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百万左派被残酷杀害--美国指挥下的1965印尼大屠杀

民声网（www.mshw.org）资料

文章1：揭秘印尼1948年“茉莉芬事件”爆发始末
文章2：纪念印尼（1965年）9-30事件46周年
文章3：印尼1965年“9.30”事件的发生与经过
文章4：美国指挥下的印尼大屠杀    
文章5：印度尼西亚“九·三O事件”始末
文章6：喜读毛主席悼念印尼共产党主席艾地的一首词
文章7：谁是反华暴行的真正的教唆犯？
文章8：印尼反华暴乱与中国外交的立足点
文章9：从骨灰上三起三落的印尼共产党

文章1：光明网：揭秘印尼“茉莉芬事件”爆发始末

茉莉芬事件 Madiun Affair

        1948年印度尼西亚右派势力在茉莉芬市镇压印尼共产党人的事件。1948年印度尼西亚民族解放运动高涨，7月，美、荷帝国主义与印度尼西亚右派势力在爪哇茉莉芬策划 “消灭红色分子的建议”。8月初，梭罗的丹·马拉卡集团武装组织野牛队暗杀了左派武装力量国军第四师师长苏达尔多。9月1日，驻梭罗的右派部队西利万吉师绑架印尼共产党人，并无故扣押前往营救的第四师军官，引起双方武装冲突。9月17日，驻梭罗的左派军队被右派军队赶出梭罗，退往茉莉芬。9月18日，茉莉芬驻军两派发生冲突，左派军队控制全市，当时州长出差在外，左派组织人民阵线推选副州长(共产党员)代理州长职务并电告中央政府。哈达政府闻讯立即声称印尼共在茉莉芬发动政变。9月20日，茉莉芬民族阵线政府成立，并公布了“为了劳动人民的需要，加强和保卫无产阶级共和国”的7项政纲。9月21日印尼共领袖慕梭撰文声明，茉莉芬政府是民主的印尼共和国的一部分。9月30日，政府军攻占茉莉芬。10月底，慕梭在战斗中牺牲。11月，沙利佛丁等印尼共其他领导人被俘，12月被害。

        在茉莉芬事件中，印尼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被捕者达3.5万人，其中1万人惨遭屠杀。茉莉芬事件不仅严重削弱印尼共力量，同时也使新生的印尼共和国元气大伤。

文章2：纪念印尼（1965年）9-30事件46周年

张泰永 编辑

  【按】46年前(1965年)的9月30日深夜，印尼首都雅加达发生了一起震惊国际和印尼国内的重大事件，据报道有六位陆军高级将领，包括陆军参谋长雅尼，在这次事件中被一支由翁东中校指挥的亲苏加诺总统的卫队杀害了，随后印尼电台还播放了一则有关成立以他为首的“革命委员会”来执行政府职能的公告。

然而，就在这个重要历史关头，突然冒出了一个随后用血腥和铁腕手段统治了印尼32年的“军事强人”——苏哈托。正是此人在美、英帝国主义策划和配合下，联同死里逃生的另一反共将领纳苏蒂安五星上将，利用“9-30事件”发动了一次反革命军事政变。他亲自指挥和命令驻扎在雅加达的陆军战略后备队以及驻扎在西爪哇的西利万仪师团进行疯狂反扑，出动坦克、装甲车和部队包围总统府，占领电台和首都战略要地，并通过电台、电视台和报纸连篇累牍地大造舆论，进行反共宣传，煽动群众上街游行示威，打倒苏加诺总统，破坏、烧毁印共总部以及总工会、农民阵线、妇女会、青年团、文化协会等左派群众组织，甚至以萧玉灿为首的印尼国籍协商会以及侨总等华裔华侨团体、大学、学校也遭到破坏、取缔或霸占，最后连中国大使馆、领事馆和新华社等享有外交特权的机构和驻地，都成为反华反共暴徒们的攻击目标。

这场蓄谋已久旨在推翻苏加诺总统、消灭共产党，以便完全倒向西方世界的政变，使印尼共和国顿时陷入血泊当中，数十万的印共党员，上百万的无辜工人、农民、华人，不管男女老幼，被刽子手的屠刀、枪炮杀害了，成千上万印尼人民的优秀儿女，包括像萧玉灿那样为印尼和印尼人民事业奋斗了一生的华裔领袖、像阿南达-杜尔那样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优秀作家，遭到残酷迫害和非人折磨，有的甚至被驱逐到与世隔绝、荒无人烟的荒岛囚禁和关押长达20多年，还有许多被屠杀的罹难者当中，至今连尸骨何在，都无法查寻。

印尼共和国从此山河变色；深受印尼人民和亚非人民拥护和尊敬的苏加诺总统从此被迫靠边站，最后郁愤而终；作为世界第三大共产党的印尼共产党从此销声匿迹，几已全军覆没。

今天，时间虽然过去了46年，但是抹不掉世人对这场堪称20世纪最严重最恐怖最残忍的一次大屠杀的记忆，也抹不掉世人对苏哈托这个双手沾满血腥的屠夫下台前夕，为了转移印尼人民的斗争视线，于1998年5月对印尼首都雅加达、泗水、棉兰等几个大城市的华人华侨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的记忆。

时间和历史证明，一切反动派都不会有好下场，剃人头者人必剃之，苏哈托的垂死挣扎并没能挽救他及其家族王朝覆亡的命运，就在98年反华大暴乱发生数天后，他终于被群情激愤的印尼人民从他看似稳如泰山的总统宝座上拉下马了，他独裁统治下苦心经营了32年的所谓“新秩序”时代终于被划上了句号。他本人最后敌不过官司和病魔缠身的困扰于2008年1月27日寿终正寝。

有关9-30事件的事实真相以及苏哈托统治印尼32年期间罄竹难书的罪行，因为有越来越多包括西方学者在内的正直的历史学家从堆积如山的文件、资料和解密档案中挖掘出来，终有大白于天下的一天。事实上，苏哈托及其家族巧取豪夺、贪污腐败的罪行，早在他临终前，就已被告上法庭。如今，就连当年有份参与和谋划这场政变的美国大使格林，也不得不站出来承认美国及其本人在这场政变中所扮演的不光彩角色了。

文章3：印尼1965年“9.30”事件的发生与经过
http://www.ehornbill.com/ehcms/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969:1965930&catid=42:2009-02-07-04-00-00&Itemid=61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东西方两大阵营形成对峙状态。美帝国主义搞强政治和军事霸权，极力争夺和划分势力范围，企图把尽可能多的国家纳入自己统治与所能驾驭的范围之内。
       1945年8月17日印尼获得独立之后，在苏加诺总统的领导之下，印尼民族遵循1955年万隆亚非会议十项原则，在保卫整个民族的独立权利，反对各种形式的帝国主义的国际舞台上起着积极和显著的作用。而苏加诺在为印尼人民争取政治、军事和文化上的完全的民族独立以及人民广泛的民主自由的斗争中，得到以艾地为首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大力支持，取得了成功。当时的印共是中、苏以外拥有300万党员的大党，在城乡皆有雄厚的群众基础，在国内政治方面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苏加诺在国际上跟社会主义中国和新兴独立的第三世界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在跟国内共产党也是保持良好的关系。他甚至考虑到在他去世后，把国家权力移交到共产党的手中，实现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目标。
       苏加诺的政治倾向引起了军队内部如陆军参谋长雅尼，和国防长纳苏蒂安等一些亲美右派高级将领的不满，也引起了美国的不安，他们狼狈为奸，有预谋、有计划地进行颠覆活动。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唆使与操纵下，印尼右派将领集团成立了“将领委员会”，他们在1965年9月21日的一次会议上还秘密组成新的内阁，他们策划1965年10月5日建军节时发动政变。
       苏加诺当时因病卧床不起，在得知这一情况后，紧急地和印共共商对策。印共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决定发动一场运动来击败“将领委员会”的政变，他们还准备成立革命委员会来取代现有的内阁，但并没有具体讨论采取什么军事行动，只是打算在军队中下层作一些争取工作，一旦发生政变，这些中下层军官便可能站在印共一边，挫败右派将领的阴谋。
       然而，就在此时，总统卫队查克拉比瓦营营长翁东中校却抢先行动了，他发动一场旨在消灭“将领委员会”、保卫苏加诺总统的兵变。
       1965年9月30日深夜，他召集了总统部队和有关部队总共有3000多人，在雅加达市郊一个叫鳄鱼洞的地方集中，他把部队分成7个袭击小组，奔向不同的目标。
       在这次突击行动中，击毙内阁部长兼陆军参谋雅尼、陆军总部将领苏普拉普托少将、哈尔约诺少将、巴尔曼少将、素托约准将和班查依丹将军共六位。国防和安全统筹部长纳苏蒂安却给他机灵通过隔壁的一条地道，溜到几步远的伊拉克大使的住宅。虽然他在翻过围墙时被发现，士兵在黑暗中向他开枪，但没有命中。
       清晨，翁东指挥的部队占领了国家广播电台和电报大楼。
       但死里逃生的纳苏蒂安却指令苏哈托组织反攻。苏哈托是战略后备部队的司令，他的部队担负的是防御马来西亚部队入侵的任务，他也是右派将领的一员。他立即命令西利旺义师的坦克和装甲部队配合一支伞兵突击队向雅加达挺进。
       10月1日下午，翁东的二支小部队经不住压力与威胁，终于投降了，空军部队也在总统训令下，为避免流血冲突也被瓦解了。首都被苏哈托、苏纳蒂安部队占领了！
       右派将领集团大造反革命舆论，指责“9.30”运动是共产党一手策划的，认为“印共要为这一谋杀事件承担责任”。他们乘机制造印尼现代史上最凶恶、最残暴的白色恐怖！
       他们唆使穆斯林学生游行示威，高喊“打倒共产党” “美国万岁！”的口号。这些暴徒袭击和焚烧印共总部，攻击印共领导人。他们部分青红皂白地大肆屠杀几十万印共产党党员、非党人士和普通男女群众，甚至不懂事的孩子和婴儿也惨遭杀害，真可谓血流成河，到处是腥风血雨。这些数以万计的尸体被抛到河流中，再飘入大海。当海潮来时，又 把尸体冲到岸边时，这些腐烂发臭的尸体堆积得像一道海堤！
       除了肆无忌惮的大屠杀，也蛮横无理的捕捉监禁几十万人，不经任何审讯的进行迫害，甚至折磨至死。
       印共总书记艾地在事变后，曾指示党的各级组织：千万不要举行拥护“9.30“运动的示威游行，声明那些是陆军内部事务，与印共毫无关系，并表示完全支持苏加诺宣布的任何解决办法。
       艾地被迫转入地下活动，但他却在意料之外，被贴身警卫中的一个陆军谍报处的特务出卖了，而遭到杀害。
       随之，右派将领集团篡夺了苏加诺总统的权力，建立了法西斯军人政权，把印尼人民推入深重苦难和黑暗历史的深渊。

       事件发生所产生的影响
       震撼国内外的“9.30”事件，不论是印尼本身，还是亚洲和东南亚的政治历史上，都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其影响也是即深且远的。
       1945年印尼独立后，在世界民族解放运动中像巨人般开始崛起，在亚洲新兴独立国家第三世界中享有领袖声誉的崇高地位。但“9.30”事件后，印尼局势却急转直下，代表印尼封建官僚买办阶级和各军阀利益的苏哈多右派集团却逆历史潮流而动。在国际上，它们追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充当它们在亚洲和东南亚的马前卒，执行反苏、反中、反社会主义和反对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政策；在国内，它们执行极端反共、反革命、反人民与反华的政策，对共产党人与革命同情支持者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甚至连民主人士与进步力量也不放过。它们对历史是反其道而行之，使印尼进步的社会倒退了几十年。
       尽管印尼共产党拥有几百万的党员和上千万的支持者，而其对当时的苏加诺政府有很大的影响力，然而由于它在采取和平斗争一手时，没有准备武装斗争的另一手，因此在敌人疯狂的武装进攻面前，还是抵挡不住，而遭到血腥的屠杀和彻底的失败，这一惨重失败对印尼革命产生极深远的不利影响。
       我们北加里曼丹的边界跟印尼是有着毗邻的密切关系，印尼局势的变化对北加里革命武装斗争牵动影响巨大。印尼“9.30”事件对北加，首先是砂罗越人民的革命武装斗争是一个大打击，是起着极为不利与恶劣的影响。
       首先，印尼对反对马来西亚和支持北加人民革命武装斗争，转为充当帝国主义推行新殖民主义政府和镇压北加人民革命武装斗争的可恶可耻帮凶，共同“围剿”我们北加革命武装力量。这样，我们的敌人由最初的英帝国主义一个敌人；到了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后，我们又面对第二个敌人 – 马来亚封建官僚买办集团；到了1965年9月30日，印尼的右派反动势力成了我们北加革命第三个敌人。这样，三个敌人加起来更加强大了，我们的革命力量就显得更孤立弱小，敌强我弱的对比更加悬殊了。
       在“9.30”事件之前，我们得到印共与左派的很大和多方面诚意的援助。我们原想在印尼边区建立牢固的革命武装根据地，并以此为起点和出发点，然后循序渐进地把革命武装斗争向北加境内推进展开，但却已设下了层层的障碍与严重的困难。我们再想得到印尼的支援帮组已不可能了，我们以往在印尼境内所享有的合法斗争地位已经不再存在了，我们原来作为后方的却变成了前线。我们已经实行了二年多的战略退却方针，不得不继续下去。
       在统一战线中，正确认识与处理好敌、友、我的三者关系，对革命的兴衰存亡有着重大的影响与关系。由于我们在“9.30”后没有正确认识与谨慎处理好以上的关系，没有制定与执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而在对敌斗争中执行“左”倾冒进的政策，结果造成还有一线希望争取的盟友，却变成了直接头号的敌人。西部最强大的第三支砂罗越人民游击队，直接战斗的对象不是伪马反动派，而面对的却是印尼右派反动军队，结果西部的这支部队被印尼敌方所消灭！而边区原本会同情支持我们的伊班民族群众，在敌人的残酷镇压下，也反过来变成敌人的耳目与帮凶，配合敌人一起来进攻与消灭我们人民武装力量。
       再说，在印尼局势发生历史性转变的紧要关头，北加革命组织的主要领导人文铭权却去了中国，而回不来北加，造成我党我军没有一个统一、团结的核心领导，不能强而有力地领导全党全军与人民跟敌人作斗争，造成恶劣的影响与严重的后果。
       一个寡民岛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如果没有借助有利的国际形势、没有国际主义的援助和没有周边邻国的理解与支持，要取得革命斗争的胜利是很难的。

文章4：美国指挥下的印尼大屠杀    

             （1965-66年）

　:麦克·海德

                                     翻译：达未、墨石

　　　　　　　　一、一九六五年政变如何发生有了新证据

　　最新的确凿证据，终于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它显示：  美国政府在澳大利亚和英国当局的紧密配合下，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苏哈托所策动的印度尼西亚1965年军事政变。近百万工人、农民、学生和政治活动分子在政变后惨遭屠杀。

　　《悉尼晨报》最近发表了一组有三个部分构成的连续报道，报道包括了对前印尼政治犯的采访和美国与澳大利亚政府有关解密档案的文件摘引。这些资料表明：西方强权曾督促印尼军方头目抓住机会，利用对印尼共产党“图谋和煽动政变”的假指控，发动了一场二十世纪规模最大之一的对平民的大屠杀，并建立了军事独裁政权。

