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魂：中国才是世界文明真正的源头

来源：天涯论坛作者：巴魂

核心提示：大约五千年前，野蛮时代的欧洲（西方）人开始入侵文明富饶的亚洲（Asia，东方，亦即四大文明古国），形成了现代的西亚人和南亚人。随着岁月的流逝，历史渐渐的遗忘了过去，误以为现代西亚人和南亚人是古代埃及、巴比伦和印度文明的创造者。其实，他们都是入侵者，而古代埃及、巴比伦和印度文明的真正创造者，全部都是黄种人，因为东方是黄种人原始的分布区域。

大约五千年前，野蛮时代的欧洲（西方）人开始入侵文明富饶的亚洲（Asia，东方，亦即四大文明古国），形成了现代的西亚人和南亚人。随着岁月的流逝，历史渐渐的遗忘了过去，误以为现代西亚人和南亚人是古代埃及、巴比伦和印度文明的创造者。其实，他们都是入侵者，而古代埃及、巴比伦和印度文明的真正创造者，全部都是黄种人，因为东方是黄种人原始的分布区域。欲知详情，请看下文……

文明的起源

“最早出现文明之光的是烈日蒸晒、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养育的一片荒原。有一时期，人们曾认为文明的摇篮是尼罗河流域，但现在一致同意，最早的文明中心是苏美尔，也就是《旧约全书》中的“希纳国”（Land of Shinar）”，《全球通史》这样写道，开始了对人类文明的起源及其性质的探究。但是，我们不禁想问：“希纳”这个被认为是最早的文明中心的国度，与“鸡纳”在语音上是否存在着某种关联？会不会是不同的语言对同一名词不同的译读，就像“鸡纳”这个梵文被英文读成了China（中国），又被“鸡纳”人自己读为“支那”一样？

不管怎样，太多的线索，把“希纳国”与“鸡纳国”关联在了一起。比如，曾经在考古学界乃至整个文化界有一个风靡一时的说法：中华文明西来说。“西来说”认为，中华文明是来源于巴比伦的，中国人的祖先可能是古巴比伦人，因为有许多的考古学证据证明，早期的中华文明与古巴比伦文明有着惊人的一致性。

虽然后来的研究证明，“西来说”是不成立的，因为文明传播的方向是恰恰相反的，但“西来说”坚实的考研学基础——早期中华文明与古巴比伦文明之间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却得到了进一步的肯定。如今，中华文明由东向西的传播方向，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同。究竟是中华文明由东向西传播到了巴比伦，还是巴比伦文明由西向东传播到了中国呢？

一、神秘的伊甸园

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

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

——《圣经?创世记》

《圣经?创世记》向我们讲述了一个关于人类起源的故事：上帝在位于东方的、有着四条河流经过的伊甸建立了一片乐土，人类的祖先亚当和夏娃最初就居住在那里。有一天，亚当和夏娃在蛇的引诱下（古代中国文化中，蛇是女巫的代名词），偷吃了禁果，触犯了智慧树（能通天地的青铜神树？）的禁忌，因而被上帝从伊甸园里赶将出来，辗转流离，向西迁移，来到了巴比伦……

这个看似海说神聊的故事，虽然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但却绝对不是空穴来风，它所讲述的正是古代苏美尔人从伊甸园西迁到巴比伦的史实，因为《圣经》来源于犹太教，而犹太教则取材于苏美尔的神话传说——犹太人是早期入侵巴比伦并很大程度上被苏美尔同化了的闪米特人的一支，吸收了大量的苏美尔文化。比如，诺亚方舟的故事，就完完全全出自苏美尔史诗《吉尔伽美什》。

即便是西方的权威学者、洋大爷斯塔夫理阿诺斯同志带有明显的种族偏见，在《全球通史》中，他也这样写道：“最早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伟大创建者——苏美尔人，似乎既不是印欧人的一支，也不是闪米特人的一支，这一点很可奇怪。他们的语言与汉语相似，这说明他们的原籍可能是东方某地”。

为什么苏美尔人既不是印欧人的一支，也不是闪米特人的一支，而他们的语言却又与汉语相似呢？他们的原籍又在东方的哪个区域呢？也就是说，这个位于东方的、有着四条河流（四川）的、名字叫做伊甸园的地方，它究竟在哪里！

二、北纬三十度

在北纬三十度这条神奇的纬线上，分布着四大文明古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分别是古代埃及、巴比伦、印度和中国。它们之间，有着许许多多的共同点和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人们却往往把前三者（埃及、巴比伦、印度）和后者（中国）看成是两个毫不相干的、各自独立发展起来的世界。“中国与中东之间相隔一片辽阔的、荒漠的地区，并有大山作屏障，因此，从古代最早时候起直至今天，中国文明一直与欧亚大陆的其他文明彼此相异”，《全球通史》的作者这样写道，因为他不知道或者不愿意知道这四大文明古国之间究竟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如果他能摈弃西方学者的那些种族偏见，他一定不难发现，这四大文明古国不管在文化上还是在地缘上，都是属于同一范畴的：它们都地处东方，都位于北纬三十度附近的地区，都使用象形文字（这一点与西方文化有着明显的差异，尽管西方的拼音文字是来源于东方的），都有着发达的青铜文化和神秘的金属面具，甚至连历法都是相同的：一年分为12个月并采用闰月来调整时间的误差。

