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新编历史剧《武训传》

如傻如颠誓愿深，
无师无我却修真，
蒋公仰慕冯公敬，
惟有山东武圣人。

　　十年前夏天的一个下午，百无聊赖之际，我借了本杂志消遣，不料其中的一篇文章深深地吸引了我，让我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翻来覆去看了几遍，直到最后感动得内牛满面。这篇文章就是当年冯玉祥所写的《武训传》，据说冯最最仰慕的就是武训。后来有了电脑，想在网上搜到这篇文章再次阅读，却未能找到，只好凭着回忆并参考其它资料，重新给大家写一篇武训传，介绍一下武训的一生。

　　武训，1838年生于山东堂邑一户赤贫人家，本无名，因排行而被人称为武七。8岁父亡，姐姐给人家做了童养媳。9岁开始到处要饭。17岁给人打工，21岁时，雇主欺他不识字，不仅赖掉他三年工钱，反而造假帐诬他“诈赖”，将他吊起来毒打，再赶出家门。武七一头栽倒在一座破庙里，昏睡了三日。三天之后，他起来了，他并没有忧愤而死，但精神上反而好象有点问题了，开始手舞足蹈地到处要饭，做零工。奇怪的是，这么一个一字不识的文盲，经过三天的昏睡，居然一下子才华横溢、出口成章，整日嚷嚷着他的誓愿：“扛活受人欺，不如讨饭随自己，别看我讨饭，早晚修个义学院。”声称要让读不起书的孩子都能读上书，面对别人的嘲笑、戏弄、拳打脚踢，他总能编出类似的歌词来应付。乡邻以为他害了什么“义学症”，就又把“义学症”作为他的浑号，他无动于衷：“义学症，没火性，见了人，把礼敬，赏了钱，活了命，修个义学万年不能动。”

　　于是他孤身一人三十多年来手拿铜勺，肩背褡袋，衣不遮体，边走边唱，“且佣且乞”，足迹遍及山东、河北、河南、江苏等地，每天，他将讨得的较好衣食卖掉换钱，而自己只吃粗劣、发霉的食物和菜根、地瓜蒂、芋尾等，实在没吃的，连砖头也啃，连瓦片也吃，边吃边唱：“吃杂物，能当饭，省钱修个义学院。”，“吃的好，不算好，修个义学才算好。”，“食菜根，食菜根，我吃饱，不求人，省下饭，修个义学院。”，“吃芋尾，吃芋尾，不用火，不用水，省下钱，修个义学不费难。”在行乞的同时，他还拣收破烂、织麻缠线，边织麻边唱道：“拾线头，缠线蛋，一心修个义学院；缠线蛋，接线头，修个义学不犯愁。”他还给人打短工，能随时编出歌谣唱给主人听，以讨别人欢欣给两个赏钱。他把自己当驴给人家推磨拉碾时，就高高兴兴地学着牲口的叫声唱道：“不用格拉不用套，不用干土垫磨道。”他把自己当马给人家的小孩骑时，边爬边唱：“爬一遭，一吊钱，爬十遭，十吊钱，修个义学不费难。”，“我要饭，你行善，修个义学你看看。”就这样一点一点地把钱攒起来。

　　他常采用哗众的方式乞讨，不惜出奇作怪。他把大辫子剪掉，只留一小撮头发，结成小辫，作出很滑稽的样子拿大顶、学蝎子爬、打车轮，给富人子弟做马骑。为引逗恶少们的兴趣，人家叫他吃蝎子、蛇、砖瓦、喝脏水，他照吃不误。为了积攒钱，武七到处吆喝着出卖苦力：“除粪锄草，拉砘子来找，管黑不管了，不论钱多少。”他做过各种各样的农活、杂耍、手艺、推磨、推碾、割麦、浇园、挑担、拉车、纺线、竖鼎、做马骑、吃蛇蝎、捻线头、轧棉花、做媒红、给农民小额贷款买地买牛……就这样，他积累的钱越来越多，无处存放，结果积来的钱被黑心的姐夫骗去。等他以后再讨到钱，就打听当地可以信任的仕绅，跪求那些住在深宅大院里的有信誉举人、进士，求他们帮自己保管那些钱。

　　他从不违背自己的誓言把钱拿去照顾自己的亲友，其兄长亲友多次求取资助，他毫不理会，唱道：“不顾亲，不顾故，义学我修好几处。”但看似无情，却极有情，他放下的是亲情，遵循的却是乐善好施的理。乡亲真有困难他照样不惜把自己的血汗钱拿出来资助，38岁那年，鲁西北大旱，赤地千里，到处有人饿死，他就买了四十担红高粱，托绅士替他办理赈济灾民的工作。又如农民张春和外出十年没有音讯，生死下落不明，家里婆媳二人的生活全靠媳妇张陈氏做针线活或要饭来维持，武七听说后，就送给她们十亩地。而他对自己却连娶老婆的钱也不肯花，有媒婆看他只有进的钱，自己从来不花，认为他存钱为娶媳妇，想给他介绍个对象，他问娶老婆有啥好处？媒婆说：“娶老婆好处太多了，可以陪你说话，可以帮你做家务，可以给你暖脚。”他又问娶老婆会不会花掉钱？媒婆说，是得办几桌酒席，还得谢谢我这个媒人几吊钱。他听了马上就不愿意了，说还是一个人过好，不要老婆了。媒婆问：“你这吝啬鬼，不讨老婆存那么多钱干什么？”他说“为了办义学让孩子们能读圣贤书”，媒婆又问：“读圣贤书有什么好？”武七回答：“人不读圣贤书就容易去做坏事，读了圣贤书，就懂做人的道理了。”

