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笑眼            

             当代著名科学家史蒂芬·霍金在2010年预言：称地球将在200年内毁灭，而人类要想继续存活只有一条路：移民外星球。霍金对此解释称，“由于人类基因中携带的‘自私、贪婪’的遗传密码，人类对于地球的掠夺日盛，资源正在一点点耗尽，人类不能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所以，不能将赌注放在一个星球上。”2013年科学家霍金又表示：如果不逃离地球，人类将会在未来1000年内灭亡。不管前后有多少时间差，著名科学家霍金也对现代文明所面临的各种问题进行反思过，诚然霍金是伟大的科学家，但是霍金仍然是基于西方文化基础上的反思，这种反思是有很大瓶颈的，比如仍认为人性是自私的、贪婪的，还冠以基因学说来解释，比如要移民外星球，逃离千疮百孔的地球母亲，仍带有西方文化的扩张性。
              霍金的启示，让我们开始真正的反思现代文明，反思西方文化主导的人类文明进程。西方文化主导的现代文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死循环式的全球四大问题与三大危机。早在1984年，邓小平指出：“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  和平问题即是东西问题，东半球社会主义与西半球资本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根本对立，苏联解体表面虽有些缓解，但仍然在隐约的加剧，甚至有爆发战争的可能性。美欧领导的局部战争全球频发，从二战结束，至2012年世界范围内完全和平仅有24天，二战结束至今70余年大小战争从未停息，从1947年开始的印巴战争、朝鲜战争到80年代的马岛战争，90年代的海湾战争、波黑战争、科索沃战争，到21世纪的美欧发动的一系列针对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反恐战争，正应了那句--战争是资本主义的生命线。南北问题即是全球性的南北经济贫富差距问题和发展问题，北半球欧美发达国家一直在通过全球化的国际经济金融体系来掠夺南半球的第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和人民的大量财富；从二战结束以来，在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下，美国通过所谓的转基因技术和绿色革命并未给人类带来福祉，联合国开发署的官员透露，1965年至1980年间，约有2亿穷人，而1980年至1993年穷人增加到10亿以上。全球的贫穷人口有增无减，全球有1/7的人口，大约有10几亿人生活在饥饿的边缘，全球的贫穷国家有增无减，1971年最穷的国家有25个，2007年增加到50个；如果算上发展中的国家，目前全球有50个最不发达国家、31个内陆发展中国家和51个小岛发展中国家。上述三类国家，有一些具有双重身份，例如一些内陆或小岛国家同时又是最不发达国家，所以实际上有105个国家，但已经占了联合国成员国的一半以上。上述两大现代文明的全球性的问题是现代文明的全球性社会总危机在逐步诱发。而美欧发生的次债危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与欧债危机只是一个小预演。而西方文化主导的现代文明进程面临的第三大全球性的问题是环境污染、生态失衡与能源危机；最早认识到环境恶化问题的是150多年前的恩格斯，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警告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是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他还说：“在今天的生产方式中，  对自然界和社会，主要只注意到最初的最显著的结果，然后人们又感到惊奇的是，为达到上述结果而采取的行为所产生的比较远的影响，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人类过度消耗各种矿产资源。按照传统的消耗量计算，世界石油仅够维持50年，煤、天然气仅够开采200-300年。地球上每分钟有2500平方米森林被毁掉。世界沙漠化土地已经达4800万平方公里，几乎是中国、印度、美国和俄罗斯国土的总和。