　　根据大多数估计，约有五十至一百万手无寸铁的印尼共产党人及其支持者，以及很多华裔人士被杀害，数万人被投入监狱和集中营。文件显示，从1965年后期至1966年初期，美国和澳大利亚外交官们在给他们政府的报告中以赞许的态度披露：印尼军队和“穆斯林”组织相互合作，以枪杀、刀砍和棒殴等方式，每天至少屠杀1500名印尼共产党嫌疑分子；有时候，还把被害者的头颅割下来游街示众。

　　西方使馆对这一血洗过程所表现的欢欣鼓舞之情，反映了西方在印尼的深厚的战略和政治利益。在政变发生前的十年中，西方大国与苏加诺总统不稳定的民族主义政府之间的利益冲突与日俱增。在1957年末，以及在1964年至65年期间，到处是工人罢工、农民占领农场。对这类始而威胁荷兰继而威胁美国和英国的银行、公司和农场利益的工人农民群众运动，苏加诺几乎无法遏制。至1965年，苏加诺在军队头目、穆斯林组织和印尼共产党三者间维持着脆弱不定的平衡关系。而当时印尼共产党约有三百万之众，是继中国和苏联之后的世界第三大共产党。

　　美国一面断绝对苏加诺的外援，一面与印尼军队发展关系。从五十年代中期起，美国就开始对印尼军队提供训练和装备，为推翻或罢黜苏加诺的行动作准备。第一次军事政变图谋发生于1956年，当时印尼军队的副总参谋长朱尔基夫利·鲁比斯企图控制雅加达并推翻政府。在此之后的第二个月就接着发生了在苏门答腊中部和北部的地方性军事叛变。在整个1957年至1958年期间，在储油丰富的苏门答腊和苏拉威西，美国中央情报局鼓动了一连串的分离主义右翼叛乱。在这些地区，美国的加德士等石油公司都有巨额投资。然后在1959年和1965年之间，美国向印尼将军们提供了六千四百万美元的军事援助。

　　印尼丰饶的自然资源（其中包括拥有数家在世界上都可以称雄的石油和橡胶生产基地），充足的人口资源，以及扼守着欧亚通道的三千个岛屿，这一切，都使美国及其盟国觉得重大利益之所在。放眼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亚洲，毛泽东的军队1949年在中国取得的胜利，紧接着是胡志明在北越的胜利；自四十年代后期起，从印度支那到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起义暴动风起云涌。在讨伐这些如火如荼的反帝斗争过程中，美国和其它资本主义大国不能不把这一岛屿之国视作性命悠关的捕猎对象。

　　在印尼政变发生前的几个月中，由（美国）民主党的林登·约翰逊任总统的美国政府急剧地增加了对越南的干预，派出数十万计的军队，对北越开始进行饱和性的狂轰滥炸。英国和澳大利亚政府则正和苏加诺政权发生军事冲突，苏加诺当时反对由英国幕后支持的、囊括进了印尼婆罗洲岛关键部分的马来西亚的建国。

　　《悉尼晨报》第一部分连载之主要内容，取材于对前少校警卫官邦库斯的采访，以及前中校阿卜杜尔·拉蒂夫较早时发表的声明。他俩都是因为参与所谓由印尼共产党唆使的1965年9月30日的军事暴动而锒铛入狱的。他们显然是作为九·三O事件仅剩的幸存者，刚于今年三月份被释放，其它数百人则惨遭酷刑拷打和处决。

　　他二人的证词完全打碎了苏哈托有关政变的官方版本－－即他和他的将军们是为了对付一次夺权行动，而这个行动是被印尼共产党通过其军中支持者唆使做出的。按这种官方的说法－－直到去年还以电视“纪录片”的形式在所有印尼电视台年年加以播放－－是一些受到印尼共产党鼓动的军官，于9月30日之夜围捕了该国六名最高级将领，不仅惨无人道地杀害了他们，还令人发指地肢解了被害者的躯体。这一官方授意的故事坚称：全靠第二天苏哈托将军英勇无畏的干预壮举和对雅加达的控制，政变才被挫败，国家才从共产主义的“妖孽”中被拯救。

　　根据邦库斯和拉蒂夫的声明，所谓的“印尼共产党政变”，实际上是由苏哈托一手策划的军内权力斗争，并被他用来作为清洗印尼共产党的口实。

　　在9月30日之夜，身为印尼总统警卫成员的邦库斯作为七支行动队伍的参与人之一，接到命令去击毙或绑架那些高级将领。在一次战斗部署时，他们的指挥官都尔·阿里夫告诉他们：这七名高级将领已经组建了一个“将军委员会”，意在策划推翻当时的苏加诺总统。

　　在1965年9月，印度尼西亚的局势是一触即发，谣言四起；到处盛传：军队正准备通过新建立的“将军委员会”，再一次向苏加诺和印尼共产党发动进攻。

　　然而，针对将军们的“九·三○”行动有两个明显的漏洞：第一，按命令去其家中逮捕国防部长A.H.纳苏蒂安的行动队没有完成预定任务；居然让这位与美国大使馆和中央情报局过从最密的将军脱险而走。第二，为何没有派出一个人，去逮捕当时身为战略后备军司令的苏哈托？十月一日，在纳苏蒂安的支持下，苏哈托能够迅速调动起足够的兵力控制雅加达，进而控制了全国。

　　邦库斯在当时事件中只是一名低级的军官，他坚称对他下达命令的上级军官与印尼共产党毫无关系。他和其他参与刺杀行动的总统警卫队成员纯粹是执行命令。依他所见，是苏哈托精心策划指挥了“九·三○”事件，并将其作为在印尼清除所有左翼运动的一种手段。他的观点得到了拉蒂夫的印证，后者在出狱后披露了几个至关重要的事实。他指出：在刺杀发生前，他向苏哈托亲自报告了有关政变的计划。“苏哈托知道得很清楚，在9月30日那天，这七名将军会被带到苏加诺跟前。”

　　拉蒂夫说，当他去军方医院向正同其患病的孩子汤米呆在一起的苏哈托报告针对七名将军的蓄谋行动时，苏哈托显得无动于衷。“我相信苏哈托是借这个机会逮捕那些将军们并嫁祸于共产党，同时攫取大权。”

　　拉蒂夫还指出有一个文件，证实英美两国参与了七名将军欲从苏加诺手中夺权的密谋。“逮捕这些将军们的计划和一个‘将军委员会’的有关，这个委员会的存在是被一个泄露的英国使馆文件所第一次揭露，这个委员会据说要监督苏加诺的政策。这份文件是英国大使安德鲁·吉尔克里斯特爵士的一封信，其中还显示英国还在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合作。”

　　有关9月30日至10月1日事件的一些问题至今仍是疑问。我们不清楚，苏哈托对将军们被谋杀之事仅仅是听任其发生呢，还是参与了策划组织？美国中央情报局及英国对苏哈托行动的参与也还需要进一步的调查。值得注意的是：有关导致印尼政变的全部档案资料至今还没有一件被公布于世。但是苏哈托在10月1日采取行动之迅速，可以支持这样的结论：他是在美国特工人员的默契配合之下，策划了全部行动，以清除其对手、并以此作为反对苏加诺和印尼共产党的口实。

　　最后一点是，印尼共产党蓄谋推翻苏加诺的可能性很小；该党以联盟关系加入了苏加诺所领导的包括军方和穆斯林首领在内的联合政府。为了恪守斯大林主义原则，与苏加诺及民族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印尼共产党领导人三番五次地帮助平息了工人农民的反抗斗争。按照“两步走”的理论，他们坚持认为：在印尼只有经过资本主义的长期发展阶段才能逐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甚至在将军们的密谋政变的迹象日显明显的时候，他们仍然敦促他们的追随者要对军队的“亲人民倾向”保持信心。另外在事变过程中，印尼共产党对其成员众多的党员，及其工会、学生、妇女和农民运动组织，都未进行任何动员。在随后的大屠杀中，没有出现由印尼共产党领导的抵抗迹象。苏加诺通过与苏哈托的合作，把名义性的总统头衔保持到了1967年。

　　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在参与触发1965-1966年事件并从中渔利的最新证据，对主要资本主义大国所谓的“民主和人道主义关怀”，提供了批评性的教训。西方大国随时准备策划并支持大规模的屠杀和镇压，以追求它们在印尼或其它地方的经济与战略目标。

　　　　　　　　　二、华盛顿要求军人政府上台

　　美国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的有关文件表明：苏哈托和他的同僚们在1965年10月1日攫取大权后，就在美国领导人的敦促下，使用军队和“穆斯林”行刑队屠杀了数万名工人、学生和农民。

　　《悉尼晨报》在介绍这些文件时指出，“美国和澳大利亚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一如既往地支持军队的血腥政变。”实际上，这些档案表明，美国当局及其合作小伙伴澳大利亚政府在其中担当了积极的角色。

　　首先，文件显示美国官员与印尼军方有着长期的密切关系。他们力主苏哈托军人集团斩尽杀绝印尼共产党，并要求建立军人独裁统治。

　　在1965年10月至1966年2月，美国驻印尼大使马歇尔·格林从雅加达向华盛顿发送了大量电报；收件人是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和他的助手。格林于印尼政变前夕抵达雅加达。民主党政府的约翰逊总统根据格林所具有的这类特定经验，选中他为驻印尼大使。在格林早年在南韩任全权代办任内，全斗焕发动了政变，开始了长达30年之久的由美国支撑的军人统治。在此之后，格林被调到澳大利亚任职，直至1975年威特伦劳动党政府的垮台。

　　格林及其他美国高级同僚参与1965年至1966年大屠杀行动，部分已经记录在档。格林和其他美国退休的外交官和中央情报局官员于1990年承认，他们向印尼将军们提供了数千名印尼共产党在全国、地区和地方的领导人的处决名单。1990年5月21日《华盛顿邮报》发表的国家新闻社的一个报告，其中援引格林以下的一段话以证实他扮演的角色：“我知道我们比印尼人拥有更多的有关印尼共产党的情报……美国供给的情报质量高于他们所掌握的一切资料。”

　　这一黑名单是由原美国中央情报局远东分局主任、后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威廉姆·科尔比于1962年之后督促拟订的。科尔比这一做法并不仅仅局限于印尼。他在1990年所接受的一次采访中，把对印尼共产党的情报收集工作与他在越南所指挥的臭名昭著的“菲尼克斯”计划作了比较。在后一计划中，有两万名越南全国解放阵线的成员和支持者被列入刺杀对象名单。

　　根据《悉尼晨报》此一报道的作者玛丽安·威尔金森，最新文件包括了美国有关大屠杀的前“绝密级”和“机密级”纪录，这些材料是由华盛顿的研究者约翰·凯利为制作一部过时的纪录片而收集的，它们已经被收进最近的解密文件中。还包括由美国律师凯茜·卡登于1990年得到的美国杀人名单纪录。

　　但在这些最新资料中，没有一件是有关苏哈托发动政变前的准备阶段的。但资料显示：这些政变发生仅四天之后，格林就表示希望军方能够利用1965年9月30日六名将军被杀的机会，指控印尼共产党阴谋夺权并控制印尼。

　　尽管格林说对印尼共产党对事件的参与的“并不确定”，他于1965年10月5日发给华盛顿的电信中，仍强调军队必须行动果敢：“不管是何背景……军队控制着局势，它拥有诸如报纸、电台、电视等重要的权力工具。它还掌握了六名高级将领被杀的原因；如果军队想利用这一点的话就可以加以利用。它已经开始这样做……除了共产党和他们的随从，穆斯林团体和其它人都站在军队一边……”

　　“如果行动神速的话，军队现在具有击败印尼共产党的大好时机……被害将军尸体的发现，使上述汹汹势头达到了高峰。总而言之，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格林指出：华盛顿期待印尼军队废黜苏加诺总统的夙愿终于可以开花结果了：“尽管有种种不如人意之处，我们相信军队会把最近的事件归罪于印尼共产党及其盟友。虽然尚不能断定其终局，使印尼摆脱苏加诺影响力的痛苦过程，看来似乎已经开始……”

　　他建议华盛顿“当权力斗争公开化之时，应避免公开的卷入……然而，要明确地向军队中的关键人物－－纳苏蒂安和苏哈托表明：我们希望尽可能地伸手帮助……广泛传播有关印尼共产党罪责、阴谋和暴行的故事（如果我们可以找到某种方式不暴露这一宣传纯粹或大部分是出于美国所下功夫的话，这也许是目前能够给予印尼军方最急需最有效的援助）。”

　　两天后，格林警告华盛顿他担心军队也许走得不够远，“军方抗拒苏加诺的决心仍然很不清楚，”他写道。然而在他汇报军队专门对付劳工阶级的行动时，却称在这方面显示出了令人鼓舞的迹象：“军队横扫了下层阶级居住的雅加达郊区，围捕了在9月30日暴力事件中表现积极的共产党准军事分子。”

　　在此之后的10月8日，格林变得更为乐观！“在印尼的多少年以来，共产党第一次抱头鼠窜了，”他发电说。其中让他最为鼓舞的是：“印尼共产党的组织机构分崩离析，党的文件四处散失。今天雅加达印尼共产党总部的被焚烧，使这一情况达到了顶点。”

　　至10月13日，格林可以放心报告大清洗正在取得进展：“反共行动继续不断升级。今天的战果包括关闭亲共的大学校园，取缔左翼学生组织，对印尼共产党据点发动更多的攻击……青年团体捣毁了第二家印尼共产党的书店。”

　　两天以后，格林就与军方首脑和穆斯林政治领导人的会谈情况汇报说：“军方和穆斯林方面与使馆人员讨论了他们希望军队遵循的下一步战略。他们期待军队发动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不仅针对印尼共产党，而且是整个共产党和苏加诺的派系。”

　　同一天，他还急不可待地发送了大规模屠杀已经开始的绝密报告：“尽管苏班德里奥（苏加诺的外交部长）企图阻止，军队已经处决了74名与政变企图有关的共产党人。”

　　格林决计要使反共屠杀越演越烈。他要求向美国情报机构转发了一个强调需要更多的反共煽动的电报。“在所有的媒介中，通过暗示和重复那几样事实，把这些恐怖和惨剧与北京当局及北京牌号的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把对那些将军们的残暴屠杀和残肢行为与在南越对付村长们的类似暴行相联系。”

　　苏门答腊建有很多工业和石油项目。10月18日，格林就该地由军队支持的穆斯林青年团体所搞的反共反华裔大屠杀，呈送了一份绘声绘色的报告。“穆斯林开始在棉兰和其它苏门答腊北方城市袭击华裔共党分子。商店被焚烧，家居被捣毁，华人被殴打。美国领事看到在棉兰和巴拉望（巨港）的华人居住区火光冲天。穆斯林在行动中，显然并不区分谁是华人共党分子，谁是印尼公民。”

　　两天后格林又以赞许的口气发电说：“在雅加达据说有数千印尼共产党干部被逮捕，……其中有数百人被处决”。但他坚持军方应该再接再励，去完成他所称之为的“关键性任务”。“迄今为止，印尼共产党的基本潜在力量似乎仍旧基本完好无损，如果其地位得到政府承认以及军队的镇压就此中止的话，就纯粹的组织机能而言，它仍然有能力迅速地恢复并卷土重来。”

　　“不管怎么说，军队在摧毁印尼共产党方面不遗余力，对军方执行这些关键性任务时所表现的坚定性和组织性，我的敬意与日俱增。”

　　10月23日，格林对军方减弱其行动再次表示关切。但四天之后，他说他再次感到鼓舞，根据美国使馆武官威利斯·艾塞尔在玩高尔夫球时从一名印尼高级军官那儿得到的消息：“我们很快就能听到处决那些有名人物的报道，而苏加诺可能会请求从宽发落这些人。”

　　美国使馆同军方的密切联系，可以从同一天中央情报局的一个电报中得到证实。电报内容来自东爪哇军队司令那里，说到“他将会对印尼共产党开始大规模的逮捕镇压……”

