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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巴拿马工商部长:1973年,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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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巴拿马工商部长:1973年,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历

作者:费尔南多•曼弗雷多  发布时间:2015-04-16  来源:乌有之乡  

  巴拿马工商部长费尔南多·曼弗雷多访华报告:

  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历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4.01.05~1974.01.06)

  了解她的历史的必要性

  人们在新制度下怎样生活

  参观一个人民公社

  节约观念

  一个西方人在中国的生活方式下感觉如何呢

  【本刊讯】巴拿马《明星报》一九七三年七月九日至十一日刊登巴拿马工商部长费尔南多·曼弗雷多的访华报告,题目是《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历》,摘要如下:

  了解她的历史的必要性

  今天中国的情况和这些年来中国发生过的情况,必须上溯至中华帝国的历史背景下来理解。

  为什么在政府的目标中,包括中国要为她的解放、为她的防卫体系现代化、为争取受到全世界各国的尊重而斗争?

  我们在历史中找到了解释:

  原先,中国人为自己高度发达的文明而感到自豪,他们认为自己有人类创造的最完美的政府和社会制度,但是,他们却无辜被迫受到了最大的欺凌和侮辱。

  他们多次看到过自己的国家被外国政府所占领,他们不得不在武力威胁下接受过屈辱的国际条约,他们看到过自己的自然财富和人力资源遭到剥夺而造福于其它国家,他们国家的重要城市被迫接受治外法权,屈从于外国的警察、外国的法庭、外国的法官;他们曾因被别国看作下等人、不受欢迎的人、禁止移居的人而深感痛苦。

  他们目睹外国人把堕落带进了中国。这些外国人大多数都肆无忌惮地大发横财,把上海变成罪恶的渊薮,变成贩毒和娼妓的中心。

  中国人所受侮辱的例子之一是,在实行港口开放条约期间,当中国被迫承认英国人、法国人和日本人在这些港口享有治外法权的时候,上海一个公园有一块大牌子写道:“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所有这些失败是可以理解的,道理在于当时中国的统治者不重视现代化,特别是在防卫体系方面。根据儒家学说,人们只关心保存自己的传统、自己的生活方式。而那些国家正好利用了这一点,它们在中国看到有机可乘,能够掠夺她的财富来为自己谋利和扩张自己的领土。

  面临这种经验,今天中国保持着一支训练有素的、用现代化武器、其中包括用最强大的和毁灭性的武器——原子弹装备起来的庞大的军队。

  也由于这个原因,他们才挖洞积粮。

  为什么实行社会主义呢?在历史中似乎也可以找到答案。

  直到一九一一年以前,中国都是受历代皇帝统治。

  这种家长式的统治制度已经随着时光流逝而衰颓。这是一种封建制度,贵人都是大地主,皇帝的生活穷奢极欲。我们参观的故宫和十三陵也许可以说明这种情况。

  故宫之所以名叫紫禁城,是因为当时那里禁止人民入内。皇帝在城墙包围下,与生活贫困、遭受剥削的人民失去了联系。

  得出的结论是,在一个人口如此众多、大多数居民生活在愚昧和贫困中的社会,一种集中财富的资本主义制度是行不通的。同样,在尚未克服不发达状态的情况下,如果恢复这种制度的话,历史必然会重演。

  一九一一年,人们曾经尝试抄袭西方的制度,并且建立了中华民国。尽管人们为引进这一制度而作出了努力,但是这一制度并没有阻止共产党的发展,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共产党利用机会要改变社会经济结构,特别是土地制度。这种情况可以说明共产党一九四九年上台的原因。

  人们在新制度下怎样生活

  答案是我们在北京、上海、杭州和广州看到的结果。

  在我提到的这些城市中,和杭州到广州的铁路两旁的情形一样,我看到人们正在劳动,而没有看到无事可干的人。在人们工作的时间里,大街上实际空荡无人。我没有看到衣衫褴褛的人,尽管大家(不论男人还是妇女)都穿着同样式样和同样颜色的布衣服,孩子们除外,他们穿着彩色的服装,虽然式样大体相同。政府官员,不论男女都身着毛主席穿的那样的灰色服装。大家都穿着一样的鞋,但没有人赤脚。所有学龄儿童都可上学。每人都有交通工具,绝大多数是自行车;两节的公共汽车;所有的人都有房子住,既实用又简朴,有电灯照明;既没有妓院也没有其它陋习,没有偷盗现象;城市街道整洁,照明良好,两旁树木成行;在北京,我们旅馆对面的大街天天冲洗;人们娱乐的方式是玩象棋,去歌剧院、杂技院,从事体育活动和到公园去散步。

  我曾有机会在街道、工厂、手工业作坊、公社和旅馆里与许多人交谈。

  上海一个纺织厂的女工对我说,在他们国家里,妇女已经完全得到了解放。她对我说,解放前一个女工的生活是不幸的。每天要在车间里工作十二个小时。工厂的规章歧视妇女。和男工的工资相比,女工的工资要低得多。女工结婚时,就要遭到解雇。因此,许多人不敢结婚,如果结了婚,也得保守秘密。当了母亲要出去工作,就必须把孩子放在家里,或者把孩子送给别人。

  随着新中国的诞生,所有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一九五四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那位女工和她的丈夫在同一个工厂里工作,他丈夫每月挣七十六元,她每月挣七十八元。这一差别只是由于他们的工种和技能。

  中国人民正在为争取与我们迥然不同的利益而斗争。(利润欲和舒适欲是不存在的)