上世纪60年代特大沙尘暴在我国发生过8次，70年代发生过13次，80年代发生过14次，而90年代发生过20多次，到了21世纪其波及的范围愈来愈广，造成的损失愈来愈重，尤其是今年，到4月23日，北京已经是11次了！其持续之久、范围之广、危害之大是“历史之最”。前段时间的北京雾霾、华北雾霾，让我们真实认识到自然环境的危机，可在1952年的伦敦发生的烟雾事件，5天内有4000人死亡。让我们又更深层看到的是很多中国现代化中出现的问题，都是学西方学来的。环境恶化已经成为现代文明工业化给人类造成生死存亡的突出问题，而这就是全球性的自然环境恶化危机给我们带来的震撼，让人类知道自己只是宇宙沧海一粟而已。这种震撼使得人类不得不反思主导现代文明的西方文化；而西方文化的那种尖锐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也造就了现代文明面临的全球性第四大问题，也同样是全球性的第三大危机；即文化、文明、宗教的冲突和对抗。宗教文明冲突的问题近些年来逐步在加剧，表现样式多为恐怖主义、分离主义、自由主义、以及宗教原教旨主义思想；特别是基督教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对抗冲突持续了几千年；而基督教与伊斯兰教都源于古希腊文化与犹太教文化，就这样兄弟文化还打得不可开交至今是世仇。东西文化的冲突开始越来越多的展现在国人面前，中国经过一百多年的学习西方文化特别是近几十年的蜜月期，要么各方面出现了严重的文化水土不服，要么很多学者变成西方文化的奴隶，表面还是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但脑子里面全是西方式的思维，完全抛弃了中国古人的整体思维观和优秀传统文化，甚是可悲。而文化、文明、宗教的对抗与冲突也就是现代文明存在的普遍精神信仰的危机和心灵世界的危机，这种危机最不易被人发觉，这种危机对于人类是最为致命的。当西方现代化基本完成后，西方的精神文化领域变得开始保守，甚至倒退，西方思想中的私利面也越显越突出；伪科学和宗教狂热分子结盟要攻占科学思想领域；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想盛行；各种腐朽思想、拜金主义、功利主义、伪自由民主思想等等结盟占据真理的大门！这时的人们要么被文化奴役，要么声嘶力竭的批判西方文化给人类带来的各种灾难和问题，呼唤新的未来文明曙光。
              只要在西方文化主导的现代文明体系下，人类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全球性的南北贫富差距、全球性的东西和平危机、全球性的环境恶化危机和全球性的文化冲突对抗就永远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而只能缓和拖延，甚至把人类终结于现代文明。因为美欧国家从二战后建立了一整套的国际秩序，经济上以美欧西方国家为世界的中心，以阿拉伯国家为原料提供地，以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为世界加工厂，这样的国际经济秩序必然导致财富源源不断的流向西方，而避税型、离岸型的金融体系更使得全球各国政府无法对全球金融进行有效监管。必然会导致南北半球的贫富差距越拉越大，虽然美欧国家也每年向非洲无偿援助几十亿美元，但美国单针对伊拉克战争的临时军费拨款就高达几千亿美元，给世界带来更多和平危机，而这种西方的高污染、高消耗、高消费的文明发展方式，必然带来世界带来更多的环境恶化问题，另一方面迷恋物质表象和科技力量，使得人们越来越沉迷于灯红酒绿、花花世界，把感官刺激享受当成幸福的标准，信仰迷失，必然制造人类社会的犯罪率高、离婚率高、失业率高的三高危群，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马克思曾经说过：“哲学家总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改造世界。”毛泽东主席也提出过：改造两个世界的理论，即改造主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要改造的主观世界即是人的内心世界和人的为人处事方式等等，要改造的客观世界即是社会异化的方面，社会不和谐面与导致自然恶化的各种因素等。人类要开创未来文明，就必须全面反思现代文明，改造现代文明世界体系。