如果继续追溯下去，他还会发现一个更为惊人的秘密：古代埃及、巴比伦和印度的土著居民，居然全部都是黄种人！埃及现存的雕塑和壁画详细的描绘了古埃及人的生理特征：他们既非白人也非黑人，而是黑眼睛黑头发的黄种人。这就是为什么古埃及所有的金字塔和陵墓都坐落在尼罗河西岸的原因所在：他们在默默的遥望着故乡——东方；古巴比伦人既不是印欧人的一支，也不是闪米特人的一支，而是来自东方、语言又与汉语相似的非白种人的一支，他们不是黄种人，难道还会是黑种人？古印度人就更见不提了：公元前十五世纪，印欧人雅利安部落入侵印度后，在吠陀文献中提到土著居民时，“说他们身材矮小、肤色暗黑，没有鼻子（《全球通史》）”。古印度人又怎会没有鼻子呢？雅利安人之所以如是说，是因为相对于印欧人来说，黄种人鼻梁不高，没有鼻子只是一种形容而已。

以上的事实足以说明，古代的埃及人、巴比伦人、印度人，全部都是黄种人。中国人自不必说，当然也是黄种人，所以古代四大文明的创造者，全部都是黄种人。为什么古代四大文明的创造者会无一例外的，全部都是黄种人？因为北纬三十度，原本就是黄种人的乐园！

三、人种的形成

现代科学通过对比古今人类的基因，得出了一个有争议性的结论——人类是起源于非洲的。我们姑且不论人类起源于何处，反正有一点是人类学者所共同认定的：不管任何人种，都是由同一祖先进化而来的。那么，为什么同一祖先，会进化出黑、黄、白三大不同的人种来了呢？让我们从简单的道理入手，来分析研究人种的形成，进而划分出不同人种的原始分布区域，找到他们原始的栖息地，以还原人类历史的本来面目。

大凡智力正常的人，都懂得一个简单的道理：太阳晒多了，皮肤就会变黑，反之，就会变白，因为在日照过强的自然环境下，我们的机体为了保护自身，会在皮下沉积大量的色素，以免被紫外线灼伤，皮肤因而变黑；而在日照不太强烈的自然环境下，我们的机体又会消除过多的色素，以免妨碍维D的合成、影响钙质的吸收，皮肤因而又变得白了起来。

所以，在日照不太强烈的自然环境下，原始的我们，生存条件简陋，赤身裸体的暴露在阳光之下，如果皮肤过黑，就会因不适应环境而被淘汰。反之，在日照强烈的自然环境下，如果皮肤过白，同样也会因不适应环境而被淘汰。

这就是人种形成的原因之根本所在：在低纬度地区，日照强烈，为了适应环境，人类进化成黑种人；在高纬度地区，日照大大减弱，人类进化成白种人；而在中纬度地区，日照的强度介于两者之间，因而人类在此进化成肤色介于黑种人和白种人之间的人种——黄种人。

白种人鼻梁高、眼窝深、金发碧眼，是他们原始分布在高纬度地区的更进一步的证据：鼻梁高，是因为鼻子大；鼻子大，是为了适应严酷的自然环境。在冰天雪地的自然条件下，鼻子可以预热寒冷的空气，保护肺部，使之免遭寒冷空气直接的侵袭。鼻子越大，毛细血管就越多，供血量就越大，预热冷空气的效率就越高，在严寒中生存的能力就越强。所以，只有鼻子大，才能适应高纬度地区寒冷的气候。鼻子高了，眼窝自然就深了。至于金发碧眼，则与皮肤白晰的原因相同：随着日照的减弱，色素慢慢退去，在皮肤变白的同时，头发的颜色开始变黄，眼睛的颜色开始变浅。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在原始的生存条件下、在文明的诞生之初、在文明之光尚未普照世界之前，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各色人种分布在各自不同的原始栖息地。黑色人种的原始栖息地是日照强烈的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黄色人种的原始栖息地是欧亚非大陆北纬三十度附近的中纬度地区；而白色人种的原始栖息地则是北欧冰天雪地的高纬度地区。

公元前二千纪，欧亚大陆正处于一个骚动时期，即游牧民入侵、古老的帝国被推翻、旧的社会制度瓦解的时期。骚动是猛烈的，整个欧亚大陆都处于一片混乱之中。因此，公元前二千纪是古代文明从历史舞台上消失，由古典文明取而代之的过渡时期……

——《全球通史》

大约在五千年以前，来自西方、北方的无数支野蛮时代的白种游牧部落开始南下，入侵位于北纬三十度的古代文明中心。入侵的原因很简单：茹毛饮血尚未开化的他们，面对丰衣足食的人间天堂，又怎能不垂涎欲滴呢？入侵的过程颇为漫长，持续了上千年。

