确实在CIA里面做事。这些完全不同的说法和难以被准确理解的细节，是鲁考斯设下的陷阱？还是顾问团设下的陷阱？还是南斯拉夫方面设下的陷阱？还是顾问团和南斯拉夫甚至其他方面的某些势力在合演一场戏？“他们”是谁？是南斯拉夫官方机构？还是一个为钱卖命的地下组织？
我在头脑里设计了一番这一事件的多种可能性，每一种可能性都涉及到对一个事实的确认——耶萨夫到底撒没撒谎。好在现在的技术手段，有足够多的办法让我找到答案，我强迫自己松弛下来，等着晚上耶萨夫打出那个神秘的电话。
下午5点，我要的车和人到位。我们方面的技术人员已车的后座安装了一台最新的、可以探听300米外20分贝以上任何声音、并带有过滤和遮蔽功能的窃听器。
晚上7点，我要的“应急武器”被大使馆的人直接送到了酒店：一把伪装成手机的多功能的高压电击枪，它的顶部带着一个看上去很粗犷的天线，天线里除了可以弹出1.5米长、带10万伏高压电、能穿透3厘米厚衣服的细钢丝外，还装着5枚能让人短暂失去知觉的毒针；一双看上去很优雅的白手套——行内很有名的“失忆手套”，其实也是一种瞬间高压武器，它有专门配套的衣服，穿戴上这套行头，打开机关后，就犹如学会了中国传说中的“沾衣十八跌”，也许对周围一米以内的人而言，比“沾衣十八跌”更具危险性；一架装着8枚毒针的高速相机，一小盒精美巧克力，其实是几枚内藏钢钉、专门用来破坏汽车和大门一类密封障碍的高能炸弹；一把折叠雨伞，撤去骨架，就是柄高能炸弹投掷器，同时可以集阵式发射毒针；一小盒酒店用火柴，这是个小型武器库，每根火柴棍都是经过特别的工艺制成的，里面包着10来根细若牛毛的毒针；一只装满神经毒气或可称为迷幻剂的打火机，几瓶渗了麻醉剂的普通矿泉水……
这里有必要单独说一下CIA的武器供应问题，其实有关这一点，每一个大国都差不多，只是它或许对一般公众秘而不宣。大家首先要破除一个误解，以为特工随时身上都藏着一把或几把很酷的枪，或其他什么致命武器，其实不是这样，特工，哪怕是执行任务（国内任务不在此列）中的特工，都很少，或者说几乎不带枪，除可以分开保存而看不出任何破绽的瞬间高压武器外，特工随身带的东西不比一个普通记者多，基本是摄影和录音之类的专业器材，专业窃听器、毒针、塑料炸弹、神经毒气等装备，则基本是由任务所在国安插在大使馆里的本系统人员提供。我们常常被训导的是，用脑工作而不是用武力工作。另外有一点可能也出乎很多人意料，作为CIA的一个传统，当需要解决麻烦人物的时候，它最经常采取的手法，是不由自己系统内的人出面，而是高价雇请当地黑社会组织出面摆平，与用“代理战争”去摧毁或消耗自己的战略对手的工作原理神似，被认为具有提高效率、减少损失、降低麻烦等好处。
12
吃过晚饭，我去到小史迪威的屋子，一边和他观看电视里正在播放的当天抗议实况节目，一边等着预计中的通话记录。
晚上11点半的样子，我终于等到了技术处在第一时间传来的耶萨夫通话原始记录。整个通话分前后两段，时间不长。中间间隔了大约10分钟。耶萨夫果然是回到自己卧室打的电话。从通话内容看，耶萨夫确实不知道对方身份，第一段通话是他在哀求对方，请吉茜米娅•南达捎出来一句话，被拒绝。第二段通话则是耶萨夫此前的被叫电话换成了主叫，与他通话的人明显气急败坏，告诉耶萨夫，他一定是上了当，吉茜米娅•南达根本没有一个叫艾丽娅的朋友，他简短地问了耶萨夫与我见面时的一些情况后，要耶萨夫在酒吧等着，他马上赶过去与他“见面细谈”。
第二次主叫电话号码为3234XXX，具体地址和登记单位，要稍后才能查到。
实际上，在听到神秘人物要耶萨夫在酒吧等着他的时候，我就在一种强烈的预感下跳了起来。5分钟后，我已经坐在了酒店门口等着的车里，“快，贝雷帽酒吧”。
在车风驰电掣行驶途中，我看了看表，23点50，离他们通话结束差不多有半个小时，我在心里祈祷，“但愿还来得及”。
处于动荡之中的贝尔格莱德，当时正在实施类似宵禁的政策，街上几乎看不到行人和车辆，我在急速行驶中调试窃听器，一眨眼车就到了萨瓦河的大桥上，调试完窃听器，车已过了友谊公园，离贝雷帽酒吧只有6、700米了，我叮嘱司机再开500米就减速，以40km/h的速度接近酒吧。