              西方文化主导的现代文明已经进入穷途末路，西方文化也并不能再次开启未来文明，西方文化的早期代表古希腊文化是埃及文化、波斯文化、土耳其文化的混合品种，西方文化根基无法与东方文化根基雄厚媲美，西方文化源于游牧民族的文化，游牧民族的文化是一种类似“狼图腾”的文化、是一种扩张性的文化，西方文化是内敛不足，张弛无度，虽然西方也有基督教文化，有人将西方信奉基督教视为西方富裕的原因，虽有一定关系，但西方社会富裕与信奉基督教没有直接因果关系，而且基督教不适合在全球推广，虽然基督教是全球第一大宗教，信徒达到17-18亿，早在《新约.圣经》第五卷书中，被称为“基督教史诗”的《使徒行传》(6~8节)中看到，保罗传道的行程受圣灵的禁止和领引的，圣灵有意把传福音从亚洲往西传到到欧洲。【徒十六6】「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西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吕家、加拉太一带地方。」基督教神学体系中三位一体的圣灵保惠师引导保罗一行人。他们往左要进入小亚西亚，被圣灵阻止；他们欲往右到庇推尼，又遭拦阻。圣灵引导的他们上一路往西。最终基督教传入西方，定为国教，成为西方的宗教传统。为何代表耶稣基督的圣灵保惠师偏偏不让保罗一行人向东方的亚细亚地区传教？因为基督教文化不仅仅来源与古希腊文化和犹太教文化，也同样来源于东方的佛教密宗思想，《圣经》历史上被教皇为了统治几次修改，然则在四大福音书的《新约.彼得福音》中记录耶稣的言行语录甚详，其中提到耶稣去印度学习东方宗教。民国时期的虚云和尚与现代国学大师南怀瑾都曾提及过基督教文化有与东方的佛教密宗思想和文化符号的影子，据俄国贵族诺托维奇在1894年表示在喜马拉雅山脚下拉达克的赫米斯寺院（法戒寺）里亲自读到两卷西藏经书，记载着耶稣在14岁时因为逃婚而随同商人来到印度地区学习6年，后来又到尼泊尔继续学习佛法6年。耶稣的思想更适合与西方，佛法讲众生平等，耶稣讲博爱可衍生出人人平等；佛法讲慈悲，耶稣讲救赎。所以耶稣是学习的佛法密宗，当然清楚东方人的智慧思想更高级更复杂，所以基督教在早期传教不允许向亚细亚地区传原因就在这里，可如今基督教文化通过坚船利炮传遍了世界，通过文化征服奴役给世界各民族文化造成严重影响，有的甚至是毁灭性的。基督教文化也仍然具备西方文化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思维特质，基督教文化中仍然有尖锐的“神人对立观”，基督教与犹太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对立冲突仍然透视着西方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形式与实质亦或灵魂与肉体的二元对立是柏拉图哲学的传统，而西方科学是柏拉图主义对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全面胜利开始的，摩尼教善与恶的二元对立对后皈依基督教的奥古斯丁教父哲学有很大影响，法国哲学家笛卡尔理性与感官的二元对立，17世纪大陆理性主义与英国经验主义的二元对立，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二元对立，解构主义与结构主义的二元对立等等；虽在16世纪至18世纪，在近代的法国启蒙运动时期，西方人开始学习儒学，通过儒学的人伦观批判反抗基督教的神人观，乃至19世纪的黑格尔参阅《易经》后建构的正反合带有阴阳辩证气息的庞大复杂的唯心主义体系。一直至今西方一直在学习中国文化和印度的神秘主义文化，西方文化也有对中国文化的吸收借鉴，但由于西方文化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由于西方文化那种扩张性和征服性，使得西方文化更少了些包容性，西方文化根本无法真正包容兼并东方文化。西方文化主导下的人类世界，正一步步滑向毁灭的边缘，特别是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仍然有很大历史瓶颈，虽批判了教会的黑暗统治，把人从神学体系中解放出来，但又导向另一极端的纵欲文化，乃至今是通过调动欲望发展经济、提高生产力；就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一开始出来的是物质财富，现在出来的就是“魔鬼”，全球学习西方，几乎每个人都沾染了“心魔”，道德沦丧事情比比皆是。西方文化用500年证明了西方文化不适合在全球推广，证明了西方文化已经失去了引领未来文明的机会。