“只要勇于冲杀，便可达到征服的目的；因而，习惯于游牧生活，习惯于在沙漠地区形成的野蛮风俗的民族，能够很容易地征服较文明的民族，即使后者的人数比前者更为众多——伊本?赫勒敦”，《全球通史》的作者如是写道，对入侵成功的原因作出了倾向于种族主义的解释。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如果不是凭借武器装备的优势而是利用体力去抗衡，如果不是斗智而是斗力，文明又怎么可能是野蛮的对手？善良的百姓又几时躲过了歹徒的袭击？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所以，古代的文明中心就像大户人家一样，在没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保护的情况下，就永远是土匪打劫的对象，躲得过一时，躲不过一世，被洗劫一空只是迟早的事。伊本?赫勒敦把征服的成功归功于“勇于冲杀”，美化了入侵者的“勇敢”，淡化了他们的野蛮。

早期的入侵只是边境地区小规模的游击战，抢了就跑。当然，血腥是随时都在发生的。随着入侵成果的不断积累，入侵者从虏获的匠人手中学会了各种各样的技术；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冶金术。于是，拥有了金属武器的他们，不再是一群群手拿石头棍棒的流寇，可以与文明中心正面抗衡了。在一次次的、长达一千五百年的入侵浪潮中，除中国之外，各文明中心相继陷落了。

初来乍到的入侵者，在军事上完成了征服，在文化上却开始了被征服的过程，因为文化上的巨大优势，使入侵者不得不心悦诚服地学习和使用先进的文化，包括语言和文字。“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圣经?创世记》对这一时期是这样描述的。随后，《圣经?创世记》又这样说道：“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这句话，意味着“他们”本来不是“一样的人民”，意味着入侵者在文化上被同化。

“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就是变乱的意思）”，接下来，《圣经?创世记》从神学的角度解释了之后发生在巴比伦的历史事件。

为什么耶和华神要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语言彼此不通？因为接踵而来的入侵者操着各自不同的语言，一片混乱。螗螂捕蝉，黄雀在后，就在入侵者占据了大户人家，开始享用文明成果这一丰盛美餐的时候，又被新的入侵者觊觎了：一股股野蛮时代的白种游牧部落相继侵入，战火纷飞；同时，各部落也不同程度的享用着文明的成果，建立起各自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语言相继在巴比伦出现。巴别这一名称，准确的反应了那段历史的时代特征。

就这样，在持续至今的战火中，族群关系相当复杂的西亚各族形成了。埃及和印度的情况也大抵如此，只是由于地理因素的影响，相对的稳定一些，没有那么多复杂的、纠葛不清的族群关系。

在埃及，虽然阿拉伯人的最终胜利让种族结构发生了一次面目全非的刷新，但历史的痕迹是永远也无法抹除的。在印度，以雅利安人为主体的结构也历经过多次外族的侵略，但基本结构保存了下来，在原始土著文化的基础上，逐渐的形成了现代的印度人。

因此，如果简单地以现代埃及人、巴比伦人和印度人的种群关系去判断这一区域古代文明的性质，就大错特错了：好比个不懂电脑的人，看到当前的页面就以为看到了所有的一切，而不知windows有着许多不同历史时期的窗口，因为生活在埃及、巴比伦和印度的现代人，早就不是灿烂辉煌的古代文明的创造者了。

五、炎黄文化

炎帝、黄帝，是中华民族不同历史时期的两个文化象征，是中华文明传承延续的两个重要环节。想要把炎黄文化研究得详尽透彻，即便是穷尽一生之力，恐怕也不能如愿以偿，因此我们只是大略的概述一下它的性质和特征。

炎帝号称神农，播种五谷教民农作，尝遍百草为人治病。用现代术语来说，他不仅是农学家，还是天文学家兼植物学家、药理学家和病理学家。他是农耕文化和医药文化的开创者。黄帝号称轩辕，黄色（木器的颜色）是他的旗号。轩是车、干，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架架车”，辕是车前驾驭牲口的横木，代表着使用畜力的开端，所以他不仅是机械工程师，还是木匠的祖师爷兼畜力时代的领头人。

炎黄文化是中华文明两个重大的源头，因此对比炎黄文化和古巴比伦文化，找出文明诞生的先后顺序，找出文明诞生的方式方法，找出文明诞生的历史痕迹，谁是文明真正的源头，自然就不言而喻了。

“最早的农人们以适应环境的非凡本领成功地响应了这一挑战。公元前四千纪时，他们取得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技术进步”，《全球通史》这样写道，古巴比伦农业文明起源于六千年前。可是，中国的农业文明亦即炎帝文化，又起源于何时呢？

“新华网上海10月11日电（记者刘丹）：中国科学家日前发现，中国东部水稻栽培始于7700年前”，这是一条刚刚查询到的消息。注意，时间是2007年的10月11日。如此说来，如果中国农业的起源仅仅以水稻的栽培为标志的话，那么，它至少也领先了两河流域一千七百年！

