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笔耕不辍的“民族魂”

　　北京西城区阜成门内宫门二条坐落着一个三开间小四合院，青灰砖墙、朱红门窗，散发着独有的气息。它曾经见证了200多篇美文的诞生，现今仍留存着一个伟大文学家的无数生活印记。它就是北京鲁迅博物馆。在这，记者见到了北京鲁迅博物馆副馆长、人民大学教授黄乔生先生，他带着我们一同走进了那个一直生活在我们的精神世界里的人物－－鲁迅。

　　怀揣梦想　离家求学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鲁迅用手中的笔写出数百万字的著作、刻画无数人物、传达时代精神，在后人的眼中，他是刚毅坚强的“民族魂”。然而，小时候的鲁迅是个很活泼的孩子。他的童年是月色下从摇晃在水面上的乌篷船里传来的悠扬戏声；是船内与小朋友们分享从自家地里“偷”来的豆子的甜美滋味；是“百草园”里会弹琴的蟋蟀、会唱歌的油蛉、碧绿的菜畦、紫红的桑椹，还有那人首蛇身的“美女蛇”的传说……

鲁迅的童年是丰富而自由的，这样的童年，无疑对他的创造力与想象力的培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6岁的时候，鲁迅挥别了带给自己无穷趣味的“百草园”来到“三味书屋”。在北京鲁迅博物馆地下一层的一角，一张八仙桌与一个藤椅静静地摆放在那里，几个长条凳散落于对面，这是仿照当年“三味书屋”的课堂仿制的。现在的我们似乎能透过这温暖的场景看到当时学问极好的寿镜吾老先生，看到读书时的鲁迅如何在自己的桌角上刻那个“早”字。在“三味书屋”学习的时间里，鲁迅不断为自己充电，他熟读儒家经典，也不拘泥于课堂所学，在课下广泛阅读各种杂书：小说、野史、笔记……在关注人文的同时观察自然。“三味书屋”的沉静和丰富让鲁迅的精神空间得到了极大地开拓，为以后鲁迅在思想与文学上的创造打下了基础。

　　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旦夕祸福。鲁迅的童年也并非一帆风顺。13岁那年，祖父因故入狱。不久后，父亲病重，整个家庭更是从小康陷入了困顿。作为长子的鲁迅，担起了家庭的负担。他经常出入于当铺与药店之间，当了家里的东西，才能换回买药治病的钱。当铺伙计的眼神和周围人的歧视，让鲁迅第一次充分地感受到社会的冷酷与势利。由于家境大不如前，为了省钱，鲁迅便自己寻药。那时候绍兴城里的人们时常见到一个半大的孩子遍翻百草园的土地，去寻找可以做药引的蟋蟀。或是四处打听，只为寻找药方上那一味奇特的“平地木十株”。然而，他的努力也没能改变痛心的结果，鲁迅的父亲最终因庸医的延误而离世，这一变故让少年鲁迅的思想受到了很大震撼。他开始了对人世与人心的思考。

　　1898年，年仅18岁的鲁迅怀揣着梦想离开了家乡，到异地去寻求新的出路。他先后进入南京水师学堂和路矿学堂求学。

　　在南京，赶上看新书风潮的鲁迅在一个星期日跑到城南买下了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刚读了几页便一发不可收拾。“哦，原来世界上竟然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

　　连本家的老辈都要说他：“你这孩子有点不对了，拿这篇文章看来看去，还抄下来看。”但鲁迅自己不觉得有什么“不对”，一有闲空，就继续研究。“‘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第、柏拉图也出来了，斯多葛也出来了。”这本书带给了鲁迅许多不同的思想，他开始感受到在这样激烈竞争的世界里，处于落后地位的中华民族面临着如何紧迫的危机。

　　在这种紧迫感的催使下，1902年，鲁迅踏上了开往日本的轮船，他怀着“科学救国”的梦想，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希望毕业以后能够以医救国。

　　留学遭歧　弃医从文

　　北京鲁迅博物馆里陈列的一份泛黄的“成绩单”记录着鲁迅当时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求学时的成绩：解剖学59.3分、组织学73.7分、生理学63.3分、伦理学83分、德语60分、物理60分、化学60分、平均65.5分。他成绩不算优异，但也没有“落第”，在142名同学中鲁迅排名第68。

　　但就是成绩单上的解剖学59.3分却让当时的鲁迅深受打击。59.3分，这个还没有及格的成绩却成了同学们的怀疑的对象。在其他同学的眼中，这个来自落后中国的学生根本不可能凭借自己的能力考取这样的分数，那么一定是老师藤野严九郎泄露了考题给他。面对同学的质疑，鲁迅痛苦地发现，身为一个弱国子民就连学习成绩都要受到无端的质疑。

　　更大的屈辱还在后面。在一堂细菌学课上，教师已经讲完但还没到下课时间，便用幻灯放了几段片子，片子中是日俄战争的时候，日军抓了一个中国人要处决，说他做了俄国间谍，刑场四周有很多身强力壮的中国人正津津有味地围观被处死的同胞。围观者脸上的麻木和冷漠狠狠地刺向了鲁迅的心，使他明白了精神不健全的国人，无论体格如何健全，“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