  参观一个人民公社

  我们参观了北京郊区的“红星”人民公社。在到公社各处去参观之前,先会晤了公社的领导人。

  毛主席的政府实现了长期受地主剥削的中国人民的宿愿——土地改革。

  现在,农业生产已经完全社会化,人民公社是最现代化的组织形式。

  各公社取得的成就是不一样的。正把一些公社的行之有效的经验介绍到较落后的公社去。社员亲自采用那些好经验。最成功的经验就是大寨,因此,毛主席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教导。

  “红星”人民公社有六万五千人,一万七千户。在六万五千人中,有三万一千劳动力。生产的数量和品种都由国家根据总的生产计划规定。

  这个公社有一个发电站和一个生产农业用品(肥料、杀菌剂、杀虫剂)的工厂。家家都住砖房,有电灯。房子小,但可满足居住的基本需要。炕是用砖砌的,下面有一炕道,冬天可以烧火取暖。每家都有一个小院子,有一口手压的井,一个小菜园,一些关起来的母鸡和两口猪。一切都是干干净净的。

  这个公社有小学校、医务所和供销社。孩子们有三种语言可以学习。我们参观了一个学校,在那儿,孩子们正在学习西班牙语。

  根据毛主席的自给自足的教导,和中小工厂及手工艺作坊中的情况一样,也生产配件,制造机器和更新现有的机器。

  每周工余时间,劳动者和在工厂一样集中起来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讨论国内外大事。目的是不断提高社会主义觉悟。

  节约观念

  中国人很懂得提高生产率的一个最重要因素是充分利用有限的资源。在中国没有“废物”这个词。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讲下述一些观感:

  (一)在“红星”人民公社我看到了两层的厕所,上层供人们解手使用,下层储存粪便。积累多了粪便,就用小车运走,经过加工消灭寄生虫和处理,当肥料使用。

  (二)在北京,使用很多用马拉的车,有一些骑自行车的青年,在车两旁挂两个大筐,用铲子拾粪,以便做肥料用。

  (三)自行车代替汽车,这样可以节约燃料和昂贵的金属的消耗,由于在公社里人们住的地方离劳动的地方很近,工厂也是如此,所以不需要走很远的路。

  (四)在家里只有必需的东西。

  (五)在上海我们问我们的一个主人,这个城市由于工厂和船只的集中是否存在环境污染的问题。他告诉我们说,环境污染问题是企图遏制工业发展的帝国主义国家的一项发明。空中的微粒可以回收和再利用,他们正在那样做。

  中国人民在现在他们生活的制度内似乎很幸福,对未来抱有信心。

  中国人民看来对他们所生活的制度感到幸福并且相信未来

  幸福是难以衡量的,但是有一种看得见的外表使我们可以看出一个人的精神状态:这就是笑容。

  我们在大街上、在商店里、在骑自行车的人群中、在工厂、在车间、在旅馆、在所有的地方,都看到中国人在微笑。

  我们同所有人交谈时,都听到以下的回答:

  (一)革命以后,我们改善多了。

  (二)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三)在毛主席的教导下,我们会达到目的。

  中国人民有哪些愿望,有哪些动力在激励着他们?

  (一)要恢复自己的声望;要人们重新把自己看作是有教养的、文明的人民。

  (二)摆脱一切压迫;消灭地主剥削者和过去的不公平状态。

  (三)改善生活水平,不再忍饥挨饿,不再衣不蔽体,不再把孩子送人以免看到他们饿死。

  这种情况,当政的党非常清楚,因此,这就成了它的目标。

  要想了解中国人民何以在与我们不同的尺度下生活得很幸福,怎样行动有纪律,为什么每一个中国人都感到自己在参加创建新中国的努力,那就必须读一读毛主席的教导。

  中国人很熟悉这些教导,因为他们还在学校里、在党开会的会场、在广播中、在政府出版的报纸和杂志上进行学习。

  谁读到毛主席的教导,都会发现这些教导是有巨大实用意义的:它们已成为中国人民生活各个领域中指导一切行动的前提、宗旨、目的和政策。

  一个西方人在中国的生活方式下感觉如何呢

  我回国之后,最常见的问题是,在中国生活,我是否感到愉快?我的回答还是一样,就是说,我没有足够的时间能够作出负责的回答。但是,我已经给你们讲述了我在北京有过一次非常有兴趣的经历。

  一个兄弟国家一位杰出的大使对我说,当他完成在中国的官方使命之后,他将留在中国住下来。他的女儿都在公共学校上学,因为他希望她们学会中国的习惯。他对我说,对他来说,中国的社会就是他的理想:尽管生活很俭朴,而且有某些物质上的限制,但是对他来说,精神价值更重要。他说,他希望他的女儿在那种环境中成长,那里对妇女很尊重,那里可以上街而不会遭遇意外,那里没有毒品和娼妓的引诱。

  必然的问题是,为什么在中国人中没有意见分歧,所有的人都非常乐意接受他们国家的这种生活方式。答案很简单,这是二十四年进行有效的学说教育的结果。

  当有人要我扼要地谈谈中国之行时,现在我想用我在这里讲过的两句话作一结论。

  (一)每个国家都应该制定能同本国的现实,同本国发展的潜力和限制,同本国的文化程度和人民的渴望更好适应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制度,以便争取达到改善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尊严地生活的目的。

  (二)要达到这个目标,就要把领导人的质量和能力,把他们执行计划的效率,把良好的组织,所实行的教育,合适的思想主张,能够作出创造发明的才能和所积累的技术知识的质量和数量、而更重要的是,把他们在人民中间激起的推动所有人坚决而热情地参加行动、准备在为发展而进行的巨大努力中作出必要牺牲的那种动力,统统都结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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