“在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亨利?卢斯基金会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共同资助下，麦戈文研究小组最近在中国河南省一个新石器早期的村庄贾湖搜集到16件陶器，同时还发现了包括一支古笛在内的乐器。研究表明，这些陶器的历史可追溯到大约公元前7000年，也就是距今9000年前。科学家对陶器里面的残留物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残留物的化学成分与现代稻米、米酒、葡萄酒、葡萄丹宁酸，以及草药残留物的化学成分相同”。

上面是一则来自《北京科技报》的报道，中国的酿酒史和音乐史追溯到了九千年以前。试问，没有具备一定规模的农业生产，哪来的粮食酿酒？又哪来与现代稻米相同的成份？而中国加工谷物的石磨，已经追溯到了一万七千多年以前！

许多的考古报告显示，中国农业的起源远远早于巴比伦的证据比比皆是，因此，假如文明的传播不能穿越时空的话，那么它的传播方向，就只能从中国到巴比伦。然则，文明是以怎样的方式方法诞生而又留下了哪些历史的痕迹呢？

“车轮的重大发明也是在这富有创造性的一千年间取得的。美索不达米亚最早的轮子只是一些圆形的板，和轴牢牢地钉在一起。到公元前3000年时，已将轴装到手推车上，轮子不直接和车身相连……”，《全球通史》的作者这样写道，对车轮发明的过程一无所知，然而，黄帝文化却清清楚楚的记录了这一过程，因为它在神奇的文字之中，将这远古的秘密保留了下来：

有一种叫做镰盖的农具，人们用它拍打被镰刀割下的谷穗，将谷子击落下来。镰盖的原始形状像个蝇拍，于是它便有了一个象形字：由。最初，“由”被横绑在竹竿上，因为用这样的方式拍打谷穗，可以节省更多的体力。可是，“由”有个很大的缺点，经常松动，大伤人们的脑筋。终于有一天，一个不知是太聪明还是太懒惰的家伙，用松动的镰盖拍打谷穗的时候，得意洋洋的发现，只要用力巧妙，“由”就可以转动起来，大大提高了工作的效率。

于是，最早的机械诞生了，转动的概念也由此产生了：叀。叀是“转”的象形：上面一横是竹竿，中间是绑着的“由”，下面是可以摇动的手柄。轉（转）、傳（传）、塼（砖）、穗（古作禾、叀）、惠（慧，古作叀），这些字里都有叀，因为它们都与转动有关，比如，穗之所以与它有关，是因为穗是禾株上被“由”转动拍打的部位；惠之所以与它有关，是因为心若不灵转，便无智慧可言。

不久，人们又发现了一种具有润滑特征的液体，不仅可以使“由”转动得灵活轻便，还可以减少磨损，增加使用寿命，因此，这种液体被叫做“油”。油的润滑功能的发现，推动了“由”进一步的发展。人们伸长了“由”的另一端，又有了“申”的概念；把它穿在两根竹竿之间，“車”的概念又产生了。

最早的“車”是用来纺织的。随着技术不断的进步，它又演化出陶轮、车轮和水车等等多种形式，以及传统的民族玩具：风车。恰如所象之形，“車”的本义是“转动的轮子”。为了与镰盖（由）有所区别，“車”的“由”被写作“轴”，进而用来专指轮子的核心部位。轴是用较大的竹管制成的，多孔，孔中插有长短相同的竹管，将外围连接起来，变成一种可以缠绕丝线的轮状器物，再把它的轴放在穿有孔洞的两根竹竿的中间，原始的纺车就这样制造了出来。

在制造纺车的过程中，轴这种多孔的竹管会发出悦耳动听的各种不同音调的声音的特性被发现了，这种多孔的竹管成了原始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与“車”的“轴”相互区别，人们把这种能发出不同音调的轴（带“車”旁的由）写成了带有竹字头的由：笛。就这样，音乐以最原始最自然的方式诞生了。

六、女娲补天

接下来，《全球通史》的作者开始了对冶金文化起源的探究：“最早提炼的金属大概是铜”，他威严却又懵懵懂懂的宣布道，似乎鼻子高就等于水平高，对冶金文化的起源一无所知却又摆出一副权威的派头，所以显得有些茫然无知怅然若失，出够了洋相。谁叫他骄傲自大，不好好的学习中文呢？

让我来告诉这洋大爷，冶金文化是怎么起源的吧！冶金文化起源于陶器文化，陶器文化起源于传统的陶器大国——中国。即便是今天，China一词对西方人来说，首先想到的就是瓷器；而最早提炼的金属也不是“大概是铜”，而是“易”！它之所以叫做“易”，是因为在常规金属之中，它的熔点最低，231.9℃，最容“易”从矿石中提炼出来。后来，“易”被写作了锡。

随着冶炼技术的进步，炉温达到了327.4℃以上时，“船”被提炼了出来。它之所以叫做“船”，是因为它的比重特别大，在冶炼实践中，除了黄金之外，什么铜啊铁啊锡啊锌啊，甚至连白花花的银子，都统统的被它像船一样浮在了上面。后来，“船”被写作了铅。