              西方文化主导现代文明进程中面临的全球性诸多问题，在东方文化基本都能找到解决方案，而且已经在中国历史上有所检验；全球性的贫富差距问题是基于国际经济金融秩序所致，中国古代治国的最高境界是的道家的无为而治，重在消其欲望，休养生息与和谐共生发展，而非西方单纯追逐利益，导致发展严重不平衡，逐步解决全球性贫富差距问题，然则西方与迷信西方者未必听进其言，最后就会导致贫富大冲突，贫富大冲突促进文明大转折。全球性东西意识形态的对抗与和平危机，解决办法除了增进互信理解，应重在重拾东方文化，采用韩师所讲的文化攻势，中国传统文化并非完全的内敛，而是张弛有度，加之社会主义思潮在全世界风起云涌，要让全世界都接受东方文化，这一软实力足以让让西方人战战兢兢，不敢轻易战争，最终将西方采用的极端战争消弭于无形中，中华文化有这种智慧。全球性的环境恶化问题，中华祖先的天人合一思想早已准备充分，就等人类实践了，道学的天人合一，是一种养生观、生命观，更重于对生命的理解，西方特别欠缺；而儒教的天人感应、天人合一更倾向于古代的国家伦理。全球性的文化与宗教的冲突对抗，始于西方文化的征服，应承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层次性，同是应更向全世界推广“和合文化”，“天下大同，和而不同”，推行“民族融合”“文化交融”，虽然世界各地区文化都有差异，但中国古人讲：万事万物的道理都是相通的，世界各大宗教和文化都是追求真善美的，何必非要有喜好心、分别心与嗔恨心呢？正如佛家所讲：使人愚弊者，愚痴、贪爱、嗔恨也。
              东方文化能够开启未来文明，这点西方人也是比较认同的。早在1982年，全世界7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联合国举行会议，共同商讨21世纪解决人类现代文明面临诸多问题的方法，他们的结论是人类必须要回到两千五百年前的中国，在中华传统文化的经典中才能找到解救的方法，当然西方人仍然是想通过中华传统文化对西方文化给人类社会造成的巨大问题修补漏洞，但足以说明西方人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与全球性诸多问题频发的反思。东方文化是由中华文化和印度文化组成的，而印度经历雅利安人入侵和英国的殖民化，印度本土文化虽保留了大量神秘主义文化和印度教等宗教，但印度人天生浪漫、不重实际、古印度人寻求平淡自然的生活、讲求轮回，不重修史，虽创造出印度教文化，但印度教主体属于外来雅利安人的婆罗门文化；虽创造出佛教，但佛教在印度基本消失；虽创造出优美的印度歌舞和精美的寺庙，但不太重视现世，在伦理观方面有缺失，原印度佛教来到中国后受中华孝文化影响很大，虽轮回超脱，更具多情的佛心，使得佛教真正成为大乘上乘佛法；虽吠陀天启与瑜伽之术中有很多古老的印度医学，但不能与有着宇宙整体思维观的中医完全媲美。这些都足以说明未来文明必然为中华文化所主导。中华传统文化是儒释道文化，其中儒家是伦理哲学，儒家思想虽然在汉儒到宋儒变得越来越顽固乃至迂腐，但儒家思想造就了中国人的人格、伦理观、道德观、价值观、人生观、幸福观等等。中国从古至今是人情社会，现代的人情社会越走越变味，更多了些铜臭味，只要去掉铜臭味，恢复人情味，还是会越变越好的。马克思认为“人之所以为人，不是因为人单是一个生命体，人不是抽象化的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可见人类社会处理好人际关系至关重要，而伦理学也就彰显它的重要性，中国从古至今的人情社会表明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注重血缘关系、血缘根基的民族，由血缘根基的文化上可形成“祖宗崇拜”的文化，中可派生出孝文化，古代历代王朝是以孝治天下，凡是孝顺父母的人，就不会坏到哪里去，反映了不同与西方现代国家观念的古代的家国观念；下可处理好各种人伦关系。中国社会最牢不可破的是亲情，相比西方将爱情神圣化、完美化，中国人更看重亲情，中国人也有将友情、爱情转变为亲情的办法，比如中国古代社会的拜师，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观念，中国人根深蒂固，比如古代社会流行的拜把兄弟，是将友情、兄弟之情转化为亲情的隆重仪式和有效办法，而中国古代自晋宋以来虽压制妇女在家庭中地位，但形成了“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父母总告诉我们，感情是可以培养的，在农村保留这种观念的家庭基本是和谐的，而在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城市由于过度学习西方导致家庭伦理崩溃，离婚率、闪婚率逐年增高，有人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如果能将爱情转化为亲情，将爱人视作亲人，而不是建立在金钱物质和短暂的激情基础上，问题完全可以解决。