我的两眼紧张盯着车的前方，终于可以看到贝雷帽酒吧的标志了。还好，酒吧还亮着灯，似乎还有几个人影在里面晃动，我松了一口气——他们似乎还没离开。
车在离酒吧不远的一颗树下停下来，我拉开车门，正要下车，突然发现前面50米昏暗的路灯下停着的一辆车旁，站着四个人，其中一个正激动比划着什么的人，似乎正是耶萨夫！我暗叫一声“不好”，关上车门往前面那辆车一指，司机快速启动了车，突然大亮的车灯照出的，是这样一个画面：站在耶萨夫左边的大个突然挥出一拳，打在了耶萨夫脖子上，另两个人立即靠拢，熟练地把已经耷拉下脑袋的耶萨夫左右一夹，拖过去塞进了汽车，随后三人也钻进去，发动了汽车。
“跟上”，我目光紧紧盯着那辆急速离去的车。
司机一言不发，车“哧溜”一声奔了出去。
窃听器的耳机传出伴随着沙沙声的通话。
“这个蠢货已经在我们手上了，我们正带着他离开，是直接去您那儿吗？好的，我们马上把他送过去，他说那个小伙子明天会来找他……情况似乎有点不太妙，好像有辆车跟着我们，是的，一辆奔驰车，我还不能确定他们的身份……哦，虚惊一场，那车拐弯了，看来不是在跟踪我们……”。
车拐弯行驶了一段路后，停在了路边，司机奇怪地望着我，我目无表情地看着前面，“可以了，回去吧”。
在听到他们前半截对话后，我脑子里突然闪出一个大胆的计划：如果他们确定我没发现他们已经对耶萨夫动手，那么，他们就很有可能利用明天我与耶萨夫这个见面机会做文章，而我也可以对他们来个将计就计。
回到酒店，电话号码的查询结果已经出来了，这个号码的登记单位是一个贸易机构，坐落在贝尔格莱德老区著名的景观路——米希奇将军大道上。
果然不出预料，第二天上午十点一刻，当我如约去到了贝雷帽酒吧后，耶萨夫不在，两个自称是他亲密的朋友的中年男子接待了我，称耶撒夫头天晚上突然有急事去另外一个城市了，要我等两天再来听消息，随后，一辆车跟在了我乘坐的的士后，而小史迪威坐的车，则跟在了跟踪我的车后，我装着自己“很傻很天真”的样子，开始了预谋中的“遛狗计划”，以此拉长他们跟踪我的时间，从而得到更多信息。临近友谊公园，我下了车，进公园闲逛了大半个小时，买了一堆各国领导人在那个公园植树的纪念品，随后，又带着没察觉到任何异样的轻松神情，出门打车直接往贝尔格拉德著名的城堡——卡莱梅格丹城堡奔去。在那迷宫一般的古迹里，我很轻松地甩掉了尾巴，坐上了自己人的车。
那是一次成功的反跟踪！
小史迪威从跟踪我那辆车的对话联络和交谈里，得到了足够多的情报！
首先他们的身份得到了初步确认，他们并不是南斯拉夫官方机构，而是一个类似黑社会的地下组织，一个多月前，一个被他们称作“2号”的人物出重金，聘请他们把吉茜米娅南达弄到手，现在，吉茜米娅•南达被他们关在一个郊区仓库，不过，他们并不知道“2号”把吉茜米娅•南达弄到手的目的是什么，他们只负责外围看守，里面则由2号的两个助手亲自监护，他们甚至被禁止与吉茜米娅•南达讲话。乔装成耶萨夫“亲密朋友”的两个人，一个叫“奥威里奇”，一个叫“瓦德莫尔”，带头跟踪我和出手打晕耶萨夫的是同一个人，绰号“黑鹰”， “2号”对有美国人来探听吉茜米娅南达的情况非常焦虑，曾反复追问耶萨夫“我”的长相，“2号”对耶萨夫的追问，似乎显示出他对鲁考斯很熟悉，因为他不断按照鲁考斯的长相来核实“我”的容貌。此外，他们在商讨如何处理耶萨夫时，还提到了吉茜米娅•南达瘸腿的丈夫，黑鹰提议要趁早拿掉那个“瘸子”，但遭到了“奥威里奇”和“瓦德莫尔”的一致反对，认为没必要去为难那个多灾多难的“塞族兄弟”，再说2号也没叫他们去动这个塞族兄弟。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发生了一场小争执。黑鹰讥笑他俩有“种族情结”，而“奥威里奇”和“瓦德莫尔”反讥他对自己的穆族邻居的姑娘太上心，看那个姑娘的眼神就像一条盯着骨头的狗……
小史迪威微笑着看着我，“怎么样？还满意吧？老实说，这样的进度让我太意外了”。