　　从华盛顿发给格林及其同伴的电文似乎显得异常稀少－－这些与格林所发电报方向相反的电报流通，也许能揭示出更多的真相。10月29日，一封来自国务院的电报上印有“行动”一词，清楚地显示约翰逊政府要求建立一个军人独裁体制，并随时准备提供经济和军事支持。

　　这一电报指出华盛顿正在拟订其对印尼政策，并希望看到一个军人政权：“或早或迟……军方首脑们就会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他们是唯一能够在印尼建立秩序的力量。不管有无苏加诺的参与，他们必须出面组建一个军人的或军人文职结合的临时政府。

　　它督促美国使馆告诉印尼军方：“在将临的几天、几周或几个月之内，我们在影响人民和事件发展方面，将会得到前所未有的机会……也许会需要轻型的武器装备来对付印尼共产党……当事件继续发展，军方会发现需要组织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以对付印尼共产党，我们必须为这种可能作好准备……当然，我们应该同英国、澳大利亚和其它方面进行协商。”

　　在同一天，格林乐观地报告说军官们和穆斯林极端分子已经大局在握。“阿塔吉省的穆斯林狂热分子显然已经使绝大部分的印尼共产党组织陷入瘫痪之中。阿塔吉人把印尼共党分子被砍掉的头颅在街上高悬示众。”

　　在另一个苏门答腊的省份中，一名美国使馆人员描绘了军方和“穆斯林”对至关重要的加里得克斯石油部门的工会成员所采取的恐怖行动：“穆斯林在军方的赞同下捣毁了该城共党机构，并关闭了共党在农村的活动据点。军队袭击了印尼共党头目的住所，并通知加里得克斯公司的经理层，他们将于10月29日逮捕共党在蓬邦的石油工会领导人。这些领导人构成了该省共党组织结构中的核心部分。”

　　在经过了一个月大血洗之后的11月4日，格林对军队所起作用深感满意。“军队在对付共产党方面的表现是一流水平的。现有各种迹象表明：他们代表了印尼正在崛起的权威……马上就面临的问题是，怎样在共党基础深厚的地区牢固地建立控制并进行安抚，特别是在爪哇中部地区，以及对付共党的破坏和恐怖行为。
穆斯林和基督教青年团体之间，以及在军队和其它方面，也可能发生流血冲突。医药和其它方面的援助将会变得现实而紧迫。”

　　11月12日，格林依据从雅加达警方情报主任那里得来的机密消息向上汇报道：“在军队的支持下，爪哇东部和中部的民间反共组织每夜都处决50至100名印尼共党分子。”另一份类似报告出自驻港口城市苏拉巴亚（泗水）的美国领事特德·海维纳之手。他写道：军队利用穆斯林的人力借刀杀人。

　　在新年时，美国中央情报局和格林的使馆人员都在估（计）核（对）死伤数字。中央情报局报告说：“在苏门答腊北部、爪哇岛东部和中部以及巴厘岛，针对印尼共产党及其同情者的大屠杀仍在继续。”格林的副手则根据一个友好大国的情报来源作出估算：“作为对9月30日事件后果的评估结果，使馆的计算和另一个保密来源的计算一致认为：总计被杀人数是约40万人。”然而电报补充说，真正的死亡人数可能更多。

　　又一年的杀戮和恐怖统治开始了，这时美国及其在伦敦和堪培拉的盟友所作的种种努力尚未完全如愿以偿。直到1967年3月，苏加诺的总统职位被正式移交给苏哈托，才给所谓的“新秩序”体制宣告成立铺平了道路。

　　　　　　　三、澳大利亚政府对印尼事件的参与

　　在堪培拉澳大利亚档案馆内一直是保密的文件表明：澳大利亚政府（那时是由自由党总理罗伯特·门齐斯爵士执政）和澳大利亚军方、情报机关和外交部门深深地参与了1965-1966年苏哈托发动的印尼政变。

　　文件核实：澳大利亚政府在其中的角色和美国的角色一样积极，只是规模稍小而已。澳大利亚军方为参加屠杀的印尼军队提供过训练，而且在1965-1966年，门齐斯政府及其官员和美国、加拿大和英国有关部门极其密切地互通情报、报告和事态评估。

　　此外，有关纪录表明：从驻雅加达的澳大利亚使馆发出的电报，和从美国大使馆发出的电报的每词每句都一模一样，都坚持认为以苏哈托为首的印尼将领们必须残酷无情地镇压支持印尼共产党的社会基础，特别是印尼产业工人。

　　这也不是什么“无区别的屠杀”。文件指出了美、英、澳等国政府都具有的一个共同观点，即在印度尼西亚建立起一个军事独裁政权，对于支持在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和马来西亚进行的扑灭反帝斗争的全局战争具有关键作用。

　　1965年在印尼政变之前，门齐斯政府向婆罗洲（即北加里曼丹）和南越都派出了军队。一月份，澳大利亚政府同意在婆罗洲部署一个野战营和一个上百人组成的特种部队，去和苏加诺政府为抵抗英国支持的马来西亚建国而动员起来的军队作战。策划中的马来西亚国土，包括了自然资源丰富的英国的殖民地沙巴和沙捞越。四月份，门齐斯内阁首次派出一个步兵营的军队去帮助美军侵略越南。

　　《悉尼晨报》发表的文件只是间接地和澳大利亚政府参与美国部署印尼政变的情况有关。目前霍华德政府仍旧禁止人们查阅有关印尼事件的上百页档案。毫无疑问，公开了的文件，都是最无关紧要的。

　　然而，即使是这些，也已经相当确凿了。它表明：于1965年10月5日，即苏哈托夺权的仅四天后，澳大利亚驻雅加达大使米克·山使用了和美国大使格林一模一样的语言欢呼苏哈托的政变。山向堪培拉报告说：印尼军队对付共产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山甚至比美国人还强烈地要求印尼将领们坚决行动。

　　美国方面的文件表明，美国和澳大利亚官员于10月17日在华盛顿商议印尼局势以及印尼军方的策略。美国国务院的一个备忘录表明：美国助理国务卿麦克乔治·邦迪会唔了澳大利亚外务部主任詹姆斯·普林索尔和澳大利亚驻美大使基斯·沃勒，他们就印尼军方的意图交换了意见。

　　美方文件还显示，在10月底，美国约翰逊政府决定苏哈托必须建立军人政府时，曾向门齐斯政府和英国政府咨询。

　　11月份，澳大利亚大使馆骄傲地报告：一次大屠杀行动是由澳大利亚训练的军官进行的。萨尔沃·艾迪上校是1964年从澳大利亚军官学院经过十八个月的培训后毕业的。1965年11月10日，他在毕业仅一年之后，指挥着400名特种部队士兵扫荡爪哇中部。在一个村庄附近，遇到了一个人数为一百到二百的人群，其中许多是妇女和儿童。报告中说，这群人向军队呼喊“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手中拿着竹茅、刀子和一两支枪。军队向人群头顶开枪后仍无法阻止这群人，便向人群射击，打死七人，打伤十七人。

　　印尼大屠杀发生的同时，门齐斯政府及其外务部力图对澳大利亚电台的对印尼广播实行控制和新闻检查，以保证“毫不伤害苏哈托总统”。

　　11月5日，印尼军队出于对门齐斯政府的信任，向堪培拉发出一个信息，请求澳大利亚电台播出一条不利于印尼外长苏班德里奥的新闻。这个信息还说：“报道千万不要暗示：军队及其支持者是亲西方的或右翼的”。在当时的那个阶段，印尼群众中的反殖情绪仍十分高涨，印尼军队将领们仍不敢公开地和他们的西方主子站在一起。

　　1965-1966年事件暴露了澳大利亚的政治和军事体制的真实面目。为了敷衍公众，政府领导人唱着“民主价值”的高调，而真实的纪录是：只要需要，他们就推行和支持军事暴力，以及媒体操纵。

　　澳大利亚政府对印尼大屠杀的参与不是什么已经过去的事，也不是一个意外错误。代表澳大利亚参与印尼政变的主要人物，在后来的许多年中，全部得到了奖赏。当时的澳大利亚外务部长保罗·哈斯拉克后来被封为爵士，并成为澳大利亚总督。另一个外务部重要官员戴维·黑，也被封爵士，并于1967-1970年被任命为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总督。

　　至于澳大利亚工党，它在1965-1966年期间在野，同样支持印尼的大屠杀。于90年代初任首相的保罗·基定为此作了最好了总结，他说：苏哈托的政变，是澳大利亚战后战略史上最重要和最有益的事件。

文章5：印度尼西亚“九·三O事件”始末

梁英明 著

　　“九·三O事件”是印度尼西亚现代史上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1965年9月30日深夜，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一个自称“九·三O运动”的组织逮捕并处决了6名陆军高级将领，宣布成立以总统府警卫营营长翁东中校为首的革命委员会，接管国家政权。10月1日凌晨，苏哈托指挥的陆军战略后备队采取反击行动，镇压了“九·三0运动”。此后，逐步建立起以苏哈托为首的军人政权。参与“九·三0事件”的陆军官兵以及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遭到大规模逮捕和屠杀。这一事件反映了当时印度尼西亚社会阶级矛盾的激化，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成立以来各派政治势力的又一次大较量。

各派政治力量矛盾的激化

1945年八月革命后，印度尼西亚人民挣脱了荷兰帝国主义的殖民枷锁，赢得民族独立。以苏加诺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为印尼民族独立斗争的领导者。然而，印尼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仍然是很弱的。在1957年接管外国企业之前，民族私人资本只占国内资本的10%，外国资本占76%。因此，印尼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是软弱和动摇的。一方面，它主张民族独立，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反对大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依附帝国主义的政策。另一方面，它又害怕无产阶级力量的壮大，反对发动工农群众同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作斗争。

早在共和国成立初期，大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极力要夺取革命成果。它们在政治上的代表马斯友美党在帝国主义指使下，于1949年8月宣布成立所谓伊斯兰教军和伊斯兰教国。它的领导人卡托苏维约自封为“伊斯兰教国元首”，在西爪哇等地进行武装叛乱，声称要向一切异教徒发动“圣战”。1956-1957年间，苏门答腊反动军人集团相继建立称为雄牛委员会、象委员会和神鹰委员会等武装叛乱组织。接着，苏拉威西反动军人集团接管地方政权，发表所谓“全面斗争约章”，宣布脱离中央政府。这一叛乱组织称为“全面斗争约章集团”。1958年2月10日，苏门答腊叛乱集团向中央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在5天内从政府中清除共产党人。他们的要求遭到拒绝后，便在2月15日宣布成立所谓“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革命政府”，以马斯友美党人沙弗鲁丁为“总理”。这些叛乱陆续肃清后，苏加诺总统于1960年8月宣布同叛乱活动有密切关系的马斯友美党和社会党为非法政党，同时封闭了它们的机关报《永恒报》和《指南针报》。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向帝国主义妥协退让的政策日益不满。1948年9月，在帝国主义阴谋扼杀印尼共产党和进步势力的情况下，共产党人在茉莉芬被迫拿起武器自卫。由于力量对比悬殊以及印尼共产党在战略和策略上的错误，许多共产党人惨遭杀害。50年代以后，印尼共产党利用当时的有利形势和合法地位，积极开展工农运动，积蓄了力量。它在1955年9月举行的第一次大选中成为国内第四大党。在两年后的地方议会选举中，它获得了最多的票数，成为第一大党。共产党人担任了爪哇的泗水、三宝垄和梭罗市市长。印尼民族资产阶级在“茉莉芬事件”中对共产党的镇压行动，以及在平定地方武装叛乱中取缔马斯友美党和社会党的决策，都反映了它的两面性。苏加诺总统企图在共产党人和右派势力之间的斗争中实现平衡，使自己处于制约各派政治力量的地位。这种平衡是极不稳固的。

在这一系列对内和对外的错综复杂的斗争中，一个新的强有力的政治集团迅速崛起，这就是陆军集团。印度尼西亚陆军的前身是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治安部队，它基本上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抗日和独立战争时期的游击队，他们大都是进步青年学生，没有受过多少正规军事训练，后来大部分编入蒂博尼哥罗师；另一部分是战前荷印殖民军队和日本占领时期的“卫国军”和“兵补”的下级官兵，他们是印度尼西亚陆军军官的主要来源，也是西利旺仪师的主要成员。随后在反荷斗争、镇压地方叛乱和收复西伊里安战争中，由于蒂博尼哥罗师中许多共产党员在1948年“茉莉芬事件”中惨遭杀害，该师力量遭到削弱，于是，西利旺仪师不断扩大实力，成了陆军部队的主力。

1957-1958年印尼政府接管荷兰的大种植园、大银行和大企业时，陆军起了很大作用。这些企业收归国有后，由陆军委派高级军官负责经营管理，其中约有450名军官分别担任国营企业和种植园的经理、副经理等职。印尼最大的国营企业即国民石油公司于1957年成立后，公司经理一直由陆军高级军官担任。1964-1965年印尼政府接管了英国和美国的企业，也由陆军高级军官控制。许多军官从事私人商业活动，利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种种特权，损公肥私，贪污受贿，成为一批暴发户和新贵族。这些企业已成为官僚资本企业。

苏加诺总统作为武装部队最高统帅，在实际上徒有虚名。苏加诺总统为缓和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矛盾，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于1957年2月提出改组政府的“苏加诺方案”。其主要内容是由代表民族主义、宗教和共产主义三种思潮的人物组成互助合作内阁和民族委员会，这就是所谓纳萨贡政府。

苏加诺认为，西方民主不符合印尼国情，应实行“有领导的民主”，即加强总统的权力。这个方案反映了印尼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需要，即一方面企图通过总统的无限权力来打击帝国主义和右派势力，反对它们夺取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另一方面也以这一权力控制印尼共产党力量的发展。苏加诺拟议的互助合作内阁由于马斯友美党的反对，没有组成。在这同时，哈达副总统因主张反共而与苏加诺发生分歧，并于1956年底辞去副总统职务。

1957年4月，印尼组成以民族党为核心的朱安达内阁，马斯友美党和社会党被排斥在外。这两个右翼政党同陆军中的反共将领结成同盟，成为军队掌管的官僚资本主义企业的合伙者。1959年，苏加诺下令恢复1945年宪法，根据该宪法改组政府，成立工作内阁，由他兼任总理。内阁成员由总统委任，作为总统的助手，不代表政党。同时，还成立两个新机构，即最高咨询委员会和临时人民协商会议。

1959年8月17日，苏加诺总统在国庆演说中发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宣言》（又称《政治宣言》）提出建立“全民的政权”，实现“印度尼西亚式的社会主义”。1960年11月，临时人民协商会议作出决议，宣布政治宣言为“国家方针大纲”，成立以苏加诺为主席的“民族阵线”。1963年3日，苏加诺总统发表《经济宣言》，要求肃清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残余，发展国营经济，自力更生，建设公正繁荣的社会。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利用这一有利形势，在工人阶级中发展组织，积蓄力量，准备新的斗争。到1965年，印尼共产党拥有350多万党员，它领导的各种群众团体拥有2700多万名成员。1965年1月，印尼共产党提出建立第五种军事力量，即在陆、海、空和警察部队之外，建立一支民兵武装。共产党人在空军官兵中较有影响，加上空军领导人对陆军势力的迅速扩张深为不满，印尼共产党的这一要求获得空军部分领导人的支持。陆军当局担心建立民兵将使印尼共产党掌握合法的武装力量，激烈反对。