中国社会最后抵御风险的是家庭，所以西方最基本的社会“细胞”是个人，西方社会没有形成比较完备的家庭伦理，主要是神学体系下的伦理，所以西方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比较泛滥，而中国社会的最基本“细胞”是家庭；家庭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避风港湾，也是我们社会崩溃前的最后一道防线。很多学者批评这种家庭观，说这种家庭观，仍然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解决家庭私有的问题，要将小家变大家，将对小家的伦理推广到整个人类社会，人类一家亲，就可实现天下大同。儒家讲：仁、义、礼、智、信，要以仁复礼（秩序性），虽然这种秩序性有等级性，但人类社会就是西方人所向往的绝对的平等吗？我看未必，西方人更看重物质，所以平等主要是物质上、经济上的平等，但中国古人更看重精神，平等是一种观念，可在精神上、境界上无法平等，我们平凡人怎么可以与佛祖、耶稣、老子、马克思、毛泽东的思想境界平等呢？人类社会需要平等，也需要权威，权威是一个人所积累的社会威望。中国儒家思想为未来文明提供了基本的社会伦理理论体系。很多国人迷信西方，迷失自我，导致道德伦理的缺失，各种乱象丛生。
              中华传统文化能够引领未来文明，复兴中华传统文化，被很多人认为是复古主义思想，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我们应该反对复古、反对把人的奴性复出来，应该对中华传统文化，重新梳理，而非像学习西方、迷信西方一样，照搬古代的文化思想；不是说读几遍《弟子规》，背下几本古代书籍，就算复兴传统文化了，复兴中华传统文化，要取传统文化之精华，使传统文化更适应未来文明而复生。特别应注意的是对中华文化道统的争论上，真正道统是道学，而非儒家。诚然儒家有很好的可经再改进的伦理观，儒家是中国古代社会二千多年封建文明的道统，但儒家不是中华上下五千年文明史的道统，中华文化真正的道统--道学被儒家掩盖了近两千年，早期道学形成于距今伏羲女娲时期，伏羲创八卦一直到黄帝，为中华道学奠基期，黄帝至老子为中华道学的形成期，成为一个独立的道家学派，老子、庄子、文子、列子等人是中华道学的发展期，至后在汉初有被汉儒称为的“黄老学说”，至汉末的黄老道和道学与民间信仰结合的宗教--道教；道学经三易《连山易》、《归藏易》与《周易》，贯穿于三教九流，法、兵、墨、名、儒、医、农、阴阳、纵横、杂等，就连佛教也有道学的文化基因，古代印度的哈拉巴文化具有很浓厚的中国文化色彩，佛教和其他印度沙门思想一样采用中国古老道学的修行方式，抛弃世俗的社会责任，追求真理，揭露吠陀的荒缪和矛盾，甚至努力构造一个全新的世界观。佛教文化是根源是产生于中国华北平原的东湖林文化、磁山文化、上宅文化的分支迁移到南亚次大陆以后所形成的新文化。包括印度吠陀记录中的中国古道学内容表明那个时期道学在古印度思想领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对佛学早期的理论形成产生重大的影响。可见古老道学对佛教的影响有多大。而自从儒家成为封建文化的正统后，正如国学大师南怀瑾所说“内用黄老，外示儒术”，黄老之学就是道学，儒家被封建统治者肆意的修改、美化以期符合其统治，最后宋儒顽固迂腐不堪。儒家道统基本脉络更将代表道学道统基本脉络中的黄帝与老子除名，可见后世儒家为一家私欲，差点毁我中华，宋代理学思想弥漫，宋代后两次少数民族入驻中原乃至近代中国的百年耻辱史都与废道学道统，将儒家道统作为中华道统的极大危险性；因为儒家主要是伦理哲学，而儒家基本不懂医学、兵法，更不懂农学，每每乱世都是要靠兵法谋略统一中国，要靠法家驾驭群臣，用重典治乱世，要靠农学和医学休养生息，恢复国力。而兵、法、医、农都是在古老道学下产生的思想学派，对于未来文明建构仍起支撑作用，缺一不可。至此两个道统争论可以休矣，要恢复中华真正道统--道学。