我皱着眉头，“这个2号是谁？为什么他那么熟悉鲁考斯？莫利，我现在几乎可以断定这是对鲁考斯的陷害，而且与顾问团有关”。
小史迪威走到咖啡机旁，倒了两杯咖啡，“别急，你可以先做这个假设，不过，一切都得讲证据，尤其是顾问团的后台是国务院，你知道，他们可是总统最信赖的人”。
我承认，当时我还没想好该如何把握这件事才最正确，“证据？你觉得这事儿，什么才称得上是证据？”
“就是找到能证明吉茜米娅不是间谍的可靠证词，证人，我们提供的证据不一定象法庭上的司法文本那么正式、刻板，但也得有足够的说服力”。
从表面看，我和小史迪威当时得到的证据，似乎已经完全可以证明吉茜米娅是间谍的说法，是对鲁考斯的陷害，但是，由于缺乏旁证，这些录音，完全可以被认为是南斯拉夫方面刻意安排的、用来混淆视听的局，这个假设可以推翻所有这些证据的有效性。
看来这事的关键，是找到2号，最好还能找到吉茜米娅本人。
我开始在脑子里设计下一步行动计划。
可是，随后不久我发现，一切似乎多余，尽管我有足够的想象力，但还是没有完全认识到现代技术的无孔不入。晚餐后，技术处的人送来了当天被监控电话的通话记录。其中有一条很关键，是监控方和一个手机号码的通话，这段长达20多分钟的通话详细交流了当天跟踪我的情况，分析究竟我发没发现他们的跟踪，以及究竟我知道了些什么？想知道什么等等，最后他们甚至约定，一天后的下午3点，在一个叫“巨人酒吧”的地方结算一下前期的账，因为“这事增加了不少额外的成本”。
看来谜底快要揭开了！我按照这个最新的通话记录迅速修正了自己的计划。
我把已经洗出来的耶萨夫的照片交给从技术处过来的人手上，请他们帮忙调查出此人的背景，并帮我找到一个在贝尔格莱德车站集贸市场买农产品的瘸腿男人，另外，我还需要顾问团所有人的照片和手机号码。随后，我电话通知司机，把车停在米希奇将军大道离那家公司50-70米远的地方，监听他们的所有通话、对话，并随时向我汇报。
在我忙完这一切，松弛下来的时候，发现小史迪威正坐地毯上，笑眯眯地望着我，“小伙子，我真没看错，你就该来干这个”。
我已习惯把莫里对我的奉承看着是他对我姐姐的爱屋及乌，“哦，莫里，别这样，我会不自在的，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抗议会有什么结果？”
小史迪威狡猾地闪了闪眼睛，“你想听真话还是想听新闻报道将要给出的说法”。
我也盘腿坐在地毯上，盯着眼前的一堆报纸和宣传册，“嗯，反正暂时没事，我打算两个都听听，兼听则明嘛”。
“嗯，是这样，从客观而专业的角度讲，我觉得这次抗议不会有什么结果，因为在这个国家，塞族人口占了大部分，执政党获胜有这个基础，这几年他们打出的民族平等牌很得人心，所以即使最后复查选票，我想依然会是米洛舍维奇当选，抗议只能被理解为一个姿态，或者说一个信号，一个需要社会去消化、扩散和沉淀的信号”。
“您的意思是，这次抗议已经注定要失败了？”
“不，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说这次抗议的具体目标会失败，但是，抗议本身应该被认为是成功的，它会成为这个国家再次分裂的一个重要步骤”。
虽然对南斯拉夫局势了解不多，但我还是在直觉上赞同小史迪威的分析，呆在贝雷帽咖啡馆的那个上午，听周围人眉飞色舞谈论抗议的情形，我心里就曾闪过这个念头：这个有着两千多年历史，被分裂过无数次的国家，似乎又开始了一个不可抗拒的分裂过程。因为呆在那的几个小时，我几乎没听到有人对这个国家表示认同，大家似乎都对这个国家怨气冲冲，没有人愿意站在“自己国家”这个立场来分析问题，判断问题，而是在相互比赛着似的发泄内心的不满。我不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引起的，但它已足够让我得到“这个国家将被继续分裂”这个判断。
“莫利，我一直不能理解，为什么他们会用这种方式对待自己的国家，虽然这种态度是我们所希望的，但我还是不能理解，这太不可思议了”。
