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欧文·拉兹洛是布达佩斯俱乐部的创始人、系统哲学家、广义进化论和全球问题专家。他是我们时代最前沿的思想家和科学家之一。童年时代的拉兹洛是匈牙利音乐神童，9岁担任国家交响乐团钢琴独奏，14岁获李斯特音乐学院硕士，15岁获日内瓦国际钢琴比赛第二名，之后获美国总统基金资助在全球巡回演出。拉兹洛27岁转向哲学，获法国巴黎大学哲学博士，后任纽约州立大学教授和多所大学的访问教授。1987年开始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F·马约尔的科学顾问。拉兹洛已出版67本书，被译成17种语言，并录制了7首自己演奏的古典钢琴音乐的长唱片。本文是拉兹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针对全球生态危机发表的一些见解。

     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片面追求快速增长之路还是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对于每一个普通人而言，是“我爱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还是学会负责任地生活呢？

如果人类继续像现在这样盲目追随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生产和消费方式走下去，世界人口和消费增长的曲线，同全球生态系统承载能力下降的曲线，迟早要交汇，从而引发全球性生态灾变。这绝非危言耸听。

自从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第一份报告《增长的极限》，做出“如果目前世界人口、工业化、资源消耗、环境污染、粮食生产的趋势继续不变，下一个100年的某个时刻，就会达到这个行星增长的极限———出现不可控制的灾变的预测后，全球性生态危机的话题震惊了全人类。30年过去了，我们发现这个预测正在被一个又一个无情的事实验证。

我在1972年发表《系统哲学引论》之后引起了罗马俱乐部的注意。应罗马俱乐部之邀，我组织了分布世界各国的120位学者，“用系统哲学研究全球问题”，在1977年完成了《人类的目标》这部报告。正是在撰写这部报告的过程中，我突然醒悟到：罗马俱乐部讨论的“增长的极限”，不过是地球生态系统的外在限度，是一些不可改变的自然常数；现在人类社会人口、生产、消费、污染等等的增长，要触及这些极限并引起危及人类自身生存的灾变，其过错不在于地球的自然环境，而在于人类自己。

1978年，我撰写了《人类的内在限度———对当今价值、文化和政治的异端的反思》，从罗马俱乐部最初注重的对地球生态系统外在限度的考察，转向了对西方价值观、文化、伦理的内在限度的批判性考察。

《第三个1000年：挑战和前景》是我组织的布达佩斯俱乐部发表的第一部报告。在这里他论证了人类只有通过“意识革命”、“文化转型”才能避免全球性灾变。

我们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从根本上说，就是意识危机。如果我们要拯救世界，控制污染，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阻止臭氧层的破坏，我们必须把自己从自我中心主义、物质主义意识中解放出来，正是这些东西加剧了全球性难题。

在我撰写的《巨变》中，我谈道：人类是有理性的生物，只要把全球哲学、政治、科技、文艺、媒体各界的有影响的领袖人物动员和组织起来，造成一场“意识革命”，改变现在人类社会占主导地位的世界观、思维方式、价值和生活方式，就能避免两条曲线的交汇和爆发全球性生态灾变，并创造一种可持续进化的文明。可是，我们也注意到，就是在最近，刚刚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的全球首脑参加的地球峰会上，世界第一排污大国美国就拒签《京都议定书》。

我认为，解决人类当前的意识危机，首先就是世界观的科学范式的转变———从机械论转向有机论，从线性思维方式转向非线性思维方式，建立起一种整体论的世界观。通俗地说，就是把地球重新看做希腊神话中的“大地女神”或大地母亲盖雅，她是生命和非生命系统构成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一个有反馈能力的控制系统，有自调节和自修复能力。由此，我们每个人产生出对地球母亲和生命系统负责的意识，反思纠正自己行为的意识。其次是价值观的进化———人类必须在意识上超越以我为中心和以我们为中心，达到“人类意识”、“全球意识”、“宇宙意识”。这样的个人将会充满爱和同情，不仅关爱自己，而且关爱地球上的所有生命以及生命赖以维持的环境。再次是扬弃利己主义的人生观———再不能“我爱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美国拒签《京都议定书》这个事，就是因为这牵涉到他们的大企业集团的利益———因为要关闭很多家二氧化碳排放量超标的工厂！

“我是这个星球上的人，我对这个星球负完全责任。”每个人都应该负责任地生活。抛弃落伍的观念，走出“集体无意识”状态。共同建立起一种“全球性的生态文明”。

我们要创造“新理性的整体文明”。我在《第三个1000年：挑战和前景》中提出了四大新诫命：

（1）对个人提出的新诫命：想到全球，负责任地生活。再不能“我爱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或“像富有人那样生活”；而是要“以所有其他人均能照此生活的方式生活”。

（2）对企业提出的新诫命：创造一种负责任的文化。要认识到企业的运作如果损害社会和环境，最终会倒过来损害企业。因此，企业再不能只关心企业主、股东和从业人员的利益，要有“深刻的社会和生态责任意识”。

（3）对政府提出的新诫命：扩展政府的视野。要把眼光从民族国家扩展到区域联合体、网络社会、全球社会和地球生态系统。要建立区域安全体系，节减军费开支用于治理环境，并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维护生态环境的集体行动。

（4）对社会提出的新诫命：采取一种对自然的新态度。要从对现代科技造成后果的反思中产生全球价值和全球伦理，“保持人类主要需求所需的资源与自然的生命支持循环圈和生命支持系统之间的动态平衡”。

我在许多著作中都提到，要倡导一种简朴的生活方式，当然这并不是为了回到“苦行僧”式的生活，而是“为了减轻加在这个行星的资源和生命维持系统上的负担”。在《第三个1000年：挑战和前景》里，我举了一个例子：

如果琼斯先生在一个热带海滩上晒太阳，抽一支烟，喝一杯马丁尼酒，吃一个汉堡包，并在他的手机上讲话，他同时增加他得皮肤癌、肺癌、肝硬化、高胆固醇和脑病的机会。琼斯先生和太太有过“好生活”的更好的方式，比如，散步、游泳、骑自行车、读书、听音乐、参观自然或人文胜地、会客、与邻居一起帮助邻居……

我的结论是：一种高物质消费的生活方式可能会变得不健康，而当人们降低了自己的物质生活标准的时候，同时却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质量。如果全世界都效仿美国的生活方式，有十个地球的资源也不够用。

我在《巨变》中也描述了发达国家的人们正在发生的变化：

我把美国人分为三类： A．传统派：严守西方传统的人群； B．现代派：二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注重消费，注重竞争，获取享受、浪费、污染的一代； C．文化创意派：更注重文化、教育、科学、艺术、体育、环保等精神价值的追求，在居家住房、饮食、家电使用上，更自发地回归简朴生活。有意义的是，调查显示：1995年文化创意派在美国为500万成年人，占美国人口不足3％，而今天则达到5000万人，占到美国人口的25％。据“纽约趋势调查协会”的调查显示，“自发的简朴生活形态”已扩展到欧洲、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是1997年十大趋势之一。

西方有一句名言：知识分子应该是社会的天线和良心。就是说知识分子应该很敏锐———发现问题；应该有良心———肩负责任感。

圣雄甘地断言：“要想世界改变，就把自己当成这个改变。”

人类学家玛格丽特说：“不要怀疑一小群人改变世界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