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冰

　　关于欧洲衰落的预言和判断从来都周而复始。

　　在经济危机狂风骤雨般掀开置于其上多年的福利保护伞后，习惯了安逸舒缓的欧洲人自己或许都一时难以适应过来。

　　经济委顿带来的失业率上升、社会保障削减……正在让欧洲人的社会心理发生微妙转变；原处于边缘的极右翼政客们则抓住时机大做文章以切入政局中心；年轻一代则猛然发现，相对于上一代，他们必须降低对未来的期望。

　　危机后的欧洲在制度乃至文化价值重塑，究竟会走向何方？

　　“我不认为有一场整体性的精神危机存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微博)教授、国际关系专家高大伟(David Gosset)向《第一财经日报(微博)》记者表示。

　　在他看来，欧洲面临的“危”中也蕴含着“机”。“1957年，为了保证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和平，通过《罗马条约》建立了欧共体；1992年为了应对苏联崩溃造成的可能性危机，又通过《马约》建立欧盟，并在此后的若干年中逐步扩大范围；最近的这次经济危机，将又一次带来机会，从某种程度上进一步深化欧洲一体化。”

　　虽然不少学者对欧洲一体化的前景并不过于悲观，但后危机时代欧洲面临的种种障碍，仍是政客、社会学家们绕不过去的难题。

　　危机和福利制度

　　享惯清福的欧洲人只觉得当头一盆又一盆冷水泼下来。

　　“二战之后，我们父母那一代人心里确定下一代会比他们过得更好；但轮到我们这一代，也清楚下一代并不一定会比我们更好。” 高大伟说。

　　危机意识顿生，对于身处福利国家的公民来说，这或许是本次经济大萧条引起的最直接社会心理变化。

　　不少欧洲国家开始推行福利制度改革，降低公务员薪酬甚至裁员，提高退休年限，冻结乃至削减养老金。政客态度强硬，民意反弹更为剧烈，大规模抗议和罢工怒火点燃街头。

　　民间抗拒态度并非完全来自切身利益遭受损害，也是因为几十年根深蒂固的共识此刻出现颠覆迹象，或许人们正在隐隐怀疑有些根本性的东西可能会动摇。

　　社会福利制度——曾被誉为与和平并列为二战后欧洲最伟大的成就。在一些如约什克·费舍(Joschka Fisher)的学者看来，二战之后由于对于法西斯主义的恐惧，同时为了避免社会解体，通过福利制度达成社会共识。这种共识感很大程度上凝聚起了欧洲人的认同感。

　　然而，此刻，福利制度又受到另一场危机的触发。

　　实际上，这场危机和福利制度之间的因果关系，很难厘清。一方面高福利制度带来的国债高企被认为是本场危机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后工业时代西方国家社会结构与文化氛围的变迁，导致福利制度与快速变动的社会群体之间隙缝增大。

　　街头上的游行抗议者们显然还没能适应福利国家社会政策的转向。希腊执政党泛希社运(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发言人、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议会主席佩特洛斯(Petros Efthymiou)对此问题曾向本报记者表示：“是时候产生一种新的共识了，民众要把集体利益放置于个人利益之上。”

　　佩特洛斯的想法可能是一厢情愿，但是在制度层面，西方左、右派本来就向“既非自由放任，又非福利国家”靠拢的趋势或会进一步加强。

　　不过，“倒洗澡水不能把婴儿也倒掉”的想法仍然是主流，即使认可现有福利制度已经出现了滥用之嫌，但哪怕是最激进的右派可能也不会愿意因为一场危机而彻底否定福利国家已经根深蒂固的共识。

　　风起云涌的抗议也被佩特洛斯认为是“对于改革的正常反应”，并不一定是标志着“大变革”的群众性运动。

　　福利的削减是否会带来西方一代人的安全感丧失？

　　高大伟认为，事情还没有那么严重。“欧洲人的安全感来自于欧洲的和平，以及相对富有。你看二战之前的欧洲史，几乎没有一代人未经受过战争，但是二战之后，我们已经获得了三代和平，这是安全感来源。”