　　为了改变国人的精神，鲁迅决心弃医从文，走上了救国救民的文学道路。

　在北京鲁迅博物馆，记者见到了最先刊载《阿Q正传》的晨报副刊原件。它带给我们的震撼就如同它在90多年前带给当时中国的震撼一样巨大。在《阿Q正传》中，鲁迅描绘了这样一个人物：他是社会的底层，在与赵太爷等的冲突中他是永远的失败者。但他或者“闭眼睛”不承认自己的落后与被奴役，或者在刚刚被欺负后就忘记一切而且“有些高兴了”，亦或者向更弱小者发泄，在转嫁屈辱中得到满足。在这些都失灵以后，就自欺欺人，在自我幻觉中变现实的失败为精神上的虚幻的胜利。然后他一旦造起反来，同样做着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的奴役他人的梦。鲁迅“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又以笔为刀解剖中国人的灵魂，最后毫不留情地砍碎了当时国人自欺欺人的梦。　

　　鲁迅一生都在思考国民性问题。“从来如此，便对么？”《狂人日记》里，他通过狂人之口对几千年的封建愚民教育提出大胆诘问，用波谲诡异的情节揭露中国封建“吃人”的历史，高呼出“救救孩子”；《药》里，吃人血馒头的华老栓一家面临的除了物质贫困还有那可怕的精神愚昧；《故乡》里，少时的玩儿伴闰土那一声“老爷”带来的是人与人心灵上的无限隔膜。《祝福》里，颠三倒四的祥林嫂面临的恐惧不止来源于吃掉孩子的狼，更来自于封建神权。取材于“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的鲁迅小说，“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热风》、《坟》、《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鲁迅的作品丰富而繁杂。他对民族精神的消极方面给予彻底的暴露和批判，他的笔下充满着不同的文化现象，他刻画着不同阶层的不同人物。他的揭露是无情的，他的控诉是愤怒的，但他的赞扬也是热烈的。他用飞扬的文采、纵横的笔锋自由大胆地表现观点与情绪，唤醒麻木沉睡中的国人。

　　虽然鲁迅在批判国人的麻木不仁时是犀利无情的，但他的一生中始终关怀着代表中国未来的青年。鲁迅在绍兴府中学堂工作时，曾把他从日本带回来的长泽龟之助撰写的《代数学辞典》等三本精装的数学书籍馈赠给青年学生王铎中，对他说：“你年纪轻，记性好，要抓紧时间多看些书。看书的面也可广一点，基础广而坚实，专也容易了。”

　　1927年4月15日，广州狂风大作，暴雨倾盆，老天似乎也感受到了这一天里整个城市的不安。就在三天前，国民党在广东大肆追捕杀害共产党人，中山大学也遭到了军警的搜捕，许多师生被捕。

　　在这段风雨交加的路上，鲁迅匆忙从中山大学的白云楼赶到会议室，紧急召开会议。他如此急迫是因为救援青年学生的事宜迫在眉睫，但情况却不容乐观。这次会议并没有得出营救学生的有效方案。回到住所的鲁迅一言不发，心中的苦闷无法舒缓。学生被捕以及惨遭杀害的坏消息却不断传来，身为教务主任却无法营救自己学生的鲁迅深深陷入到痛苦之中。

　　在这之后，鲁迅辞去中山大学一切职务。这年10月，他来上海并从此定居，集中精力从事革命文艺运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等许多革命社团都有他的身影，《前哨》、《奔流》、《萌芽月刊》等许多刊物都有他的笔迹。他与广大革命的、进步的文艺工作者一起，为民族独立和人民的幸福呐喊。

　　斯人已逝 英魂永存

　　1936年10月19日清晨5时25分，在黎明前的短暂黑暗中，这位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的心脏，永远地停止了跳动。

　　由于长期处于国民党政府的文化“围剿”中，处于“战斗”的状态，过着动荡、清贫的生活，加之青年时期，曾患有肺结核病始终没有痊愈，所以一直以来，鲁迅的身体状况都非常糟糕。在这个秋日萧索的早晨，鲁迅在上海寓所溘然长逝，走完了他55岁凄风苦雨、顽强苦斗的坎坷人生……

　　鲁迅的葬礼由宋庆龄亲自主持，整个仪式肃穆庄严，这位为唤醒沉睡国人的斗士沉沉地睡去了。他的棺木上覆盖着绣有“民族魂”三个大字的白旗。上万民众自发举行公祭，为他送别。

　　时间的转轴回到现代，北京鲁迅博物馆院内那棵鲁迅亲手种植的白丁香，经历了80多年的风风雨雨，仍枝繁叶茂。在采访即将结束时，记者遇到了刚到博物馆上班半年时间的青年保安小刘，他说：“来到这里工作，我深深地被鲁迅先生的精神感动。”他每天的工作是负责博物馆的警卫，在他看来，做好这份工作就是自己对鲁迅先生的最好缅怀。（中国青年网记者　武芳莉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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