　　武七一心一意兴办义学，为免妻室之累，一生不娶妻、不置家。有人劝他娶妻，他唱道：“不娶妻，不生子，修个义学才无私。”到了他五十三岁名气很响的时候，堂邑县知县劝他完婚，以安度晚年。他听后唱道：“人生七十古来稀，五十三岁不取妻。亲戚朋友断个净，临死落个义学症”。完全放下了对亲情爱情的执着，这才是真的无私。

　　同治七年（1868），武七将分家所得的3亩地变卖，加上历年行乞积蓄，共210余吊，悉交人代存生息，而后置田收租。他唱道：“我积钱，我买田，修个义学为贫寒。”光绪十二年（1886），武七已置田230亩，积资3800余吊，决定创建义学。光绪十四年（1888），花钱4000余吊，在柳林镇东门外建起第一所义学，取名“崇贤义塾”。他亲自跪请有学问的进士、举人任教，跪求贫寒人家送子上学，分蒙班和经班，不收学费。每逢开学，武七先拜教师，次拜学生。设宴招待教师，而自己却站在门外，给人磕头致谢。他说：“我不敢同老师和诸位先生们坐在一起，我站在门外，觉得心安，觉得快乐。”等别人吃完，自己再进去吃些剩羹残渣。

　　武七三十多年间乞讨所得和经营所得，相当于清政府年财政收入的八千分之一，相当于当今的800万至1000万元，千万富翁啊。要是现在有的人，要有了这笔钱，肯定立即过上老太爷的生活，和街上一伙地痞流氓日嫖夜赌吞云吐雾，还要娶几房小老婆来满足自己的淫欲，今天要吃“帝王宴”，明天要坐“贵族车”，把自己孩子送到美国去念哈佛，自己再捐个官来光宗耀祖，有权有势起来，再也不会有人看不起他，绝不可能去把那么多素不相识的孩子送进课堂，自己至死都过着乞丐一样的生活。

　　而武七总共兴办了三所学校，平时，他常来义塾探视，对勤于教事的塾师，叩跪感谢；有塾师中午贪睡，误了上课时间，他就一直跪在床前，等教师自己醒来后惭愧不已，从此再无敢教师误时了。对于贪玩不认真学习的学生，他也下跪大哭着劝道：“读书不用功，回家无脸见父兄。”，“我没机会上学读圣贤书，不懂得做人的道理，就这样白白耽误了一生，你有圣贤书读，为什么不去读呢？”在这样的感召下，师生无不严守校规，努力上进。相比之下，我们现在有些“心为物役”的所谓的校长，不仅要把孩子从学校里骗出来去搞什么充满低级趣味的“选秀”、“超级男声”、“超级女声”，还欣欣然教导孩子从小学会以作弊的方式搞“拉票”、“证实自己”的本事，与之对比，简直有天壤之别，不知道他们会不会为自己的误人害己的行为感到一丝汗颜呢？毕竟现在的校长们自己也是没读过圣贤书的“野人”，虽然现在学校教的什么数理化、政治、外语一类的技术课程无法和圣贤书相比，但这么做也是不对的。

　　武七作为三所学校的创始人、“董事长”，却不肯占用学校一间房，依旧过着漂泊无定的流浪生活，到处去要饭。学生们劝他别再要饭了。他说：“我办义学的目的，不是为了个人的生活享受，完全为了使我们这群穷孩子们有机会念书！我过的生活自己并不觉苦，只要你们努力学习，我比什么都快乐。”逢年过节学校打牙祭，他作为“董事长”自然跟学生们一样分得馍馍和大锅菜，仍舍不得吃，跑到庄外的砖窖上换了几块新砖或几个钱回来献给学校，自己仍吃些残菜剩饭。

　　这样三十年如一日厉行的人格力量迟早要进入社会的核心层面。这样一个最底层的中国人三十年来做着孔子、墨子的事业，那种力行示范不仅得到了乡邻们的承认，也最终获得了社会上层人士的尊重同情。在这样的人物事迹面前，任何有心人都是富有成效的传媒，迅速地让他进入全社会的视野中去。有人把他的事迹呈报给知县郭春煦，郭大为惊奇，到义学视察，对武七崇仰不已，不仅赠银十两，而且把他的事迹转陈山东巡抚请予嘉奖。