小史迪威把这个解释为是“天鹅绒革命”的成果，按照他的说法，天鹅绒革命的诀窍，不是最后那个“和平过渡”日程表，而重要在于此前若干年的价值渗透和势力扶持，这些努力的名目繁多，但目的只有一个——让他们厌恶自己的国家，甚至诅咒自己的文化，让“西方”成为一种“正确标准”的代名词，从而使他们失去判断独立的基础，并得到可信赖的方向和力量。而一些天才人物的出现，会让这一切自然而然地加速。
在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没有提戈尔巴乔夫，也没有提奇奥塞斯库，而是出乎我意料地提到了几个文学家，俄罗斯的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米兰昆德拉，他们用自己天才的思维撰写出一个个故事，表达对自己国家和社会生活的讥讽、厌恶，读起来脍炙人口，感人肺腑。
他对此的结论同样出乎我的意料，“这种天才的感染力，把瓦解社会变成了一种时尚”。
我嚷起来，“不，不，不，莫利，我觉得这太离谱了，请原谅，我很喜欢米兰;昆德拉，我觉得他很有才气，他的叙事方式是那样的有趣，可你似乎觉得他们客观上对自己的民族犯下了罪，这是我绝对不能同意的”。
小史迪威微笑着看着我，“嗯，你读过他们三个什么作品”？
“看过一点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不过没读完，感到太冗长太阴沉了，索尔仁尼琴的，读过《古拉格群岛》，可是也没读完，太长了，我受不了那种缓慢的节奏，但是米兰昆德拉的风格很轻快很幽默，我看过他好几本书”。
小史迪威依然在微笑，“这些阅读给了你什么感受”？
在小史迪威的提示下，我不得不承认，它们让我获得的，基本上是对一个国家的负面信息，生活像噩梦，社会象铁桶，那是一种我完全陌生、恐惧和厌恶的生活。
不过我依然不放弃自己的辩解，“可是，这有什么错？《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不是也在天天揭露美国的阴暗面吗？为什么我们会把这些揭露行为说成是社会良心之举？”
小史迪威很慈祥地拍拍我的肩膀，“傻小子，你至今还没看出来它们之间存在的区别吗？没错，这些多如牛毛的报纸，包括CNN、CBS、NBC、ABC、FOX这类惯于聒噪的电视频道，都时常揭露美国社会的问题，什么谁作弊啦，谁贪污啦，谁谁谁又怎么啦，但是，如果你稍微留意一下，你就会发现，它们是存在区别的，简单来说，美国报纸、电视对负面事件判断的依据，来自于自己的传统、习惯和历年颁布的法律，这种叙事方式是表明这些负面事件产生的原因，在于有人不遵守已有的规则，对吧？但是，如果你认真阅读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索尔仁尼琴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尤其是《癌症楼》、《第一圈》、《古拉格群岛》，米兰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玩笑》，你不但看到了让人绝望的生活，而且也被给予了这样的暗示——这种绝望产生的原因不在于有人不遵守规则或传统，而是，这些传统和规则本身就是邪恶的，这可不是一个微小的区别，而是完全不同的立场和态度，也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社会影响，前者会强化对社会的参与和认同，后者会让人觉得这种参与是一种耻辱……嗯，时间不早了，睡觉去吧，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聊”。
（第一部分，未完）
唐山大地震前，突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