然后是“辛”，熔点419℃。它之所以叫做辛，是因为最初被用来制造一种刀具。这种刀具就叫辛，通常是一种刑具，接生时用来割断脐带的工具也是它。虽然它硬度不大，但相对锡铅而言，在特殊加工工艺的技术支撑下，勉勉强强的可以派做刀具使用了，毕竟冶炼技术还不发达，炉温达不到950℃以上足以溶化黄铜的程度。“辛”这种制作原始刀具的材料，后来被写作了锌。

然后才是“同”。同是古代的一种酒具。当冶炼技术使炉温达到950℃（黄铜的熔点）乃至于995℃（青铜的熔点）以上时，这种金属被熔化了。因为它最初是用来制造同以及其它的筒状容器，因而被称为同。后来，“同”被写作了铜。

最后是“失”。“失”的熔点是1539℃，工业时代之前，人们很难熔化它，所以在古老的冶金过程中，它是被丢弃、废失的部份，因而称之为“失”。随着冶金技术的进步，人们逐渐的发现，“失”虽然不能熔化，但反复锻烧后淬火，其坚硬和锋利的程度超过了铜。这一发现让人惊喜万分，以至于爱屋及乌的把它斑斑的锈渍也看成一种美：秀（锈）。后来，“失”被写作了铁。

这就是冶金文化诞生的过程，而中华民族也留下了古老的神话传说：女娲补天。何谓女娲？女，女人，母系氏族；娲就是媧，女、咼。咼是锅、坩锅、锅炉的鼻祖，因此，女娲是一个代表远古冶金文化的女性形象！她用五彩石补天，就是我们的祖先熔化五彩斑斓的各色矿石的真实写照！

七、仓颉造字

关于文字，中华文明与古巴比伦文明有着不同的神话传说。苏美尔人的神话传说是这样的：为了收集修建神庙的木材、天青石和金银，一名使者牢记国王的嘱托远赴他国，转述国王的旨意。回来的时候，他又要转述那位国王的答复。反复多次，使者传递的信息越来越多，他的嘴变得越发沉重，在此情况下，一位国王试着将旨意写在了泥板上，而使者的嘴巴终于得到了解脱。

试着将旨意写在泥板上？如果没有文字，他如何试着将旨意写在泥板上？所以，在他“试着将旨意写在了泥板上”的时候，不仅有了文字，而且还能与“他国”的国王交流，他只是发明了一种将文字写在泥板上的方法而已。就算文字是国王临时发明的，但远赴他国的使者，即便办了扫盲班，又何以使得他国的人们去学习这些叽哩咕嘟、难懂可笑的鸟语呢？因此，这个神话传说讲述的不是文字的起源，而是解释了文字被写在泥板上的原因。换言之，在苏美尔的神话传说中，没有关于文字起源的传说，因为他们只是继承和使用了文字，并未创造文字。

而中华文明对文字起源的来龙去脉却阐述得详详尽尽，活色生鲜。“上古之时，结绳而治”，稍有文化之人，都知道这么回事，虽然不一定理解了它真正的含义。何谓结绳？网罟是一种结绳，一种原始的结绳，能结出飞禽走兽鱼鳖鼋鼍的美味来；“勾勾针”是一种结绳，一种传统的结绳，能结出赏心悦目吉祥如意的图案来；“中国结”是一种结绳，一种现代的结绳，能结出不可言喻莫可名状的中国情结来……

所以，如果把结绳仅仅理解为用绳子打一个结，就未免过于简单了。“心有千千结”，琼瑶之所以能触动无数少女的心，是因为她触动了她们心中的千千结。千千结，可以结出许许多多形象的图案，可以表述出许许多多复杂的情怀。最终，千千结结出的形象的图案，以刻画的方式表现出来后，逐渐的衍化成古老的文字。

结绳，结出各种吉祥如意的图案，是中华民族远古的习俗，延续至今。过年时，贴上一种图案——桃符，就能让来年平安吉祥；作法时，贴上一种图案——道符，就能逢凶化吉；打仗时，贴上一种图案——兵符，就可以刀枪不入。即便在稀松平常的日子里，人们也总是没完没了的贴上各种各样的图案——剪纸。

这一切，都源于远古的一个文化时期：仓颉。仓同苍，古老；颉，吉，页。吉是吉祥，页是面具。仓颉时代，是一个纺织文化兴起的时代，是一个带着面具的圣人“授人以‘结’”的时代。她们没有纸和笔，只能用这种自然普通的方式，“结”出各种各样的图案，以赋予人们吉祥。在她们看来，“结”就是吉，因为“结（网罟）”是不可或缺的生产工具，是战胜自然的重要手段；而结字本来就来源于吉，它是吉祥如意的祝愿通过丝线绳索的方式来传递的一种表达形式。

据说，英文Asia（亚洲）一词的原意是指东方，太阳升起的地方。由于Asia的sia 与夏谐音，因此不妨大胆的猜想：sia是否是夏（带着面具的人）的音译？还有一个sia与夏有关，它就是Russia，曾经是最靠近亚洲的国家；罗刹是它过去的音译，俄罗斯则是它现在的称谓。Russia的原意，是否是靠近亚洲或者靠近夏？它的国花向日葵，是否寓意着它原始古老的期望：向往夏、向往东方？