在两大政治势力互相对抗的情况下，苏加诺采取折衷妥协的办法。他一方面要派高级军官在各级政府中担任要职（如在工作内阁中有1/3阁员是高级军官，1960年有5名省长是现役军人），一方面又任命印尼共产党领导人艾地为临时人民协商会议副主席，鲁克曼为国会副议长，约多为内阁国务部长，允许共产党发展组织。与此同时，苏加诺把原陆军参谋长纳苏蒂安提升为国防部长，并任命陆军实力派人物雅尼为陆军司令，企图以此牵制纳苏蒂安。

1963年5月1日，印尼收复西伊里安，苏加诺宣布废除1957年开展解放西伊里安运动后实施的“紧急状态法令”，取消了陆军根据该法令拥有的“维护安全”的无限权力。苏加诺企图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威望，把权力进一步集中在自己手里。

印尼共产党处在和平发展的环境中，壮大了队伍，也滋长了对苏加诺的幻想，提出“百分之百地实现苏加诺方案”等口号，企图依靠苏加诺的支持，通过改变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和平掌握政权。

1965年5月23-26日，印尼共产党举行庆祝成立45周年群众大会和游行等盛大活动。苏加诺总统应邀在大会上发表讲话，赞扬印尼共产党“始终是一个进步的革命的党”。艾地则在印尼共产党举行的招待会上表示，“决心遵照加诺兄的讲话去发展印尼共产党”。

在各派政治力量反复较量的同时，国内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化。1963年，苏加诺反对成立马来西亚，采取“粉碎马来西亚”的对抗政策。1965年1月，马来西亚当选为联合国安理会成员，苏加诺宣布印尼退出联合国。这使印尼在国际上陷于孤立。印尼因西方国家中止对它的经济援助，财政赤字增大。工业开工不足，农业连年歉收，物价急剧上涨。到1965年，通货膨胀率达500%，其中大米价格上涨9倍，国家财政赤字相当于收入的3倍。人民的不满情绪日趋增长。

而作为“纳萨贡”象征的苏加诺自己却长期患肾脏病。他在1963年8月3日的一个公众场合突然晕倒。尽管到了8月17日印尼独立日那天，苏加诺仍像往年一样发表激昂慷慨的国庆演说，但是总统病情严重，使各个政治集团都在考虑他一旦逝世后的形势，以及必须采取的对策。印尼共产党坚持立即建立第五军事力量的主张，并加紧在空军的哈利姆基地训练工人武装。到9月底已有2000人受过训练。陆军和海军当局则坚决反对建立第五军事力量。雅尼和纳苏蒂安声称，如果武装平民，那么所有的人都应该武装，而不只是武装工人农民，而且武装民兵必须受陆军管辖。双方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苏加诺总统这时已无法控制局势的发展。

陆军政治地位的上升，也使它内部产生新的矛盾。陆军高级将领在雅加达过着灯红酒绿的豪华生活，广大下级官兵却因薪饷不足和物价飞涨，甚至养不起妻子儿女。特别是来自小市镇和农村的士兵，对高级将领的奢侈生活极为不满，认为这些将领“玷污了军队的声誉”，“忘掉了他们的部下”。总统府警卫部队营长翁东中校就是这些不满现状的中下级军官之一。

翁东曾被派往西伊里安作战。那里的环境艰苦，士兵的伤亡率很高。停火以后，幸存的部队在西伊里安留驻6个月以上。根据当时报纸的报道，这些部队甚至没有固定的薪饷和后勤供应，而且处境很不安全。这说明为什么参加西伊里安战役的某些高级军官后来也加入了翁东集团。

翁东等人在军队内部建立了秘密组织，准备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清除军队中依仗权势、贪污腐化的高级军官。这一主张得到印尼共产党的支持。它于1964年11月成立以夏姆和波诺两人为首的秘密的特别局，具体负责同翁东等人的联系。1965年9月初，总统府获知陆军高级将领成立一个称为“将领委员会”的秘密组织，准备在10月5日举行庆祝建军节活动时发动政变，推翻“纳萨贡”政府。苏加诺曾就此事责问纳苏蒂安和雅尼等陆军领导人，遭到纳苏蒂安和雅尼绝口否认。

在这种情况下，翁东等人决定对陆军领导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9月29日，他们制定了具体的行动计划。次日上午，又在哈利姆基地集会，作了战斗部署，决定10月1日凌晨4时由阿里夫中尉率领一个分队的士兵逮捕纳苏蒂安等7名高级将领。9月30日晚10时，阿里夫中尉的分队作好一切准备，10月1日凌晨3时按计划包围7名将领的住宅开始进行逮捕。在士兵冲入纳苏蒂安住宅院内时，纳苏蒂安闻声从边门逃出，越过围墙跳入相邻的伊拉克驻印尼大使馆院内，后来被他的部下救出。他的女儿被枪击身亡。陆军总部将领班查伊丹和哈尔约诺两人因拒捕当场被击毙。雅尼、苏普拉普多、巴尔曼和苏托约（后3人均为陆军总部将领）等人被捕后，在雅加达郊区称作鳄鱼洞的地方被处决。参加这一行动的其他分队分别占领雅加达的广播电台、中央邮电局和独立广场等地。

10月1日早晨，雅加达市民打开收音机的时候，意外地没有听到新闻广播。到7时15分，电台广播一项公告说，由于“在首都雅加达的军队内部的军事行动，并在武装力量其他部队的帮助下”，一个称为“九·三O运动”的组织已逮捕一批属于“自称的将领委员会”的高级军官，夺取了首都的重要设施，并将总统和其他重要领导人置于其保护下。公告指出，采取这些行动是为了阻止将领委员会策划在10月5日发动并得到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的政变。公告还说，继雅加达的行动之后，将在全国出现“反对将领委员会的代理人和同情者的行动”，并预示将成立印度尼西亚革命委员会以确保政府的政策。当天下午2时5分，雅加达电台广播了印度尼西亚革命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委员会由45人组成，翁东中校任主席，苏巴尔佐陆军准将、赫鲁·阿特莫佐空军上校、苏纳尔迪海军中校和警察助理高级专员安瓦斯任副主席，委员中有23名军队和警察部队的军官，其中包括空军司令奥马尔·达尼中将和海军司令马尔塔迪纳塔中将、雅加达军分区司令乌马尔·哈迪库苏马少将，以及内阁副总理苏班德里约和莱梅纳。委员中有5名共产党员，没有印尼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革命委员会将取代内阁执政。同时，组成以翁东为首的中央指挥部。

但是，形势在瞬息之间发生根本的变化。10月1日清晨，没有被“九·三O运动”列入逮捕名单的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苏哈托将军得知发生的政变后，立即驱车到独立广场东街的司令部去。由于纳苏蒂安在越墙时脚部受伤而住院治疗，苏哈托决定由他自己在当天立即采取行动。他命令所属部队包围独立广场，迫使驻守在那里的两营政变部队投降。下午，在万隆的西利旺仪师的机械化部队奉命调到雅加达。6时30分，苏哈托的部队收复广播电台和中央邮电局。这时，政变集团只剩下哈利姆空军基地这个阵地。政变的中央指挥部就设在这里。苏加诺总统在10月1日早晨获悉政变已经发生。他准备像往常一样乘车前往总统府。但是，他在途中考虑到总统府和他的住宅都不安全，便同意警卫人员的劝告，改往哈利姆空军基地。在基地的奥马尔·达尼中将和苏巴尔佐准将立即向他报告了已经发生的事情。

当时，印尼共产党主席艾地也在哈利姆基地。关于苏加诺总统和印尼共产党在“九·三0事件”发生前同这一事件的关系，缺乏可靠的材料，至今还不清楚。可以肯定的是，苏加诺在“九·三0事件”发生后，对政变集团抱同情态度。他始终没有公开谴责，“九·三0事件”。但是，他根据自己多年的政治斗争经验，也没有公开表示支持这一行动。纳苏蒂安的逃脱和苏哈托迅速控制雅加达局势，对苏加诺的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他宁愿静观事态的发展，准备在情况有利时由他来收拾局面，重建他的领导权威。

10月1日下午，当政变已显然失败，局势逐渐明朗化的时侯，奥马尔·达尼和艾地决定飞往中爪哇建立第二条战线，并希望苏加诺同行。苏加诺拒绝了这一建议。他匆忙任命普拉诺托为代理陆军司令，同时委任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苏哈托负责恢复治安与秩序。在达尼和艾地离开后，苏加诺总统也在当晚10时离开哈利姆基地回到茂物行宫。

就在这天夜里，苏哈托下令陆军伞兵突击团和装甲部队进攻哈利姆基地。在不可能继续抵抗的情况下，翁东、夏姆、苏巴尔佐等政变领导人在深夜离开了基地。10月2日清晨6时左右，苏哈托的部队攻占了哈利姆基地。“九·三O事件”至此宣告结束。

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政变，人民群众毫无思想准备，全国除中爪哇以外，几乎没有引起什么反应。10月1日，日惹和梭罗驻军中的部分官兵占领这两个城市的广播电台，在当晚广播了拥护翁东集团的声明。三宝垄驻军中的部分官兵夺取中爪哇师团的指挥权，建立中爪哇革命委员会，一度控制了三宝垄。但到第二天，当得知翁东等人在雅加达发动的政变已经失败，他们的队伍很快就瓦解了。10月2日，日惹和梭罗出现了支持翁东政变的游行队伍和标语，没有发生新的战斗。同一天，印尼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刊载了“九·三O运动”的新闻公报，发表社论谴责将领委员会，表示同情和支持翁东发动的政变。

10月2日起，陆军展开了一系列反击行动。苏哈托控制了陆军的指挥权，他根本不理睬苏加诺总统新任命的代理陆军司令普拉诺托。一些政党和团体在陆军的支持下成立了“粉碎反革命‘九·三O运动’统筹团体”，要求取缔“九·三O运动”和印尼共产党。10月5日，陆军为被政变集团在鳄鱼洞杀死的将领举行隆重的葬礼，苏加诺总统没有出席。这件事加深了陆军将领对苏加诺总统的不满。同一天，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发表一项声明，认为“九·三O事件”是“军队内部的事务，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并未卷入”，一些共产党人是在未征得本人同意的情况下被列入革命委员会成员名单的。10月6日，印尼共产党领导人鲁克曼和约多，照常出席苏加诺总统在“九·三O事件”发生后在茂物第一次召开的内阁会议。苏加诺在谈到“九·三O事件”时，谴责政变分子杀死陆军将领，同时主张和解。他说：“革命委员会将由他们自行解散。”

然而，苏加诺的平衡政策已经失灵。陆军断然拒绝了苏加诺的和解建议。10月8日，在陆军当局鼓动与支持下，雅加达的青年学生组织焚毁了印尼共产党总部。10月14日，苏加诺总统任命苏哈托为陆军司令。10月17日，陆军派遣攻打哈利姆基地的伞兵突击团去中爪哇镇压政变的残余力量。政变主要领导人翁东、苏巴尔佐、夏姆等人在逃亡中先后被捕获，并被判处死刑。1965年11月22日，艾地在中爪哇三宝垄附近的小镇中被捕，并被就地枪杀。鲁克曼和约多也遭到杀害。奥马尔·达尼受到苏加诺的短暂保护，他被撤消空军司令的职务，改任航空部长，在国外住了半年。但是，他在1966年4月回国后，立即被陆军当局逮捕，并被判处死刑（未执行）。这一期间，陆军在全国各地大批逮捕和屠杀参与“九·三O事件”的嫌疑分子和共产党人。苏加诺总统仍继续宣传他的纳萨贡原则。他在1966年2月21日改组内阁，企图挽回局势，形势却一天天变得对他不利。

1966年3月11日，在苏加诺总统召开内阁会议时，陆军包围了国家宫，对苏加诺施加压力。苏加诺不得不停止会议，他在第一副总理苏班德里约和第三副总理萨勒陪同下，乘直升飞机前往茂物行宫。下午，苏哈托派遣的代表团来到茂物，提出要在全国创造一个平静和稳定的气氛，就必须将总统的部分权力交给苏哈托。经过5个多小时的谈判，苏加诺总统终于屈服，签署了“移交行政权力给苏哈托将军的命令（通称“3月11日命令”）。

第二天，苏哈托以总统名义颁布他的第一项法令：在全国取缔印尼共产党及其属下的群众团体。3月15日，苏加诺返回雅加达，他拒绝苏哈托提出改组内阁的要求。3月18日，苏哈托下令逮捕包括苏班德里约和萨勒在内的15名内阁成员，同时任命了一批临时统筹部长和部长。6月20日，临时人民协商会议第四次会议开幕，批准了“3月11日命令”，要求苏加诺任命苏哈托组成新内阁。会议撤消了1963年临时人民协商会议关于任命苏加诺为终身总统的决定。1966年下半年，雅加达等地学生和青年不断举行示威游行，要求苏加诺交出政权，同时攻击中国政府，掀起反华排华浪潮。1967年2月20日，苏加诺宣布，为了迅速结束政治冲突，愿意将权力交给苏哈托。3月12日，临时人民协商会议撤消了对苏加诺总统的任命，在普选前禁止他进行政治活动

“九·三O事件”发生以来，关于这一事件的真相及其性质，一直是研究印度尼西亚现代史的学者们所关心和争议的问题。1970年以前，印度尼西亚军事法庭曾陆续审讯了翁东中校、苏巴尔佐准将、奥马尔·达尼中将，第一副总理苏班德里约以及印尼共产党政治局委员约诺、苏迪斯曼和特别局负责人夏姆等人，并公布了部分证词。这些审讯企图证明“九·三0事件”是印尼共产党策划用武力推翻国家政权的阴谋，因此印尼共产党犯了叛国罪。苏加诺总统则由于鼓励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的活动，在他们犯了叛国罪之后仍力图掩护他们而丧失了领导国家的权力。

由于被指控的主要当事人艾地、鲁克曼，约多等人已事先被处死，许多事实无从对证，而受审讯者的供词和证词也没有完全公布，以致人们对这一事件的全过程至今仍然不够了解。特别是一些关键问题，审讯并未提供足够的证据。此外，这些审讯是在政治形势动乱、司法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进行的，许多被告和证人在预审中受到威胁，甚至遭到严刑拷打，他们在这种情况下提供的材料不足以作为判断事实的依据。而已公布的审讯记录本身也有不少破绽和自相矛盾之处。因此，许多学者对印尼陆军当局公布的结论抱怀疑或否定的态度。

美国研究印尼现代史著名学者贝尼迪克·安德逊和卢特·麦克维在《印度尼西亚1965年10月1日政变初析》一书中认为，印尼共产党在和平环境中获得迅速发展，没有必要进行武装政变的冒险行动。苏加诺总统以他的地位和威望，更不会轻易将赌注完全押在印尼共产党身上。如果说，印尼共产党是“九·三O事件”的主要策划者，那么在事件发生时，党的主要领导人除艾地以外都不在雅加达；在事件发生后，印尼共产党各级组织的反应也只是被动的仓促抵抗，这些都是不合情理的。至于夏姆在供词中声称“九·三O运动”的宣言是根据艾地的指示写成的说法，无论从这一文件的政治内容、使用的术语或文字风格来看，一般学者都认为不可信。

尽管历史学家们对“九·三O事件”的详情还可能提出各种疑问和进行激烈争论，但是一致认为，印尼共产党是这场斗争的主要受害者。“九·三O事件”前，印尼共产党在和平环境中的迅速发展和在选举中取得的胜利，使它产生了利用纳萨贡原则来和平接管政权的不切实际的幻想。这个时期，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只注意表面上轰轰烈烈的群众活动，却忽视在群众中进行扎扎实实的组织工作，特别是党在农村的工作依然十分薄弱。“九·三O事件”发生前夕，在苏加诺总统健康恶化和获悉陆军将领委员会的意图后，印尼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轻率地支持了翁东等人的军事冒险行动。这是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