谈及三教九流，很多带有复古思想的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属于西方文化，已然过时了，这是用地域划分东西文化，是值得商榷的，马克思主义即有西方文化也有东方文化的文化基因，历史上存在东学西渐，西方一直学中国文化，黑格尔、马克思也是读过易经、佛经的，马克思主义有东方文化的基因，表现在社会主义思想讲集体主义思想，而不能容于西方主流文化，西方文化从最为根本上是一种“个人主义”或“个人理性”，二元对立的思维观，虽然犹太教也讲一些集体主义思想，但犹太教的文化很多也是来源于古老的东方，这就是为什么，诞生于西方文化土壤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不能真正容与西方主流文化，而能够在中国生根发芽、茁壮成长；这就是中华文化讲整体观、家国观、伦理观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思想是相通的。因此东西文化的划分不能采用东方、西方地域来划分，而应采用东西文化的各自特质、内核来划分。
              打开未来文明大门的钥匙有两把，很庆幸中国都具备，很不幸国人没有认识清楚。一把钥匙是中国的道学文化传统，要恢复被掩盖了几千年的中国的道学道统文化，要改进儒家伦理更适应于现代和未来，大力向全世界推广佛教文化。另一把钥匙是中国的红色文化传统，红色是中华民族在炎黄时期就有的“红色崇拜”，红色代表着“喜庆”、“吉祥”、“勇气”与“革命”，蕴含着丰富的革命精神和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而今，在拥有丰裕物质生活的同时，一些人的心灵深处却出现了“荒漠”；红色文化传统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与实践下，在马列毛理论指导下，吸收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形成的革命文化，让民族与人民新生的文化，具有催人振奋的精神。而红色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古今中西合璧的大智慧，毛泽东写的《矛盾论》、《实践论》至今很难超越。毛泽东思想并非简单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更多的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提升，毛泽东讲“为人民服务”，孟子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毛泽东讲“治国就是治吏”“礼仪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之不国。”，而这是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开篇。毛泽东思想很多是中国古代“民贵君轻”思想和“治国方略策略”的升华。而今西方文化在中国荼毒严重，派生出“殖民文化”、“汉奸文化”与“脑残文化”，对于未来文明的引导，首先就是要对西方文化腐朽成分进行清理，文化要自觉、自强、自卫，绝不可让“毒草”任意泛滥。毛泽东是真正的文化大家，他汇集于中西文化的制高点，成为人类文明世界很难逾越的文化丰碑。对于西方腐朽文化的渗透侵蚀，红色文化担任着警戒和保卫的工作，对于西方大张旗鼓的搞军演甚至策动战争，红色文化担当着御敌于国门外，把战争消弭于无形的工作。而也只有先赢得生存与发展空间，才能为未来文明打开大门，进而中国更为古老的传统文化才能彰显魅力，重建世界文明体系和秩序。两把钥匙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也只有这样人类才能在西方文化主导现代文明接近终结时，走向另一条道路，开创一个崭新的未来文明。
              而我们就处于现代文明向未来文明的转型期，很多人全然不知，很多迷信西方的学者掉进了西方的“迷梦”中，有些发现是“梦魇”，但在西方文化中始终找不到出路，有些还沉迷于与国际接轨，还沉迷于现代化、全球化、工业化、城市化的迷梦中，有些人已经认识到传统文化与红色文化一定能推动人类文化和文明的转型，从现代文明转型为未来文明，从物质文明转型为精神文明，从地球文明转型为宇宙文明。当然，文明转型不能一跃而就，完成文明转型可能需要20-200年左右，让我们为崭新的未来文明贡献自己的微薄力量吧！让我们真正开始文化觉醒，摆脱迷信西方的“迷梦”，走真正适合中国发展之路，追寻“中国梦”，走真正适合人类兴盛之路，追寻“未来梦”，让我们都来加入梦之队，做一名追梦人，追寻梦想、感受梦想，实践梦想，最终美梦成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