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我国的立场上，要看到印度问题只是诸多战略方向上诸多战略问题之一。虽然理论上存在快速闪击、逐个击破的选项。但是，这种方法只适用于对付越南、缅甸之类的无核小国，却不适合对付印度这种量级的有核地区大国。

           一方面，拥有广阔战略纵深的现代国家的抗打击能力极强，很难用一两次闪击战达成战略目的。另一方面，核武器的出现尤其剧烈改变了有核国家之间的竞争模式。

           核武器的价值在于其巨大的抵消能力和威慑能力，哪怕只是攻敌一点，也能造成巨大代价。越是经济不平等的对手，核武器越有利于经济落后一方。虽然你也可以赌对手不敢使用核武器，但这种赌的风险太大，越是处于经济上升期的国家越不敢这样去赌，反而会顾虑常规冲突的升级，会否造成战争失控，引发核冲突。这就是为什么美苏不打热战打冷战，为什么只要是有核国家都能轻易封杀大规模传统战争的威胁。

               石原莞尔的高明，就在于他预见了核武器的出现。但比石原更厉害的是美国学者摩根索，他在核武器出现之前，就深刻意识到了战争技术发展对国际行为的深刻改变，明白了文化帝国主义将取代军事帝国主义，综合霸权将压倒单一霸权。

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美国不仅利用文化战争辅助地缘布局，搞垮苏联，更在登顶世界霸主后，进一步发展了一整套复杂的混合战争工具，形成了全频谱作战、混合战争、反暴乱作战、颜色革命、认知控制作战、战略心理战等新十八般兵器。

苏联解体后，痛定思痛的俄罗斯同样在进行混合战争的研究和实践。世人只看到俄罗斯在车臣和南奥塞梯的热战，却忽视了他对波罗的海小国的网络攻击，对乌克兰内乱的利用，对克里米亚的兼并，靠的已经不再仅仅是纯军事行动，而是复合型战略介入。无论是藏于九地之下的网军，还是动于镜头之前的游击队、志愿军和亲俄组织，都是俄罗斯版混合战争的重要部件。

这就提醒我们，在新时代，如果依然立足大规模工业化总体战时代为保家卫国而设立的大型常备军，就将攻无可攻，守无可守。只有掌握混合型间接对抗手段，方能在新时代克敌制胜。

印度不怕自卫反击

今天的印度显然在利用核威慑抵消我们的数量优势，同时针对我们的印度洋航线，发展潜艇等海上破袭兵器，其实都是制造中印战争升级的成本筹码，迫使我们只能与之进行有限冲突和局部冲突。这种冲突，对中印这种体量的国家而言，都是挠痒痒的行动。无论胜利多少次，都不具备决定性意义。而印度，只要继续在业已实际控制的地区赖着不走，就是胜者。

我们长期奉行的自卫反击原则，也变相助长了印度的有恃无恐，成为了印度的保底武器。即便输掉了局部冲突，也不会伤筋动骨。不仅不会丢失什么，甚至连非法侵占的我国领土也不会遭索回。

这就提醒我们，必须在自卫反击模式之后，与时俱进，升级换代出新的对印战略，方能克敌制胜，解决问题。其实质就是实现战争与战略思维，从工业化总体战时代的对抗模式，向核时代的新对抗模式的升级换代。

对付印度要用新东印度公司

这个新模式就是混合战体系，具体到印度问题上，尤其要善用如下两大策略：

第一个是领土置换。

所谓领土置换，就是：你占我的，我占你的。

选择我们便于控制，印度却不便反击但又不能轻易放弃的地区，采取反制行动，就可以达成对冲平衡效应。只要我们手里的筹码比印度大，就可以保持换的主动权。是你拿走你的，我拿走我的；还是我拿走我的，你不能全拿走你的。那就要看具体的环境和选项了。但掌握主动权永远是话语权和选择权的基础。

第二个是以军护民，以民固土。

要换先要占，占的核心原则就是：用军不如用民，驻军不如驻民。

这并非说军事力量不重要，而是要明白，随着核武器的出现，有核国家的对抗已经被迫从直接对抗的模式切换入间接对抗的模式。直接使用军事力量既显得过于赤裸裸，而且过于笨拙。用过量了，就会造成战争升级，战略全局失衡。用量不足，又会造成打了也白打的结局。因为军事只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在于能够塑造更有利于我的战后态势。把握不住这一点，就会陷入数战无功的状态。

从本质上讲，“军”是消耗性的，“民”是建设性的。领土争端的根本，在于能让自己的“民”生根发芽，实现对“土”的实质控制，而非局限在以军对军的消耗。这样反而让敌人可以暗度陈仓，在争议地区用民、驻民。