1966年9月，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发表了一项声明，对党在“九·三O事件”前后的错误作了初步总结。声明指出：“‘九·三0运动’发生和失败之后，印尼共产党和印尼人民革命运动遭到了一场灾难，损失惨重。这就揭开了相当长时期以来掩盖着印尼共产党的严重弱点的帷幕。印尼共产党的领导搞了冒险主义，没有重视组织规定，轻率地把自己牵连到没有人民群众的高度觉悟和坚定信心作基础的‘九·三O运动’里去。因而使党在人民群众中陷于孤立。‘九·三O运动’失败以后，党的领导反过来又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把党和革命运动的命运寄托在苏加诺总统的决策上。这是印尼共产党在思想、政治和组织方面的严重弱点和错误的顶点”。

澳大利亚研究印度尼西亚问题学者雷克斯·莫蒂默在《苏加诺时期印度尼西亚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与政治，1959-1965》一书中，对“九·三O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和事件的性质曾作过比较全面的分析。他认为，“九·三0事件”是陆军内部下层官兵对高级将领不满所引起的一次冒险行动，而不是印尼共产党蓄意策划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武装政变。印尼共产党出于对陆军高级将领同样的不满，对“九·三0运动”显然抱有同情，因而卷入了这场斗争。由于错误估计形势，印尼共产党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遭到了陆军的残酷镇压，受到了惨重的损失。政变失败后，印尼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于10月2日还发表社论和文章，表示支持翁东集团的行动，很可能是在失去同中央联系的情况下，由下级干部匆忙作出的反应。否则，那只能是印尼共产党的愚蠢行动。但是不管怎样，“九·三O事件”在客观上产生的深远影响说明它不是孤立的偶然的事件，它反映了印度尼西亚社会各阶级间的深刻矛盾和激烈斗争。莫蒂默上述观点在西方学者中具有一定代表性。也有些人认为，“九·三O事件”完全是陆军内部的派系斗争。它是陆军某些集团策划利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来消灭陆军内部的异己力量，又以所谓叛乱罪来镇压印尼共产党的一箭双雕的计谋。

　　主要参考书目

　　（1）《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五篇重要文件》，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2）《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地下刊物文章选编》。

　　（3）美国中央情报局报告《九·三O事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4）O.　G.罗德：《微笑的将军—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哈托》，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5）莱格：《苏加诺一政治传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6）Benedict　Anderson＆Ruth　Mcvey，“A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the　Oct.　1，1965　Coup　in　Indonesi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1（本尼迪克特·安德逊与鲁特·麦克维合著《印度尼西亚1965年10月1日政变初析》，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

　　（7）Rex　 Mortimer，“Indonesian　Communism　under　Sukarno，Ideology　and　Politics　1959-1965”，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4（雷克斯·莫蒂默《苏加诺时期印度尼西亚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与政治，1959-1965》，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74年版）。

（8）M　．C．Ricklefs，“A　History　of　Modern　Indonesia　C.　1300　 to　 the　 Present”，MacMillan，1981（M.　C.李克莱弗斯：《印度尼西亚近代史，约1300年至今》，麦克米伦出版社1981年版）。

（9）Harold　Crouch，“The　Army　 and　 Politics　 in　Indonesi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8（哈罗德·克劳驰：（印度尼西亚的军队与政治》，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原载朱庭光主编《外国历史大事集》现代部分第四分册，重庆出版社1989年出版）

【编者注：为了方便读者阅读，编者对本文个别文字和段落作了某些更动，来不及征求作者的意见，如有不妥之处，文责将由编者负责，尚请作者见谅。】

文章6：喜读毛主席悼念印尼共产党主席艾地的一首词

卜 算 子

                         悼国际主义战士艾地同志（1）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

                                         疏枝立寒窗（2），

                               笑在百花前。

                               奈何笑容难为久，

                               春来反凋残。

                               残固不堪残（3），

                               何须自寻烦。

                               花落自有花开日（4），

                               蓄芳待来年。

【注释】

（1）       此词见于罗炽主编《毛泽东诗词鉴赏辞典》。又见于胡忆肖等编著《毛泽东诗词白话全译》。艾地（1915——1965，应为1923——1965），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总书记。1965年在“九卅事件”中被杀害。

（2）       疏枝句：化用宋林逋《山园小梅》：“疏影横斜水清线，暗香浮动月黄昏”语意，以梅喻艾地。

（3）       固：本来。堪：禁受；能。

（4）       花落句：传宋严蕊《卜算子》:“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

【赏读】

诗人在这首诗中，以咏梅寄情的比兴手法，悼念了国际共产主义战士艾地同志，同时也激励了广大无产阶级革命者以及诗人自己对革命必胜的信心。

  艾地（1923——1967年，应为1923——1967年）曾经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他所领导的印尼共产党在当时的印尼有很大的影响力。连当时（1959年）的苏加诺总统都在全国范围内提出过“民族主义、宗教、共产主义三大思潮合作”的主张。然而，帝国主义和印尼国内的反动势力却并不甘心；他们在准备推翻苏加诺政权，剿灭印尼共产党。

1965年9月30日，以苏加诺总统警卫部队第三营营长翁东中校为首的一批左翼军官，采取行动以求挫败右翼军人集团的政变阴谋，但未告成功。10月1日，军人集团终于篡夺了国家权力，并对印尼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进行了血腥的镇压。据印尼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6年5月23日发表的文件披露，被杀害的印尼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不下20万人，被捕者不下40万人。艾地同志也在这场大屠杀中牺牲了。

当毛主席得知印尼所发生的一切以及他的国际战友艾地不幸遇难的消息后，心情十分悲痛。而时间已值隆冬，寒梅怒放；诗人触景生情，想到几个月前还在北京会见了他，但转眼间却成了故人，禁不住吟诗一首以寄哀思。

上阕写深冬的梅花横斜傲岸于窗前；并以拟人手法，用一个“笑”字来形容梅花的无尽风采。梅花含笑盛开于“百花”之前，而“百花”当是指万紫千红的春日。寒梅迎着盛大的春天，可惜这梅花的笑容难于持久，到了春天就凋零了。诗人在这里，借梅花的开与落这一自然景观，道出了内心的哀思。艾地同志以及他所领导的印尼共产党当时在印尼如日中天，形势一片大好，但没想到情况陡地发生逆转，眼见就要来临的大好春光反而凋残了，革命之火被扑灭了。但艾地同志的音容笑貌却不断地浮现在诗人的眼前。

下阕，诗人表面上仍是写初春梅花总是会凋残的，要凋残就凋残吧，赏花人何必自寻烦恼，花开花落有它自己的规律，花儿蓄积的芬芳在等待第二年盛开。

除了这表面一层写景外，诗人也在此寄寓了另一层深意。诗人将自己悲痛的感情作了一个调整，勉励自己与勉励其他同志，不应一味沉湎于悲哀之中，为愁烦所困扰。该失去的自会失去，但只要不懈奋斗，总会有所得的。并从中升华出一个道理：共产主义战士前赴后继，是不可能被彻底摧毁的；失败中也有教训，也孕育着成功。我们不应为印尼共产党短暂的挫折而深深忧愁、不能自拔。就像年复一年蓄积着芬香的梅花一样，他们也在蓄积着更大的力量，他们终会有得胜的一天。在全诗最后一句中，诗人引领我们向上升起，让我们心中豁然明亮起来，而不是在悲哀中暗下去；使我们满怀希望，再次充满革命的斗志与豪情。