　　山东省巡抚张曜知道后，邀见武七，按我们现在人的想法，去见首长一定得军装笔挺、军靴锃亮、神采奕奕、容光焕发，见到首长，脚后跟“啪”的一个立正，行个军礼：“嗨依！Hitel！”，然后说几句准备好了的拜年话，而武七眼里根本没有官民之分贵贱之别，照样大大咧咧地去见巡抚。张曜见他疯疯颠颠的样子，以为他害过什么重病，他说：“我不疯，我不病，一心只害义学症。”张曜又见武七谈话时魂不守舍，手里不知道在搞什么东西，仔细一看，才明白武七边和他谈话，边不断地捻着线头，准备捻好了去换两小钱呢。张巡抚大为感动，助他二百两银子作为义学的基金，下令免征义学田钱粮和徭役，并给武七赐名“训”。

　　武训的绝世奇行被张曜转奏朝廷，轰动朝野，虽然当时清廷自己已是大厦将倾、摇摇欲坠，仍令国史馆为武训的事迹立传。《清史稿》宣统本纪记载：“己未，予积赀兴学山东堂邑。义丐武训事实宣付史馆。”光绪帝颁以“乐善好施”匾额，授以武训“义学正”名号，赏穿黄马褂。

　　武训并不因为“国家”给了自己这些荣誉称号，就觉得高人一等而到处炫耀，相反仍一心一意从事义学事业，继续过着从前一样的生活，在他58岁成立第三所义学那年后，终于积劳成疾，得了重病，而他作为“董事长”，只是躺在学校屋檐下边休息，最初几天他不吃饭也不吃药，每天只喝几口开水，但只要听见学生们朗朗的读书声，他那病弱的脸上就有着无限愉快的神情。他舍不得花钱看医生，自己从坍塌的房屋中拣了几颗发霉的药丸吃，结果中了毒。光绪二十二年（1896）4月23日，武训病逝于御史巷义塾。根据《清史稿》的记载：“（武训）病革，闻诸生诵读声，犹张目而笑。”武训含笑离开了世界，享年59岁。出殡之日，堂邑、馆陶、临清三县官绅全体执绋送殡，遵照武训遗嘱归葬于堂邑县柳林镇崇贤义塾的东侧。各县乡民自动参加葬礼达万人以上，沿途来观者人山人海，一时师生哭声震天，乡民纷纷落泪。据说当时即有人相互低声议论：“谁说武训没有儿子？”

　　很多人的“正确认识”只是被掩埋了起来而已，所以会做错事，一旦受到感召，“正确的认识”就会破土而出，武训就感化了无数的中国人。段承泽本来是一个军人，曾在孙传芳手下当过师长、副军长等职。1927年，当他驻军泰安的时候，听到朋友们谈起武训的故事，深受震动，当时立定了“退赃赎罪”的志愿，决心将自己的财产捐献出来。1930年，河北河南闹水灾，段将军把灾民移殖到包头，依照“耕者有其田”的原则，实行集体生活和集体生产，以期造成共同劳动平等享受的新社会。1933年又开办了武训小学，实施生活教育，创造新农村，建立新文化。段承泽去世后被人称为“荣军之父”。1950年代以前，武训的兴学事迹还被列入学校教科书中。全国共有七省三十多处学校以武训名字命名。特别是“大量办义学，急务此为最”的冯玉祥，在1932年至1935年间，在山东创办了十五所武训小学。全国甚至出现了武训出版社、武训街这样的名称。江苏南通的一所师范学校还将武训像与孔子像并列。山东民众甚至直呼武训为“武圣人”，在国外，武训被称为“无声教育家”、“平民教育家”。

　　洋人对孔子的态度是尊敬，而对武训是恐惧，武训乞讨办“义学”的故事传入英租界。英总督感到了一阵阵从未有过的恐惧和震撼。他重新审视了一番世界地图，仰视着这只昂首挺胸的“雄鸡”，喃喃自语道：他使我看到了一个不死的民族！我们永远不可能战胜它！是的，只要有这样的义人存在，中华文化就不会亡，中华文明就不会有绝期。

　　蒋介石说武训“独行空前”，于右任说他“匹夫而为百世师”，蔡元培说“武训先生提醒我们我国有普及教育的必要”，段祺瑞说：“丐金以兴学难于舍身以卫国是游侠传之，雄而非卑田院之客亿万斯年式以民德”，冯玉祥说：“特立独行百世流芳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杨虎城说：“风兴百代”，张学良说他“行兼孔墨”。

　　这个圣者，拒绝了尘世和未来的一切物欲享受：“有你们人世的筵宴口腹之欲我不愿意去，有你们所谓的天堂我不愿意去，有你们所谓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这个圣徒的精神有如另外一个圣雄，将会让后人长久地惊奇，如爱因斯坦说：“在未来的时代，极少有人相信，这样一个血肉之躯曾在地球上匆匆走过。”让更多的人从他的故事里读懂的并不只是如何做一个“善人”，而是人生存在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