事实上，Asia文明的的确确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面具。埃及有面具，巴比伦有面具，印度有面具，中国也有面具；而且，这些面具都出土在北纬三十度。为什么这些面具的出土地也就是四大文明古国，会分布在同一纬线上？因为，同样的纬度，有着一片同样的星空；同样的星空，在宗教意义上，又有着一种同样的神秘——而夏的始祖伏羲和他的天地通，就诞生在这条神奇的纬线上。

天地通既是一种原始的宗教，又是一门原始的天文学，起始于原始农业对天象、气候的观测，形成于观测结果与原始信仰的融合。传说，伏羲出生在号称“都广之野”的成都平原，借助建木（人造树，亦即青铜神树）登上了天庭，进入了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因而具备了一种神圣无边的法力。

作为天文学，天地通催生了最早的历法，指导播种和收获按农时正常的进行；作为宗教，天地通以圣人通行于天地之间，因而拥有至高无上的神权的方式，控制着古老的意识形态。但自颛顼起，历代统治者都实施了在民间禁止天地通的政治措施，把至高无上的神权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结束了“家为巫史”的局面，致使天地通丧失了它的宗教功能和政治地位，演变成一种用观察天象来预测凶吉祸福的方术——观天，也就是《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最出神入化的本领、西方人眼里的占星术，因为古巴比伦和埃及，也是用这种方法来预知凶吉祸福的。

这就是为什么夏文化会沿着北纬三十度伸延的原因。天地通古老的宗教信仰，执着的认定了北纬三十度，使他们首选乃至唯一的选择了北纬三十度，而发达的天文学对星象精确的观测，又使他们不管走到哪里，都能在北纬三十度准确的定位。于是，大约在他们定位于巴比伦一千六百五十六年之后，大洪水爆发了。

九、挪亚方舟

《圣经》所描述的挪亚方舟和大洪水的故事，在中东、近东的古代文明中，都有类似的传说，包括西方的希腊和罗马。虽然希腊和罗马的传说，都来源于古代中东和近东文明，但西方的学者还是耗费了大量的心力，去寻找大洪水的证据。从《圣经》记述的时间推断，这场洪水发生在四千多年前，与良渚文明毁灭的时间相差不远。那么，在两河流域，真的发生过《圣经》所描述的巨大洪水吗？

首先，迄今为止，西方地质学家从未发现过全球性大洪水的证据，换言之，在两河流域也没发现过这种证据，因为，如果两河流域发现了这种的证据的话，不就直接印证了挪亚方舟的故事，哪还需要想方设法到其它地方去寻找大洪水的间接证据呢？

其次，两河流域的气候历来干旱。古代，北部山区为地中海式气候，其它地区为大陆性亚热带半干旱类型，被斯塔夫理阿诺斯同志亲切的形容为烈日蒸晒的一片荒原，河水主要来源于北部山区溶化的积雪。我们知道，高山积雪溶化的过程是个缓慢的过程，涓涓细流的汇集，形不成来势凶猛的洪水；而地中海式气候，不具备爆发洪水的条件：夏季炎热干燥，长达半年的37.5～62.5毫米的降雨就算集中在一天，也只是一场初具规模的暴雨，不可能爆发较大的洪水；冬季，虽然潮湿气团带来了较多的雨水，但在高海拔高纬度的山区，降雨以积雪为主，同样不可能爆发较大的洪水。再说，世界各地众多的河流，又有哪条是冬季泛滥？

更重要的是，《圣经》对两河流域爆发大洪水的可能性也给予了彻底的否定。“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被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无限虔诚的耶和华这样说道，没有招来任何的非议。

如果真的有神，如果耶和华真的在冥冥中护佑着我们，那么两河流域就不可能再有洪水爆发了。问题在于：如果两河流域存在着爆发洪水的可能性，那么洪水肯定会经常泛滥；如果洪水经常泛滥，那么神圣的耶和华，又怎么向虔诚的信徒交差呢？“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耶和华与挪亚立约道，可是，只要洪水再泛滥一次，耶和华的光辉形象就彻底的破灭了。

所以说，两河流域不但没有爆发过巨大的洪水，挪亚方舟也从未停靠在它的河岸。难道《圣经》给我们开了个天大的玩笑？如果洪水确有其事的话，那它究竟发生在哪里？在人类文明的历程中，真的有过这段浊浪滔天的历史时期吗？

十、回归伊甸园

在人类文明的历程中，倒还真的有过这段浊浪滔天的历史时期，并与《圣经》叙述的时间大略一致；只是，洪水不是发生在两河流域，而是发生在苏美尔文明的诞生之地、神秘的伊甸园。这个神秘的伊甸园，它究竟在哪里？