（全文引自《毛泽东诗词全集赏读》，麓山子编著，第347-349页）

文章7：谁是反华暴行的真正的教唆犯？

《中国与世界杂志》一九九八年　九月号　

           今年(1998)五月以来发生在印尼的迫害华人的暴行的一些零星内幕终于被揭露于世人眼前。我们已经知道：带头抢劫、放火和强奸妇女的暴徒是乘着卡车而来、带着军人特征、施暴动作熟练的一伙显然有组织、有部署的强盗；当骚乱的人群在带头抢劫的暴徒的教唆下进入商店抢劫时，商店的却被锁了起来，同时烧起了大火，有上千人因无法逃脱而被烧死；骚乱发生的３０个小时内，军队和警察失踪了，在一些地方，驻守的军警在暴动前数小时接获指示撤走，等等。日前，印尼所谓联合实情调查委员会就五月骚乱传讯雅加达特区省长和雅加达军区前司令的记录被盗。在证词中，该省长承认骚乱是有组织的、是有人煽动的；前司令则证实，参与骚乱的一些人来自雅加达以外的地方。
           一切证据都表明：这场暴乱是一起由印尼军方插手.纵的、继承了印尼三十二年来的白色恐怖传统的国家恐怖主义性质的事件，目的在于把水搅混，转移公众注意力，并以动乱作为谈判的法码。很多人的分析都指出：这场暴乱的策划和印尼政治高层内部的斗争密切相关，特别是：苏哈托的女婿、前特种部队和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现任参谋与指挥学院院长普拉博沃企图借制造混乱，给印尼武装部队总司令韦兰托造成难局，同时造成苏哈托镇压民众反叛的借口。然而，对阴谋的分析也大都止步于此。
           另外，我们在西方主流媒体上也看到了一个令人回味的现象：一方面借报道华人受迫害事件，把占印尼人口3%的六百至七百万华人作为一个整体渲染为“控制了印尼经济的70％”的为富不仁的奸商，而另一方面又大肆渲染雅加达的穷人在一夜之间都变成了“暴民”，或是一群残害华人基督徒的伊斯兰疯狂信徒，而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条件强加给印尼的西方国家似乎不仅和这场屠杀无关，而且一个亚洲的“科索沃”的诞生，给了西方又一次插手干预、匡扶正义的机会了。
           显然，印尼事件中，还有一些幕后的势力在起着主导性作用，而被大多数分析和西方主流媒体所完全遗漏。这个事实，只要稍微回顾一下印尼经济危机以来的局势发展，以及考察一下印尼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重要位置，就变得十分令人信服了。
           印尼是列强争夺世界的兵家要地，又是南洋诸国中拥有最强大的武装力量、反共最坚决的国家。在那里苦心经营了几十年的美国政府，决不能允许它被聚众街头的“人民权力”毁于一旦。印尼除了自身所拥有的巨大数量的石油和其他重要资源之外，它还扼守着联接东亚－太平洋与中东石油产地的海上运输线，不仅日本所需的中东石油必须通过马六甲海峡，而且美国的航空母舰分别部署在东亚大陆沿岸的“大新月”地区－－南朝鲜、日本、台湾海域、菲律宾，和中东、波斯湾地区，它们需要在这两个地区之间经常地、随时地穿过这条狭窄的运输线进行调动。美国从六十年代进行越南战争以防止东南亚“多米诺骨牌”，支持苏哈托三十二年的**统治，很大程度上都是出于这个地区的重大战略地位。这和美国冷战后“同时打两个区域战争”的全球军事部署也有重大关系：实际上，现在美国必须同时应付巴尔干、海湾和东亚三个潜在的热点，海外兵力不敷使用，尼米兹号需要随时通过马六甲海峡对中东或东亚进行机动增援。失去印尼，刚刚赢得的海湾战争的大半意义可能会随之消失，美国的全球战略将遭到一次致命的打击。
           自从去年十月以来，华盛顿加紧了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印尼经济进行直接控制的部署。这个部署和美国长期以来豢养的**者苏哈托和他所建立的家族帝国利益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危机使印尼财富的价值遭到大规模的贬值和毁灭。
           在这块蛋糕突然剧缩的经济基础上，国际垄断资本与一国官僚买办资本之间在相互转嫁危机损失的过程中发生了因实力地位不同而分脏不均的争斗，同时又共同面临着危机的最终承担者劳动大众因贫困化乃至断绝生计而日益奋起的反抗。于是出现了这样一种复杂交错的政治斗争局面：华盛顿在对苏哈托施压同时，开始在印尼的统治层内（首先在军队中）寻找新的、更忠实的代理人，一方面它要尽可能多地接管印尼经济主权，另一方面又要防止人民的不满情绪和集体行动导致政治体制的瓦解；苏哈托在抵制贷款条件以保护家族帝国利益和与美国主子妥协以延续自身统治之间寻找平衡；印尼的杀手们和他们的山姆大叔心中都有数，在紧急状况下他们有一根屡试不爽的杀手锏，把烧到他们身上的怒火引向印尼华人这只替罪羊，国际和印尼的统治阶级共同在加紧筹备上演一场将阶级矛盾转化为民族仇杀的惨剧；而经济危机和结构调整带给下层人民的痛苦，迫使他们要在自发的、松散的经济斗争和目标明确、为阶级利益而战的政治斗争之间做出选择。
           这就是印尼五月事件爆发前各种矛盾冲突的大致情形。
           苏哈托可算得上是华盛顿所扶植起来的一大批独夫民贼中有老资格的。三十二年年来，印尼的右翼军人政权在美国的训导和资助下，杀人不眨眼，这已众所周知。美国记者、社会活动家艾伦·奈尔恩所做的最新调查，揭露了有关苏哈托的军事系统的情报治安机关和美国中央情报局与五角大楼之间密切勾结的鲜为人知的细节（调查结果发表在《民族》杂志3月30日、6月8日和15日的三期上）。根据奈尔恩的这三份报告，印尼军方及其情报机构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美国国防部和美国驻印尼大使馆保持正式的联络关系和经常性的高层接触。
           今年一月，印尼军方头目预感到一场动摇统治秩序的风暴将要来临，向外界散发出警告：“印尼军队将毫不犹豫地将任何反政府的人切得粉碎。”在做出这番威胁后的一个星期，美国国防部长柯恩访问印尼，会见了苏哈托、普拉博沃和其他军方首领。印尼官员表示，柯恩的访问是对印尼军方实行“控制局面”的计划亮了绿灯。在柯恩离开印尼六天以后，印尼军方和情治机构开始了大规模的秘密绑架社会活动家、工会人士的行动。参加绑架行动的包括有经美国训练的、和美国情报系统有正式联系的特别部队。于是，在今年五月暴乱之前，所有有组织能力、有政治见解的活动家都从街头消失了。
           对印尼军人面授机宜实行国家恐怖主义的美国主子，对印尼的这架屠杀机器的可靠性并不放心，特别是：美国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条件压迫苏哈托放弃其家族垄断经济，苏哈托屡屡拒绝，并在设立货币局等问题上和美国主子争执起来，还祭起“主权”、“尊严”、“宪法”等法宝。忘记了自己奴才走狗的本分，就要遭受主人的惩罚。何况美国也隐约感到：苏哈托这个手中沾满血债的**者，被民众抗议的浪潮所卷走的时刻不会太久了。从今年三月起，五角大楼、白宫和美国国务院就开始秘密酝酿导演一场替换走狗的闹剧。（"UP IN SMOKE: How the IMF''s rescue plan for Indonesia exploded", in BUSINESS WEEK, June 1, 1998 pp.60-66. Allan Nairn, "Uncle Sam''s Indonesian Killers", in THE NATION, March 30, 1998, P.6）
           这个情形不能不让我们想起将半个世纪之前的另一幕场景：国共内战进入第三个年头时，蒋介石在军事上惨遭失败、政治上众叛亲离、经济上迅速崩溃，而替蒋介石出钱出枪的美国对他深感失望，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走狗不走’，美国人在生气”，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向美国国务院提出建议：劝告“不孚众望”的“蒋委员长退休”，而让“较有前途的政治领袖李宗仁”，组成一个“没有共产党参加的共和政府”。李宗仁则向司徒雷登表示：他期待着美国的“ 毫不含糊的支持”。于是有了蒋介石被迫下野、演出和谈双簧的一幕。
           和半个世纪前的手法几乎完全一样，美国对印尼的“危机管理”对策是：寻找新的傀儡、并且“一根线上拴两个蚂蚱”，使傀儡之间互相牵制，以便将出产于美国工厂的结构调整政策和镇压民众抗议的手法在印尼顺利实施。
           一个蚂蚱，就是苏哈托的女婿、特种部队的司令普拉博沃。普拉博沃曾在美国乔治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的美国军事机构进修，和美国军界有长期密切的关系。这次负责绑架任务的，就是普拉博沃所直接指挥的部队，和美国情报系统有密切关系。柯恩在今年一月访问印尼时，特别赞扬了印尼的特种部队。据透露，去年在美国的支持下，特种部队从三千名战斗人员扩大到四千名，美国国防部为特种部队提供二十四项“共同联合交换与训练计划”（JCET）和美军的直升机。
           另一个蚂蚱，就是同样受美国欣赏的印尼武装部队总司令韦兰托，他手下的部队也参加五角大楼的“共同联合交换与训练计划”。今年三月四日，美国太平洋战区总司令普鲁尔在美国国会作证说，美军正在密切注视“亚洲的不安定迹象”，其中包括“劳工纠纷”。普鲁尔还高度称赞韦兰托。五天以后，韦兰托直接控制的军方情报机构将九名呼吁提高最低工资的工会活动家逮捕，据透露，他们遭到了拷打；韦兰托的人马还捣毁了一些劳工、学生和妇女组织的办公室。美国利用这两个印尼军方头目之间的矛盾，实行分而治之，并以金蝉脱壳、找替罪羊等方法巧妙地掩盖美国自己就是一系列国家恐怖主义政策的教唆犯的真面目，这个策略，在五月暴乱、苏哈托下台之后，就变得更重要了。（有关资料见："IND ONESIA''S POLITICAL ODYSSEY", in THE NATION June/15/98, p.11； Allan Nairn, "Indonesia''s Disappeared", and "Our Men in Jakarta" in THE NATION June/8 pp.4-5 and June/15 pp.12-14.）
           五月暴乱事件不是什么偶然的或印尼所特有的暴力事件，而是整个第三世界发展困境的缩影，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世界各地以同样残酷的贷款条件声称进行“援助”、实际上对当地国计民生实行毁灭的最新见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根据其“紧缩调整”的正统教义，要求已经处在危机中的受援国削减社会福利开支、生活必需品涨价，这无一例外地是剥夺贫困下层最基本的温饱权，导致食品骚乱。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政治上的一手，就是依靠受援国内皮诺切特式的**者的铁腕政策，压制民众，特别是防止人民的抗议行动发展成为推翻本国买办统治的人民革命。
           在华盛顿、东京和柏林的政客与大银行家们的最大的梦魇，就是愤怒的民众把矛头指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美国，将西方对印尼的经济殖民统治连同苏哈托一起，葬送在一场人民革命的烈火中。美国《纽约时报周刊》对五月事件这样忧心忡忡地评论道：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持续下降，印度尼西亚的精英们现在会面临着民众愤怒不可阻挠地增长……印度尼西亚很可能是在一个两个阶段革命的初期，如同俄国革命和伊朗革命那样。在第一阶段，老皇帝倒台了；第二个阶段，中间过渡性的政府由于无能而被推翻，被一个更激进的和更持久的政权所取代。沙皇俄国曾是一个很有希望的新兴市场，在十月革命前也是美国的朋友。在印度尼西亚，许多人都指控华盛顿支持了苏哈托几十年的压迫人民，这个指控是没错的，印度尼西亚很有可能变成美国的世界级的外交与经济心病。没有经济复苏，印尼非常容易陷入混乱，或者转向一个反西方的激烈态度，容易想象，还会带着伊斯兰教的色彩。”（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June 28,1998, WALTER RUSSELL MEAD, "BOTTOM-FISHING TIME? NOT NECCESSARILY. INDONESIA MAY BE FACING A TWO-STAGE REVOLUTION, WITH THE WORST YET TO COME".）
           针对印尼华人的暴行是由印尼军方.纵指挥的，这是苏哈托及其军事暴力工具以国家恐怖主义的方式来应付食品骚乱、解决统治层内部矛盾、同时加强和西方主子的谈判的法码的一个一举多得的阴谋。
           印尼军方在五月暴乱之前对进步人士的绑架和搜捕，是为了防止食品骚乱发展成为有组织有纲领的民众政治斗争。在燃料、食品涨价之后民怨沸腾、学生和中产阶级也参加抗议行列的时刻，以先发制人的方式挑起种族之间的仇恨，制造种族仇杀，为的是完全同一个目的，即防止民众愤怒转化为有意识地为阶级利益而战的集体行动。拿印尼华人开刀具有一石三鸟的效果：这首先使苏哈托家族这伙窃国大盗从民众的视线中逃脱，将政治上无权的华人作替罪羊；其次，趁机制造一种舆论，让人认为华人应对印尼的经济危机负责，而华人又被描述为和外部势力勾结、出卖印尼利益的奸商，这样就能够驾驭、控制和利用危机以来印尼民众中的民族主义情绪，一方面防止人民反帝觉悟的苏醒，一方面加强军人政权的“凝聚力”，以此作为与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讨价还价的法码；第三，由此引发社会动乱后，再去以血腥手段“恢复秩序”，因此获得主动，并向国内反对派和国际社会显示实力。
           自从印尼爆发危机以来的一年多中，美国国防部长两次走访雅加达，五角大楼高官和行政人员每月至少两到三次飞抵雅加达，视察“敌情”，美国军方城市镇暴行动计划与太平洋战区特种行动计划部门都派出了专家对印尼军方进行高密度的强化训练，尤其涉及夜袭、绑架、严刑求供的课程教练，并都是在美国国务院的批准下进行的（见奈尔恩的第一个调查报告）。在美国顾问的参谋下，印尼军方调兵遣将，对首都等重要城市进行了严密的重新布防。5月12日军队开枪打死示威学生6人，激发了次日雅加达市民要求苏哈托下台的大规模抗议运动。当时，印尼民主党的领导人美加华蒂的顾问曾兴奋地说：“人民联合起来了，所有的印尼人都感受到要走同一条路。”但也正是在这时，扭转斗争的大方向、残害印尼华人的有组织的暴力行动，在国家机器的幕后.纵下开动起来了。在印尼学生伤亡的当夜，美国白宫内灯光彻夜达旦，在紧急召开的战略讨论会上，主人们终于发出了印尼需要“政治改革”、华盛顿将与苏哈托拉开距离的明确信息。14日美国太平洋战区总司令普鲁尔紧急飞抵雅加达，不见苏哈托，专门会见韦兰托和普拉博沃，一反上次柯恩访问时的坚决表态，突然要求印尼军队保持克制。14日晚，无法无天的残害印尼华人的有组织暴力活动达到最高潮，次日又迅速向全国扩散，并一直延续到6月中旬。此后美国垄断资本利用控制的国际媒体，开始了上面提到的那个有关“占人口3%的印尼华人控制了70%的印尼经济”的混淆视听的宣传运动。
           可以想见，五月暴乱的过程中，华盛顿主持了苏哈托下台、在雅加达换人的过程，也指挥和干预了印尼军人系统如何对付民众示威的具体决策。实际上，砸商店、强奸妇女的暴徒早就在接受训练，针对华人的暴行早就在密谋策划当中，和印尼军方关系如此密切的美国，不可能不知情，知情之下也不可能不予以参谋策划。假如将来中央情报局的解密文件显示美国参与了印尼军人的这项恐怖主义罪恶，我们是不会感到奇怪的。许多跨国的、国际的恐怖主义作法，经常是来自中央情报局的教唆。现在被美国所认定的“头号国际恐怖主义分子”拉登就曾表示，他所学到的最残忍的手段，都是美国中情局的人教给他的。
           五月暴乱前后，西方主流媒体以误导的方式报道和评论印尼局势和华人，为印尼军方的种族煽动作微妙的配合。在这里，西方媒体将印尼华人说成是和苏哈托家族沆瀣一气的“裙带资本主义”的主犯，大肆渲染所谓“印尼华人控制了印尼经济的60％乃至80％”，言外之意，印尼华人和印尼本族人的经济利益冲突就解释了这一切暴力，因而矛盾是无法解决的，更有甚者，是重复印尼排华势力的荒唐谎言，说印尼华人是一个莫须有的“大中华经济”在印尼的代理人（日本的一些右翼分子特别热衷这一学说）。在妖魔化印尼华人之后，又摇身一变，装作同情华人被害者的样子，开始恶毒地妖魔化印尼的穷人和印尼的穆斯林，将雅加达的穷人描绘成一群青面獠牙、灭绝人性的“暴民”，渲染报道一些高喊着“真主伟大”的印尼穆斯林如何残害华人基督徒。明白的人一眼就能看出，这是“文明冲突论”的拙劣翻版，把印尼人对西方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敌对情绪歪曲丑化成所谓宗教狂热，以种族、宗教的裂痕来掩盖阶级矛盾和冲突。
           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市场在世界各地的扩张渗透，导致了本来就高度不稳定的第三世界国家政府作为公共权力，对社会的组织、统筹和保护功能的极大削弱乃至濒于瓦解。在这种情况下，被市场“原子化”了的个人，往往只好在宗教与种族的文化遗风中寻觅联络起来、保护自己的“出路”，因而出现民族和种族认同的激化。（S. Amin, CAPITALISM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1997, chapter 4 "THE RISE OF ETHNICITH:A POLITICAL RESPONES TO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chapter 5 "WHAT THE CONDITIONS FOR RELAUNCHING DEVELOPMENT INTHE SOUTH?".）甚至那些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曾经成功地消灭了民族压迫、解决了民族矛盾、取得了民族团结的国家内，今天在资本主义市场的竞争厮杀中，民族矛盾重新变得尖锐，民族沙文主义猖獗。另一方面，在全球化时代，第三世界的资产阶级严重地买办化，成为帝国主义和国际垄断资本的忠实代理人。民族沙文主义和买办化，实际上就是冷战后“世界新秩序”的同一枚钱币的两面。
           以上的分析将使我们顺理成章地得出有关印尼以及当代广大的不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所面临的根本矛盾的一个大致结论：这就是人民大众和帝国主义，特别主要是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在帝国主义主要采取新殖民主义的手法进行渗透的情况下，这个矛盾又往往集中表现、蕴涵在人民大众和美帝在幕后支持的官僚买办资本之间的矛盾。经济危机下的印尼人民、亚洲人民以及全世界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为了从全球性的危机和苦难中解脱出来，唯有明确自己的阶级利益，建立广泛的反帝联合战线，把斗争的矛头对准帝国主义国际垄断资本及其所扶植的官僚买办资本，才有可能获得人民大众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解放，以及受压迫民族的民族平等和解放。
           认识到这一点，对经受三十二年苏哈托官僚买办政权压迫、又面临国际垄断资本全面征服的印尼劳动人民，对深受民族压迫和种族歧视的印尼华人，对一切关心受压迫的印尼华人的命运的人士，都非常重要。
           毛泽东指出：“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在美国压迫黑人的，只是白色人种中的反动统治集团。他们绝不能代表白色人种中站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其他开明人士。”（毛泽东《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的声明》，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日）印尼劳动人民为了自己的解放，就必须认识到：压迫他们的，是印尼统治阶级，其中包括占全部印尼华人中极少一部分华人剥削者，而大多数华人是和印尼劳动人民同样遭受剥削压迫的阶级兄弟。印尼人民只有正确处理好作为自己同胞的大多数印尼华人所长期遭受到的种族歧视问题，他们自己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印尼华人和他们在全世界的同情者，也必须认识到，印尼华人所遭受的种族压迫，归根结底是由于阶级压迫的存在。已故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说过，他有一个梦，那就是世界上不分肤色的穷人们联合起来，形成一个有组织的多数，自己真正支配自己的命运。国际垄断资本控制下的全球化，以及由此导致的严重的资本主义危机是民族冲突、民族矛盾的策源地，帝国主义及其所扶植的官僚买办资本是种族仇恨的教唆者。当人们声援印尼华人的同时，也应当声援印尼的劳动人民，在他们去印尼大使馆抗议时，也应当去另一个大使馆抗议，抗议那个替印尼军人出钱出枪、为屠杀印尼人民出谋划策的头号帝国主义国家。
           关心印尼反华暴行受害者的人们，正在亲眼见证着一场全球性资本主义危机徐徐降临的人们，以及一切还在关心着人类如何走出困境、实现全世界各民族的平等和解放的前景的人们，将会思考解决问题的第一步，那就是：第三世界各国人民为了保护民族经济利益、捍卫民族国家主权、抵抗国际垄断资本的控制渗透，一切进步力量必须结成广泛的人民统一战线，为打倒各国的买办资产阶级而斗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总结过去的历史经验，重新走出一条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主的集体共同发展的解放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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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8：印尼反华暴乱与中国外交的立足点