中印冲突也是如此。要把握好全局的平衡，更要找到军民融合、军民混合的交集。与其在国内搞各种扶贫，不如用相关资源发掘、鼓励、资助弱势群体中的班超、张骞、祖狄、岳飞对外参与大国竞争。同样的道理，经济下行期，与其给企业输血，不如帮助其中的有志者顺势转型，做新时期的东印度公司。这里当然不是说要中国亦步亦趋的效法当年的英国，在21世纪搞17世纪的赤裸裸，而是与时俱进地打造新时期的新型海外企业，这样反而能够更好利用印度的内部矛盾。

总之，要善于用民间组织和民间力量，去主动开发印度鞭长莫及之地。设立新型特区，让特区人民和企业摸新石头过新河，继中国经济奇迹之后，再开启中国外交奇迹的新时代。

如中印展开民的竞争，我们的数量优势、经济优势就将发挥作用。如果印度用军驱逐我们的民，这就是人道主义危机，我们的军就可以找到用武的最佳理由，但用武之目的，却不在军事本身，仍在间接助推“民系统”之发展。

中印对抗的核心在洋不在陆

是否我们有了新东印度公司，利用了印度的内部矛盾，展开了领土对冲策略，就可以全面战胜、彻底征服印度了呢？当然不是，因为大国政治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中印关系如何处理，要服务于我们的战略全局，更要在大环境的变幻中灵活调整。今天的世界，已不允许我们全面征服南亚次大陆。所以，中印之间也存在一个长期共存、有斗有合的问题。

从全球战略的角度看，中印在陆上的边界纠纷并非最大的矛盾点。因为喜马拉雅山的阻断作用，和中亚的复杂形势，都决定了这里并非大国崛起的坦途。印度如何成为有声有色的大国？关键在立足印度洋，进出太平洋。中国如何实现中华复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一直强调的，经营两个战略半岛，获得印度洋的第二海岸线。所以，中印之间未来真正的竞争，其实在洋不在陆。关键是——

中国要从什么方向、以什么方式进入印度洋？

从喜马拉雅山的方向，通过全面战胜印度进入印度洋，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一切不敢面对这个事实的人都是客观上的误国者。正如全球竞争层面，中国不应急于靠中美对抗实现大国崛起一样。在地区竞争层面，同样要善于和印度这种地区大国斗而不破，同时集中力量对付缅甸、越南之类扰乱地区稳定的刺头小国，迂回进入印度洋。

换言之，在核时代、混合战争时代，所谓混合型间接对抗，就包括了这种对中间地带的支轴小国的争夺。

中印未来最大的纠纷点在哪里？其实是在对孟加拉的竞争和对孟加拉湾的经营。但那要等到中国摆平中南半岛之后。而在这之前，还有更复杂的大环境需要我们面对。

大战略棋局上的中印关系

从长远态势看，印度有维持太平洋存在的需求，我们有维持印度洋存在的需求，其中有冲突的矛盾点，但也有合作的结合点。当前，莫迪与安倍晋三的日印联盟论，其实就是这种在交叉竞争中寻求跨洋合作的产物。

很显然，日本一直在谋求印度洋上的战略存在，从而与印度也形成了既竞争又合作的态势。

同时更要看到澳大利亚这个两洋大国，同样是既盯印度洋又盯太平洋，既与印度竞争又与印度合作。更不要说在更远距离上蓄势待发且不时搅水的美、俄。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中巴关系，越是有用的盟友，越有可能成为可怕的对手。所以，眼光要放长远，既不要忘记未来的变数，也不要忘记印巴所争的克什米尔地区在历史上与中华帝国的关系。

自古只有变的格局，没有绝对铁的盟友。尤其在俄巴关系改善，美巴关系从来不坏的情况下，处理中巴印三边关系，我们尤其要保持理性的心态和战略的视野。

这种错综复杂的格局决定了中印对抗并非一根筋走到底，而是要以斗促合，在印度洋上取得力量平衡，转化出对澳外交的战略筹码，最终孤立日本，为中日之间清算历史欠账扫清障碍——这是我们在日本海方向的重要冲刺终点线，永远不应忘记。

如果一味本着极端民族主义的狂热，呼口号，煽激情，无视军事、地理的现实，不顾战略、外交的需要，今天要进军新德里，明天要横扫印度洋，稍一不慎，就会为他人做嫁衣，甚至适得其反、入敌彀中。

自古及今，在地缘战略的棋局上，永远是明白适可而止的止的人，才能正确运用得寸进尺的进。一旦忘记了止，就会迷失进的方向，错用进的力度和范围。中印问题也不例外。（作者署名：王鼎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