八十多年前，《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曾刊载过一篇《东方伊甸园——中国西部》的文章，作者约瑟夫.比奇在文章中宣称：“川西（成都平原）是人类古老神秘的原始文化的栖息地”。还有一则消息：前不久，美国著名制片人比尔在专程前来成都寻踪东方伊甸园之后，得出了如下的结论：“圣经中伊甸园提到的高山、河流等，和成都的地理环境很吻合，这是我认为成都就是‘东方伊甸园’的第一个证据。第二个证据是以精神为主。‘东方伊甸园’这个概念一定与生命、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成都我也找到了这些”。

如果说比尔的判断不足为信的话，那么《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可就不是闹着玩的了。在学术上，它是非常严谨的，具有很大的权威性。《东方伊甸园——中国西部》这篇文章能在这种高水平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说明“川西（成都平原）是人类古老神秘的原始文化的栖息地”这种说法绝非空穴来风。然则，成都平原真的爆发过《圣经》所描述的那种浊浪滔天的洪水吗？

可以肯定的说，成都平原的确爆发过《圣经》所描绘的那种滔天的洪水，不仅在时间上与《圣经》的记述相当的吻合，而且证据还完好无损的保留着：它就是都江堰。都江堰不是李冰修建于两千多年前的水利工程吗？它怎么又成了起始于四千多年前的大洪水的罪魁祸首了呢？

首先，在鳖灵治水之前，西高东低的成都平原，曾经是一片汪洋，印证了大洪水的史实。从郫县的郫字，就可以看出洪水之大、大到了惊人的程度：“郫”的意思是低洼的、筑有堤坝的地方。既然洪水把位于西部高地上的郫县都变成了经常被洪水淹没的低洼地带，那么成都平原那种浊浪滔天的景象，就可想而知了。“浊”字古作“濁”，意思是蜀地的水；蜀浪滔天正是这段历史时期的真实写照。

后来，鳖灵在郫邑治水，拓宽了金堂峡，洪水得以渲泄，成都平原才又浮出了水面，重见天日。峡内至今还保留着“垮梁子”这个人工拓峡的证据，而完工不久的“拓峡工程”，也从现代科学的角度，不仅肯定了鳖灵拓峡的必要性，还肯定了鳖灵拓峡的必然性。试想，如果没有人工拓宽的金堂峡，从都江堰汹涌而来的洪水在龙泉山脉的拦截下，会把成都平原变成一种什么样的景象？

事实上，没有鳖灵拓峡，就没有今天的成都。成，成就的意思。鳖灵拓峡之后，这片肥沃的土地浮出了水面，是拓峡所取得的一个伟大的成就，因而被命名为成。开始，它只是邑，叫做成邑；后来它成为蜀国的都城，叫做成都——而它的建城史，也远在张仪之前。开明五世也就是鳖灵五世，从广都樊乡迁都于此。传说，城址是沿着神龟爬行的线路修筑而成的，由此可见，成都最初是建立在一片滩涂之上的。

其次，虽然李冰的确对都江堰进行过一次系统的、全面的改造和维修，但李冰治水的传说只是鳖灵治水的一种张冠李戴的说法，因为李冰时代的秦国，不管从政治经济的角度来说，还是从水利技术的角度来说，都不具备开凿都江堰最起码的条件，更何况李冰不超过十年的短短的任期，即便是初步的勘测、设计工作，只怕也未必能够完成。

所以说，正是都江堰的开凿制造了这场被《圣经》描述为“毁灭世界”的滔天洪水，而大洪水的消息又从远东谣传到了中东和近东各地——这就是为什么在中东、近东的古代文明中，都有这个类似传说的原因所在。为什么都江堰的开凿会制造出这场巨大的灾难呢？因为在大约四千多年前，发生过一系列的战争，一系列惨绝人寰的战争！这场战争还得从亚当和夏娃说起。

亚当和夏娃被上帝从伊甸园里赶出来的起因，与蛇和智慧树有关。也许有人会问，一个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神话故事，又能说明什么问题？但当他真正理解了蛇和智慧树所隐藏的含义之后，就会豁然开朗了；并且，《圣经》虽然是一部神学著作，却蕴涵着巨大的历史价值。西方有一门学科，就叫做《圣经》考古学。

首先说蛇。蛇在传统文化中，总是与女性有关的。在神怪故事中，有着许许多多的蛇，比如美女蛇和各种蛇妖、蛇精等等，但从来就没有听说过有哪条蛇雄性的，尽管自然界中的蛇雌雄各半。可是，伏羲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条最悠久、最古老的蛇：她人首蛇身！并且，她的出生之地“都广”，也坐落在蛇江之畔。在甲骨文中，蛇是一个象形字，“它”，因此沱江其实就是“它”江、蛇江；而伏羲的传人不仅是蛇，且全是女性的蛇，被后世称为“巫”。

那么，智慧树又是什么东西呢？它就是那颗叫做建木的、被伏羲用来通天地的青铜神树。青铜神树不仅是伏羲文化“天地通”的神圣法器，同时也是母系社会中“臭男人”们绝对不能染指的宗教禁忌。可是，在父系社会萌动之初，有一些名叫亚当的臭男人不断去触犯这个禁忌，所以也不断有携妻带子的臭男人被上帝从伊甸园里驱逐了出来。