　　　　　　　　　　　　　　　杭新

　　今年（1998年）今年五月印尼的反华暴乱是全国性的，它从华人集中的区域向分散的华人居
住地扩散，从雅加达向外地扩散，整个印尼成了华人的人间地狱。全印尼共有12
00多人丧生，1000多名妇女（多数为华人）遭到暴徒群体强暴，其中许多妇女或
被活活烧死，或因下部伤势过重去世，或因羞辱难当、怀着满腔仇恨自杀身亡。
大小4000多家华人商场、商店惨遭洗劫和烧毁，华人数十年里胼手胝足积蓄的财
富瞬间化为乌有。
　　　　　　　　　　　　谋主是苏哈托政权
　　五月大屠杀显然是有组织、有计划的蓄意事件，显然与印尼军方有关系。来
自印尼私人诊所的消息说，参与屠杀和强*活动的暴徒承认，他们事先被注射了
兴奋剂，以便顺利执行这项禽兽任务。事后他们感到体力不支，纷纷到诊所就医
。有的暴徒本来就是各地的地痞流氓，有的则是各地的武术班学员，有的是被军
校淘汰的学生，但是其操纵者则是军队和一部分极端排华势力。数日以前，这些
社会渣滓被集中到东部的齐普尔基地进行集训，临出发前，不光被注了兴奋剂，
而且组织者许诺，每强*一名妇女可得赏金二万印尼盾（约2.5美元）。
　　那么印尼军方为什么要支持极端排华势力发起这场大屠杀呢？原来，无论印
尼军队还是极端排华势力都是苏哈托政权手中的工具，为苏哈托效命是他们的共
同特点。
　　苏哈托本来就是*屠杀起家的。1965年9月，印尼军队发动了右翼政变，将亲
共的民族主义总统苏加诺赶下台，随后50多万印尼共产党人被屠杀（这是最低数
字）。而政变和大屠杀的主要实力派人物就是苏哈托。随后，苏哈托就执掌了印
尼政权，执政期间采用法西斯独裁手法，对内钳制国内舆论，继续清洗共产党；
对外则成为美国冷战在南亚地区的桥头堡，并成为冷战组织东盟的盟主，执行敌
视中国的政策。为奖励苏哈托反共有功，美国带头向印尼投资，优先向印尼转移
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印尼开放美国市场，并要求日本也照此办理。而有了苏哈托
的对内残酷镇压政策，美、日为主的西方国家也印尼的血汗工资制中捞到了实惠
。在这种政治结构中，以苏哈托家族为核心的所谓专业集团极大程度地榨取了人
民的血汗，苏哈托的儿子、儿媳、女儿、女婿霸占着国内的各大公司，苏哈托家
族的财产达全国总财产的一半以上。（因此，印尼的人均收入实际上至少比公布
的低一半）。在印尼金融危机前夕，苏哈托家族为主的50人拥有印尼全部外债（
800亿美元）的95%。可以说，苏哈托家族巧取豪夺是印尼金融危机的结构性因素
。
　　但是，这种经济上的巧取豪夺和严厉的独裁统治也有其自身的问题，那就是
阶级对立极为严重。在经济增长期间，人们对苏哈托家族的高压盘剥敢怒不敢言
，保住小命再说。到金融危机来临时，相当大一部分人来说，即使不反抗也保不
住小命了。1976年印尼的赤贫人口是2000万，1998年时赤贫人口却增加到8000万
，占印尼总人口的约40%。阶级矛盾空前激烈，社会不满情绪如同火山熔岩般滚滚
涌动，随时化为罢工、游行、示威和骚乱。在这种情况下，苏哈托政权就考虑将
火山熔岩引向印尼社会中最没有政治权力的那一部分——华人。华人是苏哈托政
权的排汽阀，多年以来，每当民怨沸腾要将社会炸裂时，这个排汽阀就会被启动
，这样苏哈托家族的政治和经济统治就能躲避冲击，继续存在下去。这是苏哈托
统治结构中的最黑暗、最隐秘又必不可少的一环，其意义和希特勒屠杀犹太人是
同样的。只有把阶级矛盾转化为民族矛盾，把阶级怒火转化为种族仇恨，才能维
持一个剥削压迫的社会结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种族主义实际上也是任何一
种阶级统治政权的不可或缺的构件。即使是特别爱标榜民主的美国，不也是以对
黑人的种族歧视作为它社会稳定的排汽阀吗？三K党和印尼的极端排华势力实际上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统治集团的主流在平时也看不起它们，但却深深懂得极端
右翼势力的存在的重要性。
　　事实上，印尼华人对这一结构并不是不清楚。7月6日，他们向联合国秘书长
安南求助时介绍说：“在前总统苏哈托（苏哈托这时已经下台——引注）的计划
中，我们不可以进入政治、军事、文化领域内，基本上，我们只能从商，或工业
等经济领域，或在体育界发展。……前总统苏哈托把我们当成是维护他的独裁、
贪污统治的挡箭牌，为了使每次人民的反贪污反独裁运动迷失方向，每当人民的
不满运动达到顶点时，他就会利用新闻界、电视台、无线电台以及印尼原住民对
华裔在事业上的成就所产生的妒忌之心，以及极端分子盲目仇视的心态，煽动他
们烧、杀、抢华裔财产甚至强*华裔妇女。每次发生烧、杀、抢以及强*事件之
后，印尼原住民对前总统苏哈托的恨意就会下降，印尼人民反对前总统苏哈托的
统治的压力就相应的减轻了。这样，就达到前总统苏哈托继续统治印尼的目的了
。以华裔作他的挡箭牌以及高压铁腕手段使他的独裁统治成功地延续了32年。”
　　因此，说苏哈托政权是大屠杀的谋主恐怕是不会冤枉的。事实上，这样的大
屠杀也只有政权力量才有可能操作。我们了解到，在屠杀和强*进行时，警察都
远远地躲在一旁看热闹，消防队也不开进现场，听任大火吞噬一幢幢商店、住宅
，听任大火里发出的撕裂心肺的惨叫。为了大屠杀顺利发动，早在今年三、四月
份时，印尼媒体就开始把矛头指向华人，攻击华人为富不仁，不肯同化，明示或
暗示华人是应该对印尼经济崩溃负责。事实上，除了极个别华人与苏哈托集团有
染以外，绝大多数的华人无非是中产阶级，过着还过得去的生活而已。他们根本
没有力量促进或仅仅是推动经济危机，这只能是苏哈托家族的事。
　　　　　　　　　　　　华人仍在危险之中
　　由于经济危机的内部根源在于苏哈托统治集团（专业集团）的残酷盘剥，因
此专业集团面对社会矛盾激化的危险束手无策，这才起动了排汽阀。但是五月惨
案以后，经济危机更加深重，社会矛盾激化的局面仍未根本改观。西方大国开始
担心苏哈托稳不住局面，又加上国际舆论的压力，因此苏哈托以退为进，效仿蒋
介石宣布下野。
　　新任总统哈比比根本上就是个傀儡性的、过渡性的人物。军队、议员、舆论
界和重要经济部门仍掌握在苏哈托手中。例如，印尼武装部队司令维兰托、特种
部队司令普拉博沃（苏哈托的女婿）都是苏哈托的旧人，恐怕都参与了五月惨案
的策划。国际社会一般认为，象苏哈托这样经营了32年的独裁政权，其势力盘根
错节，除非是摧枯拉朽式的社会革命，不可能出现实质性的变化。因此苏哈托下
台必然会有流血动乱事件。然而，似乎出人意料的是，政权平稳交接。这只能从
反面说明，苏哈托家族事实上仍然控制着印尼政局。
　　正因为如此，所以哈比比也只能是听命于苏哈托。事实上，哈比比对五月惨
案的基本态度是听之任之。7月18日，《华盛顿邮报》刊出了哈比比的谈话，哈比
比说即使在五月暴乱后逃离印尼的华裔不回来，印尼也不会完蛋，反面增加当地
人进入工商界的机会。这就是继续挑拨华人和印尼人的关系。此外，哈比比外界
压力下视察华人区时，对华人说，以后再碰到这种情况，你们可以自卫嘛。这实
际上是更阴险地置华人于死地：在成群受过军事训练的彪形大汉的围攻下，在更
多的印尼人的旁观和纵容下，自卫无疑于自杀！
　　印尼政府的态度如此恶劣，华人不得不纷纷外逃。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
西亚、新加坡大使馆——还有台湾驻印尼代办——前挤满了要求签证的华人，没
有能力签证的年轻姑娘不得不当邮购新娘远嫁他国。第一批流动能力强的华人大
约3万多人已经逃离印尼，而更大规模的逃亡潮正在兴起：变卖住宅，套现生意，
不顾一切往外逃！
　　事实上也必须往外逃。有组织的大规模屠杀虽然暂停，但无组织的分散的迫
害和强*仍天天在进行。7月16日，东爪哇首府泗水东南220公里的任抹，1000多
人袭击了该市的商业中心，几十位华人店主被迫逃跑。这是又一起新的、较大的
迫害。
　　华人在印尼约有600万人，不可能全部都逃离印尼。那些比较贫穷的华人可能
就逃不走，也没有地方去。他们仍将随时处于印尼极端势力的威胁之中。
　　　　　　　　　　　“大中华”到哪里去了？
　　五月惨案发生后一段时间里，国际舆论似乎并不关心华人的生死。成为头条
新闻的是苏哈托的下台和哈比比的前景。只是在哈比比政权的傀儡性质被认定后
，国际舆论才开始更多地报道惨案的真相。也只有从这时起，印尼所谓五月骚乱
的严重性才陆陆续续渗透出来。
　　世界各地的华人当然义愤填膺。任何一位还有一点良知的人都会义愤填膺。
美国、加拿大、香港、新西兰、澳大利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台湾，世界各地
的华人民间组织纷纷表示了极大的惊骇和愤怒，严辞遣责印尼政府，要求印尼政
府迅速查清事情的真相，对犯罪分子绳之以法，保护华人的合法权益，并对受伤
的华人妇女表达了深切的关怀。
　　但是，印尼政府根本没把国际舆论的压力放在眼里。哈比比的讲话虽然也终
于承认“这是历史上最不人道的事”——事实上，这是玩弄文字游戏。1965年印
尼屠杀50多万共产党人才称得上印尼之最。不能排除，哈比比要借这种语言抹去
人们对历史的记忆，并为下一次屠杀抹去上一次屠杀惨象提供先例。而且，其用
语多么温和，仿佛印尼政府以前多么人道，现在也多么讲究人道！
　　中国是不是应该更强硬一些？遗憾的是，中国对印尼政府似乎太软弱了。
　　中国连谴责都不敢。6月中旬外交部对此事件表示了关注；时隔一个多月后，
7月28日，外交部长唐家璇又表示“强烈关注和不安”。就在国际舆论纷纷用“野
蛮”、“惨无人道”来描述这一事件时，8月3日迟到的《人民日报》评论员却只
敢说“掠人财产、*人妻女”，仿佛是个别道德品行不良的流氓所为似的。
　　不仅如此，中国国内的各大报纸也似乎断绝了消息来源，对印尼发生的暴行
非常陌生，好象印尼华人血管里流的不是中华民族的血液，摆出一付莫管闲事的
姿态。
　　这不应该是中国的形象。这不应该是中华民族的形象。这不应该是普通中国
人的形象。
　　　　　　　　　　　　中国民间怎么会鸦雀无声？
　　在天涯咫尺的信息化时代，印尼五月发生暴乱的消息居然在中国大陆被封锁
了足足两个多月。直到七月份互联网上传出一张张令人惨痛欲绝的图片，传出海
外华人群情激愤示威游行场面时，才终于点点滴滴地漏出在媒体上。
　　这其中的原委和细节是很值得深思、深究的。但大学生们并没有深究，他们
难以相信同为华夏子孙的印尼华人遭到如此惨无人道的残杀和迫害。因此，似乎
早就看破红尘的九十年代大学生再也按捺不住了——他们毕竟还没有漠视人之为
人的生命、鲜血和人格尊严。八月十日清晨，北大学生在三角地贴出了多年不见
的大字报，愤怒地谴责印尼暴行，哀悼死难的同胞，为受强暴的妇女抱打不平，
并希望组织起来到印尼驻华大使馆前去示威。迟至傍晚，虽经校方劝阻，三角地
仍有二百多学生聚集在一起讨论如何表达对印尼华人的支持。同一天，清华大学
也贴出了类似的大小字报，提出在第三天，即八月十二日到印尼使馆前抗议。清
华大学的学生们似乎显得更加冷静一些，他们相约相互不留地址，不通姓名，不
穿清华字样的服装，只留联络方式，骑自行车分散地前往印尼使馆。在使馆前如
遇询查，则一律以中国人自称。
　　这一事态立刻引起了校方的高度重视，当天晚上，北大、清华的学生们，特
别是有正义感强烈、有组织才干的学生就受到了严厉警告和谆谆“劝导”。第二
天，印尼使馆门前果然平安无事。
　　校方是如何“劝导”的？校方的基本逻辑是，印尼事件是复杂的、敏感的、
历史性的，既是个政治问题，又是个经济问题，还是个种族问题，和文化问题，
非常复杂。处理印尼事件要有理、有利、有节，还要合法，要相信党和政府能妥
善地把握好事件的尺度。话说得更直白一些就是，你们小孩子懂什么？头脑简单
、处事鲁莽、又不懂历史，不知国际法，老老实实一边呆着去，好好念书吧！
　　但以为这样一番解释就能把学生的愤怒闷在心里，未免太小瞧学生了。
　　不错，印尼事件是复杂的。事实上，任何一个重大事件，比如袁世凯与日本
签订卖国条约，蒋介石发动4.12大屠杀，9.18日本出兵占领东北，7.7芦沟桥事变
，1937年12月南京大屠杀都是复杂的。例如以似乎很简单的南京大屠杀，从中国
方面来说，如果不是蒋氏集团既想在国人面前摆出抗日姿态，又不想使自己的实
力受损，则南京保卫战就不会那么被动，撒退时那么仓皇，南京城的三十万居民
也就来得及组织，不会成为日本刺杀比赛的活靶子；从日本方面说，如果不是日
本要用中国人的鲜血来营养其武士道精神，并阻吓中国人民反抗，也没有必要做
得那么血腥；从根本原因上讲，如果不是日本的资本主义发展需要丰富的资源和
市场，不是三十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使日本经济萎缩，日本也就不会发动侵华战
争。但难道能因为顾忌放过了蒋氏集团而不谴责大屠杀吗？难道能因为我们也需
要资本主义就不谴责大屠杀吗？难道能因为我们的强烈抗议会使日本人更加残暴
而当缩头乌龟吗？
　　印尼这个复杂事件在有一点上是再简单清楚不过的事，那就是难以计数的华
人妇女被轮*，4000多家华人商场和1000多家华人住宅被烧。这难道不是希特勒
迫害犹太人的“水晶之夜”的最新版本吗？仅仅凭这一点，难道还不可以到印尼
使馆前去搞一个并不成气候的抗议活动吗？
　　不错，印尼事件是敏感的。奇怪的是，这样一个敏感的事件居然可以压着两
个多月风雨不透。更奇怪的是，学生的小小抗议动向却触发了一些人的敏感神经
。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印尼事件敏感呢？还是学生对印尼的抗议敏感？究竟是
杀人敏感呢？还是旁观者帮着呼喊几声救命敏感？
　　海外华人纷纷起来抗议，中国政府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那么为什么中
国的学生起来抗议，却不是“理所当然的”呢？海外华人游行，是不是也应该向
中国政府一样因为顾虑事件的敏感性而思忖再三呢？是不是不够有理有利有节呢
？“理所当然”者，抗议是应该的；不抗议才是不可理解的。印尼排华极端势力
既然做得出杀人放火的残暴行径来，自然也知道世界华人联合起来抗议是“理所
当然”的。做都做得，为什么说就说不得？相反，如果华人世界鸦雀无声，岂不
是让印尼排华势力更加得意、嚣张、肆无忌惮吗？
　　不错，印尼事件是历史性的。1965年印尼政治格局恰如中国的北阀战争期间
，总统苏加诺和中国的孙中山相类似，是一位亲共、亲苏、亲中的民族主义领袖
，领导着一个由印尼共产党和印尼右翼势力组成的政治联盟。随着印尼共产党力
量的壮大，政治联盟右翼的以苏哈托为首的军人集团日益不满，借9.30事件将10
0多万印尼共产党员一网打尽，全部杀光。——其中，美国中央情报局功劳也不小
，5000多人的共产党骨干名单就是由美国驻印尼使馆提供的，而且在苏哈托上台
后以各种形式给予援助。因此，说苏哈托是在美国支持下*杀人起家的刽子手，
是最名符其实的。苏哈托所杀的印尼共产党员中，有不少是华人。此后，苏哈托
32年的独裁政权就是*时不时发动反华排华事件来转移社会矛盾。这就是印尼事
件的历史性。问题在于，我们还要听任华人在印尼任人宰割的历史继续下去吗？
　　不错，印尼事件中受害的是没有中国国籍的华人，因此事情处理有可能会涉
及到国际法。但是组织一次小小的抗议活动也与国际法有关系吗？抗议只是表达
一种强烈的意向，并非直接就等同于处理问题。分寸可以也需要由政府来把握，
但表达意向却是每一个中国公民不可剥夺的权利。
　　由以上四点分析可知，校方的“劝说”逻辑是站不住脚的。其背后的政治理
念更是陈腐不堪：政治是政府的是，与老百姓无关！你们不懂，也搞不懂政治，
老老实实做好我让你做的本份工作吧。