　　极右翼的幽灵

　　每次经济大危机爆发之后，接踵而至的“极化”身影就会鬼魅般盘旋。

　　“虽然社会主流上还是希望欧洲一体化、促进开放和贸易，但确实越来越多的人在转向极左或者极右。”高大伟告诉本报记者。其中，偏向极右的会更多。“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民族国家的地位会相应变弱，加上这次欧债危机影响，民族国家地位还会进一步变弱，那些民族主义者反对这种现象。”

　　在欧洲，极右派的一大特点就是反欧盟和反移民。正在蔓延的经济萧条导致失业率上升以及福利制度难以为继，民众不满情绪加强；同时，外来移民涌入对本地居民的就业造成冲击。

　　这些社会问题都导致排外情绪激化，极端主义势力再度活跃，特别是以反欧盟、反移民为特征的极右翼政党受到催化，民粹主义重新抬头。

　　“比如在法国，明年的选举大家都担心极右派当道。”高大伟说。他担心的是即将参加2012年法国大选的极右派国民阵线主席马琳勒庞(Marine Le Pen)，马琳勒庞继承了其父、法国国民阵线前主席的排外立场。

　　由于今年一些民调显示，马琳勒庞在民众中获得的支持率相当高。

　　一些法国社会学家分析说：玛琳勒庞或许坚信自己比父亲处的时代更加有利，这个有利条件就是正在发生的危机。

　　实际上，极右势力的幽灵正在整个欧洲徘徊。今年7月，在挪威制造奥斯陆大爆炸和于特岛枪击事件的嫌疑犯布雷维克，就在庭审时承认作案动机是为自己的极右主张发出强烈信号。

　　《金融时报》曾评论道：“从布雷维克的宣言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完全预料到自己会打响文化冲突的第一枪。”

　　右翼政党开始受到更多选民的欢迎，因为他们提出了此前鼓吹全球化和多元化的精英阶层未曾说明的问题，例如全球化为何并没有惠及每一个人，尤其是对于那些处于中下层的普通民众来说。

　　看上去，继曾经的多元化文化与政策之后，新一轮保守主义大潮在欧洲已经若隐若现。

　　“失望的一代”

　　“我不知道，这样呆下去我等得到什么呢？”一个居住在伦敦的女孩告诉本报记者，她已经属于幸运的一员，工作体面，而且还没被裁员或者降薪。但是和浓雾一起笼罩在伦敦之上的萧条，正在加深她对未来的悲观。

　　今年在伦敦及周边城市发生的骚乱，是英伦三岛几十年来最为严重的动乱事件。上一次的动荡同样出现在经济委顿不堪的年代，走上街头以焚烧或者斗殴发泄怒气的也同样是深受高失业率困扰、冲动而暴躁的年轻一代。

　　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欧洲左派青年热衷政治运动不同的是，如今年轻人的示威游行活动并没有具体而明确的政治诉求或者纲领，只是单纯地通过暴力来发泄对社会的不满而已。

　　目前，15至24岁的欧洲青年的平均失业率高达20.4%，比2008年上升了1/3。而且，即使这些失业青年最终找到了工作，许多也不是稳定的长期性合同。据报道，在欧洲国家中，斯洛文尼亚与波兰的情况最糟，25岁以下上班族中，60%都是临时工。而德国、法国、瑞典、西班牙、葡萄牙这一比例也超过50%。

　　此外，不少欧洲国家青年的工资非常低，在西班牙，16至19岁的青年只能拿到成人工资的45.5%，20至24岁的青年仅拿到成人工资的60.7%。

　　《时代》周刊欧洲版的一则封面故事就提到，当经济衰退在欧洲各地加剧时，年轻人受到了最大的伤害。“在西班牙，总人口失业率超过了17%，每3个25岁以下的青年中就有1个没有工作。许多人不明白正在发生的一切。他们成长于长达20年的强劲经济增长之中，他们乐观地认为他们会比父母一辈过得更好。”

　　把他们称为“失望的一代”吧，《时代》周刊如此总结，一整代人的雄心或许都受到了挫折。欧洲的年轻一代要适应的，不仅只是“舒适悠闲又富足”生活的消逝，更是如何重塑一种新的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