当然，从伊甸园里出来的人，不全是被上帝驱逐出来的，也有一些是想干一番事业、想开拓一片新天地的人，比如尧、舜、禹的先祖。禀君这个著名的伏羲的后裔，就是这些从伊甸园里出来的人子子孙孙当中的一个，只是，与先辈们不同，他的族群已经从母系成功的过渡到了父系。

但伊甸园里的人们，仍然固守着母系的传统，因为母系意识在伊甸园扎下了牢牢的根基。于是，兴旺发达起来了的暂新的父系社会忘掉了本源，对古老的母系社会有了一种十分轻篾的说法：蜀犬吠日。日（太阳）象征着阳刚的男性，与象征着阴柔的女性的月（太阴）一起，构成了阴阳五行说的基础。换言之，日象征着阳刚的父系社会；而蜀犬吠日，是用蜀犬来隐喻母系社会对父系制度的排斥、抗拒，就像后羿射日，是用日来隐喻夏启的儿子们一样。难道真的有过十个太阳？

所以，父系和母系这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自然而然的引发了两种不同的宗教信仰之间的剧烈冲突，并且，冲突的优势由母系逐渐向父系逆转。终于在四千年前的某一天，伏羲的父系后裔们杀回了伊甸园，毁坏了宗庙，对建木（青铜神树）、青铜大立人等宗教器物痛下杀手。在惨烈的战斗中，女英雄们用鲜血汇集成的河流，暂时阻挡住敌人的进攻，把夺回的神器埋藏、保存了起来。就这样，伏羲文化被冻结在四千年前的那一瞬间。

战斗仍在继续，因为伏羲的父系后裔虽然摧毁了母系氏族的社稷，却不能有效的控制广袤的古蜀大地。于是他们驾轻就熟的用一套来源于女娲文化、被大禹治水所惯用的火烧水浇的方法，扒开了都江堰，使滔天的洪水汹涌而来，在毁灭了古蜀文明的同时，把成都平原变成一个巨大的泄洪区，缓解了下游汛期所面临的严峻的灾情，取得了治水的又一次“胜利”。

战争发生在夏朝开国前后不久。在大略相同的时期，良渚文明同样是被洪水毁灭的，并淹没至今。史称，禹会诸侯于会嵇，诛防风，明确的告诉了我们，太湖流域的良渚文明（防风氏）是被夏人毁灭的。但是，毁灭良渚文明的夏人真的是大禹本人吗？显然不是，因为大禹虽然是确有其人的，但她已成为母系氏族末期的一个时代象征；而夏启也不是她的儿子，只是她的后代子孙。禹诛防风，像中华民族其它的历史时期一样，把发生在这一时期之内的历史事件，通通的附托在一个已经神化了的人物的名义下。

试想，如果大禹是个男人，如果夏启的王位真的是大禹传给他的，那么，夏朝的开国之君理所当然是大禹，怎会是夏启？即便夏启的王位不是继承于大禹，按照中华民族的传统观念，他也会追认大禹为开国之君的，就像周武王以及其它的一些帝王一样。况且，启这个谥号与后来古蜀国的开明氏一样，都是开启了父系社会这个人类文明新的历程的象征。

三星堆文明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消声匿迹的，直到四千年后，才终于在广汉横空出世。广汉这个名字，与都广、汉人有关。广是地名，汉是族称；它之所以叫做广汉，是为了有别于伊甸园之外的母亲们所建立起来的其它的汉，比如，后来定都雒阳的那个姬姓的汉。

广汉还有个更为古老的名字，雒城。雒是雒阳的雒，各、隹，孩子们口中的鸡各各。在传统文化之中，鸡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以至于汉（灘）人这个称谓，都来源于此！灘，水、難。難，革、大、隹，在四川话中也读作雒。革是去毛后开堂剖腹用于祭祀的鸡的象形字，“革大”是大鸡、公鸡。雒与難都是鸡，差别仅仅在于公母而已。母系时期，人们崇敬雒神，因为它是伏羲女儿的化身；父系时期，人们崇敬難神——鸡脚神。鸡脚神在传统文化中的痕迹比比皆是，而在传统习俗中，它则是通过傩（儺，人、難）文化的诸多形式来体现，比如傩祓、傩逐、傩鼓、傩舞、傩戏等等。从雒神到難神的演变过程，就是中华民族从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的转化过程。

即便是现在，民间还保留着很多与鸡有关的风俗，比如，新房建成之后，得在房屋的四周洒上一圈鸡血，以图吉利；又如，把带血的鸡毛粘在门窗之上，以驱除疫鬼,祓除灾邪等等。这既是梵文把中国称做鸡的国度——“鸡纳”的原因所在，也是《旧约全书》把古巴比伦称为“希纳”（Shinar）的原因所在，因为中国和古巴比伦不仅都是鸡的国度，而且，自称为“月（母系）神的儿子”的古巴比伦人还来自鸡神（雒神）的故乡——四川，神秘的伊甸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