解决印尼华人问题的立足点应该放在哪里？

校方在“劝说”时一个貌似有力的解释是，我们只能依靠哈比比政府来保护印尼
华人的权益，这是我们外交政策的立足点。然而，这个立足点恐怕是选错了。
印尼政府目前的状况让人很容易联想到1949年国民党内部的政治格局。1949年，
蒋介石眼看着大厦将倾，国民党内以桂系为首的反蒋势力蠢蠢欲动，美国人也对
自己越来越不耐烦，就以退为进，宣布下野，由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另一方面
，则将国库的黄金运往台湾，架空李宗仁的财政；把自己的亲信安插在各要害部
门，架空李宗仁的人权；把嫡系部队部署在容易撤离的沿海地带，随时准备放弃
长江防线，架空李宗仁的兵权；当起了幕后太上皇。等到李宗仁丢失长江防线，
则诿过于人，削灭桂系，进一步巩固自己的独裁统治地位。美国人以为蒋不行了
，准备抛弃蒋介石，另行物色傀儡，不料蒋介石金蝉脱壳，把美国人给算计了。
等到朝鲜战争开始后，美国人又需要蒋时，蒋介石就乘机拿捏了美国人一番。
苏哈托就是印尼的蒋介石。虽然印尼经济年增长达6--7%，但苏哈托家族掌握着
印尼财富的一半以上，比蒋介石当年的四大家族还厉害，因此社会矛盾一直就很
尖锐。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和延续，印尼经济危机的不断加深，并迅速演化为社
会和政治危机。大学生走上街头要求苏哈托下台，各种反苏哈托势力都登上政治
舞台。苏哈托眼看大事不好，就祭起了希特勒德国玩弄过，自己也一直在成功运
用着的手法：将阶级矛盾转化为民族矛盾，让印尼人把怒火发泄到华人头上，发
动了五月反华暴乱。不料，反华暴乱虽然释放了社会的部分爆炸性能量，却使苏
哈托的狰狞面目又一次暴露于大庭广众，并促使苏哈托集团内部的分歧加深。为
了稳住阵脚，苏哈托效仿蒋介石，宣布下野，由副总统哈比比继任。印尼议会议
长哈莫可、副总统哈比比、武装部队总司令维兰托都是苏哈托的心腹亲信。苏下
野后，此三人的仍掌握着印尼的党、政、军大权，而且苏哈托的幼子仍担任选举
产生总统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主席。因此，哈比比政府是没有苏哈托的苏哈托政
权，仍在延续苏哈托的统治秩序，为苏哈托辩护。维兰托公开宣称要保护苏哈托
及其家族的生命和荣誉；印尼总检察长苏佐诺在外界压力下不得不派一名官员调
查苏哈托罪行，但宣称将对苏哈托运用无罪推定，查阅大量文件，企图把调查陷
入到旷日持久的文牍泥沼中去；哈莫可则仍在议会中掌握着专业集团的势力；而
哈比比一上台就宣称，华人不回来，印尼经济也照样可以搞好，而且还会腾出商
业机会给穆斯林人，继续间离华人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虽然迫于国际舆论的压力
，后来不得不改口希望华人回来，但其作为苏哈托代理人的角色不会有根本变化
。印尼军方成立了五月事件的调查委员会。但所有印尼人都知道，这样一个委员
会根本就是为掩人耳目，因为五月暴乱正是印尼军队一手制造的。怎么可能由老
虎委员会来调查老虎怎样吃羊的罪行呢？因此，毫不奇怪，到目前为止，没有一
个受害者敢到这个委员会去作证。
但是，苏哈托的效仿蒋介石的美梦也许不一定能成为现实。一是苏哈托缺乏蒋介
石的明智，没有及早作下台的准备，丧失了下野的最好时机。因此，下野以后对
局势的控制渐渐力不从心。二是苏哈托在位三十二年作恶多端，反苏哈托成为社
会潮流，连他的几个亲信和家人都不得不与苏哈托拉开距离，以免殉葬。八月六
日，印尼一批曾在苏哈托政权中担任高级职务的政界人士联合苏哈托的反对派成
立了“全国阵线”，要求哈比比辞职。全国阵线的宣言说，印尼大学生发动的改
革运动结束了苏哈托的统治，但是，事实表明这并没有结束苏哈托领导的新秩序
。现政府仍然延续新秩序的制度。人民仍然认为哈比比和他领导的政府是苏哈托
政权的延续，因此，他们难于相信这个政府能够实现人民所希望的改革要求。这
批高级政界人士包括原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卡迈勒·伊德里斯，前矿业和能源
部长苏布罗托，前国防和安全部长埃迪·苏德拉查德，前警察部长伊曼·桑托索
，前空军参谋长阿斯哈迪·贾亚迪，前海军参谋长瓦卢约·苏吉托、两位前人民
协商会议主席瓦霍诺和哈里斯·苏胡德，前武装部队负责政治和社会事务的班邦
·特里扬托等。
由此可见，印尼的哈比比政府是一个软弱无能、民心丧尽、倒台在即的傀儡政权
。我们的外交政策如果立足于和这样的政府打交道，是很不明智的；如果我们的
印尼大使向政府建议实施或忠实执行这样的外交政策，是很不称职的；如果我们
把保护华人的希望寄托在杀害华人的政府身上，以为哈比比和苏哈托有什么根本
的区别，是一厢情愿的。同样，我们可以回顾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时对国民党李
宗仁政府的态度。我们在继续和李宗仁谈判的同时，清醒地看到李宗仁在客观上
无非是在为蒋介石拖延时机，没有能力代表国民党，因此，把外交政策的立足点
放在“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今天，我们同样要把立足点放在苏哈托政权的去留上，如果有可能，就应该加速
苏哈托政权的彻底垮台，使自己在苏后政权中取得主动地位。如果我们把希望寄
托在哈比比政权上，对哈比比政府又援助，又打气，又宽容，又谅解，且不说我
们是否站到了印尼人民的对立面，从政府关系来看，我们对印尼政策就很可能成
为哈比比政权的殉葬品。
如果把对外政策的立足点作这样的调整，那么可以看到，海外华人的抗议行动有
力地促进着印尼国内的反苏哈托运动，有力地提高着印尼华人在反苏哈托运动中
的地位，从而有利于提高华人在苏后政权中的政治地位，为华人永远摆脱定期遭
受屠杀的悲惨处境奠定坚实的基础。
这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形象。这才是一个世界上所有华人可以值得自豪的祖
国。

文章9：从骨灰上三起三落的印尼共产党

—— 印尼共产党简史

作者：克雷-鲍文(Craig Bowen)

                                                 译者：詹特拉

译者的话：

       印尼共产党创立于1920年5月23日，比中共早一年又一个多月，比马共早了近十年。如本小册子的题目所示，印共在其历史上曾经历从骨灰上的三起三落，尤其是1965年9-30事件那次，惨遭以苏哈托为首的右派军人集团摧残，最为惨重，几乎到了难于复苏的地步:党的最高领袖（包括艾迪主席）被杀，数十万党员和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幼支持者也没能躲过屠夫们的刀枪，一个号称拥有三百万党员和两千万支持者，在世界上仅次于中苏两大党的第三大党，为什么毫无抵抗就在一夜间轰然倒下？印共历史的三起三落，尤其是第三次，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什么影响，特别是在党的思想政治理论和组织建设、党的斗争路线和方针方面，对前殖民地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有什么经验和教训，值得参考和借鉴?这是国际上许多严肃的历史学者至今仍然很有兴趣思考和研究的主题。

     抱着这个目的，译者试图把这本从用语、观点、立场和方法来看，显然是另类马克思主义者的作品翻译出来，给对印共斗争史感兴趣的读者，提供多一种阅读选择。俗话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意思是，真正的革命者不怕借助别人的批评和帮助来改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

       需要说明的是，本译文对原文略有删节，主要是删除了带较强烈派系色彩具有争议性的评述。

                                                   引       言

二十五年前，印尼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很有志气和抱负的革命政党，拥有350万名党员。之后六个月，它实际上就被消灭了，有上百万人民被杀害。但是，这不是印共（PKI）第一次被粉碎。印共在五十年的时间内曾三次崛起，三次被粉碎，而最为恐怖和最为悲惨的一次，就是紧接着1965年9月30日事件而来的那一次。

事情为什么会发生？本小册子将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为此，将聚焦于印共整个历史上反复出现的一些基本主题和理论问题。

不过，这样写不仅仅是因为对历史的爱好而已。我们相信，印尼的教训在当今所有的前殖民地世界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印共面对的理论问题，跟整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积极分子今天所面对的问题，基本上是相同的，而本小册子正是针对那些认真的积极分子而写的。

本小册子只能算是对于印共极其丰富的历史的一个介绍而已。同时，有关这个题目的书相当多（其中一些非常糟糕），据我们所知，自三十年前有了印共领袖艾地写的“正史”以来，印共的历史尚未曾浓缩成小册子形式出现。

这将会是对印共历史的一次非常严谨认真的审视，不过，必须指出，尽管有各种批评，很明显的是，五十多年来，印共把印尼社会几代尖子都吸收到自己的队伍里。印共被消灭的消息，是对整个国际劳工运动一次可怕的打击。

二十五年来，全世界的资本主义报纸拍打着自己的胸膛，天天大肆吹嘘：“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的信息。然而，尽管资本主义获胜的空话满天飞，阶级斗争的势头一直没有减弱，特别是在前殖民地世界。本小册子在现在出版，也许是适逢其时，如今，劳工运动的领袖们在国际上实际上正和资本家一起垂头丧气地为马克思主义高唱丧歌。

我们的分析恰恰相反。

在印尼，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曾经是贯穿整个工人阶级运动历史的支柱。而且，任何屠杀，任何拷打，任何监禁以及任何镇压，都不能消灭思想。

     尤有甚者，正如印尼新一代积极分子知道的那样，革命从来不曾也从来不能在座谈俱乐部的围墙内取得成功。政治理论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不是鉴于其自身的价值。理论的全部意义在于它是行动的指南。正如一位勇敢的死在波文蒂古(Boven Digul，此处为荷兰殖民统治时代关押和放逐印尼政治犯的集中营和流放地，位于新几内亚岛，今之西伊里安——译者)的印共元老阿里尔汉姆（Aliarcham）所说的：“一面学习，一面斗争：不学习就不可能去斗争！”

     我们完全相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不但远远没有死亡，而且将再次成为印尼强大的劳工运动背后的推动力，当它又一次从骨灰上崛起之时。

     它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1990年9月

早 年 时 期

印尼的共产主义运动来自一个与众不同的源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于1914-1918年——译者），造反之风吹袭整个爪哇（Jawa）。荷兰殖民主义者处在四面楚歌当中。远在数千英里之外的列宁写道：“一个有着重要意义的进展是，荷属东印度（Dutch East Indies ，印尼在旧殖民时代的名称）的革命民主运动到处蔓延……政党和工会正以令人惊异的速度在建立。政府正在禁止它们，因而只能煽起愤懑情绪和加速运动的发展。”

     荷兰殖民主义是非常残酷的。一位美国的来访者写道：“一位波利尼西亚人（Polynesian，波尼西亚指中太平洋的岛群，主要包括夏威夷群岛、萨摩亚群岛、汤加群岛和社会群岛等——译者）被流放到普通的爪哇人活动的一个地点时，将会立即虔诚地相信，这就是传教士曾告诉他的关于地狱的最坏的事情。”对印尼大众的剥削是如此之深重，以致19世纪荷兰社会资本大部分资金的形成，是靠吮吸印尼的财富得来的。然而，印尼人自己的生活水平不是停滞不前，就是在下降。

     一位自己曾经当过种植园主的作家这样描绘爪哇的契约劳工：“他们可能不会逃离自己的工作，因为这样做受到他们的契约禁止，而这些契约是那些愚昧无知同时受误导的苦力们在爪哇某处签订的……他们是在从事强迫劳动，或者换句话说，他们是奴隶。这些苦力们由早到晚艰难地、辛劳地弯着腰工作；他们深陷于发出阵阵恶臭味的沼泽地，而贪婪成性的水蛭们则在吮吸着他们稀薄的血液，传播疟疾病的蚊子们也在毒害着他们病弱之躯。但他们不能逃走，因为他们被契约捆绑住。公司的打手、守卫和警察们，这些非常有力气而且像野兽般残暴的大力士们，将会追捕到那些逃跑者。而当他们抓到他时，少不了给他一顿毒打，并把他关押起来，因为契约把他捆绑死了。”

     爪哇的第一条公路也是在荷兰总督丹德尔斯（Daendels）的指挥下，利用强迫劳工修建的，那些不能按时完成他们获分派路段配额的劳工立即被吊死。但是，最岂有此理的是，这条公路“只准欧洲人专用。两旁的泥巴路则是提供给‘土著’的！”（注1）

     然而，对这种情况非但没有逆来顺受，在整个殖民地时期都发生反荷起义，至于爪哇岛以外的地方，荷兰直到进入20世纪许久之后，才完成对它的直接控制。莱佛士这个英国殖民主义者曾评论说：“自从欧洲人到来之后，他们（爪哇人）不错过任何一个机会，企图重获自己的独立。”不过，各种叛乱总是仅仅在地方或区域层面发生。

     1911年，印尼第一个全国规模的群众性政治组织——伊斯兰协会（Sarekat Islam）成立了。它原本是为了保护爪哇峇迪（batik，一种印花布——译者）商人在与印尼华商竞争时的利益而成立的，随后它在乌玛尔-赛伊德-佐格罗阿米诺多（Umar Said Tjokroaminoto）领导下，很快就变成一个由城市商业阶层扩散到城镇贫苦居民，并深入到乡村地区的不满情绪聚焦点。

     差不多与此同时，一位原荷兰铁路工会负责人Henk Sneevliet，因为在荷兰上了黑名单，跑来印尼找工作。在他的推动下，印尼社会民主联合会（Indonesia Social Democratic Association，简称ISDV ）于1914年成立。它的会员人数从原来的60人在次年就增加到85人，而且，他们还开始出版报纸，不过是用荷文出版，因为印尼社会民主联合会的绝大部分会员都是荷兰人，而且，尽管实际情况显示，贫穷在加剧，他们无法扩展影响至印尼的老百姓。

     这时候，与其说是政党不如说是一个社团的伊斯兰协会，相比之下，却拥有成千上万的支持者。于是，印尼社会民主联合会作出决定，把自己的工作向这个社团倾斜，而印尼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正是从这个源头吸收过来的。

     他们当中的佼佼者是一位名叫司马温（Semaun）的年轻铁路工人，他在17岁时就担任印尼社会民主联合会泗水（Surabaya）分部的副主席，1917年又担任第一张印尼文社会主义报纸《自由之声》（Soera Merdika—原文如此，英文是The Free Voice——译者注）的一位编辑。

     1917年是翻天覆地的一年。这一年，印尼社会民主联合会内的保守分子由于Sneevliet在党报上写了一篇庆祝俄国二月革命的文章而分裂出去。这篇文章声称：“荷兰人在荷属东印度的统治将步沙皇的后尘，只要印尼人下定决心去抗争的话。”

     政府立即开始对Sneevliet提出控告，并且企图禁止有关起义的议论，它不可避免地产生反效果，要不了多久每个人都在谈论俄国革命了。

     在Sneevliet候审的同时，保守派控制的印尼社会民主联合会巴达维亚（Batavia，即今之Jakarta雅加达—译者）分部发表了一份声明，声称“我们应该反对那些置本地居民群体为实现民族独立和自由需要的团结于不顾的人，通过他们的所谓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在内部挑起不和。”

     其时，伊斯兰协会也陷入混乱状态之中。司马温已经迁移到三宝垄（Semarang）。在这里，他在创建强大的伊斯兰协会分会的工作中起着关键作用。该分会对伊斯兰协会领导层越来越多地作出公开批评。到了1917年代表大会时，佐格罗阿米诺多和其它伊斯兰协会的领导人要求断绝与印尼社会民主联合会的一切联系，但是，作为印尼社会民主联合会势力中心的伊斯兰协会三宝垄分会却获得其它分会的有力支持。

     结果，伊斯兰协会不但没有把印尼社会民主联合会除名，反而被迫发表了一篇声明强调指出:如果“议会行动证明是没有效果的话，伊斯兰协会将毫不犹疑地起来造反。此外，大会还谴责外国‘罪恶’的资本主义，要求有政治组织结社自由，根本上改善劳动和土地的立法，实施免费的公费教育。”（注2）

     这样一来，伊斯兰协会就由六年前的一个保护商人（利益）的同业公会，以及仅仅在四年前还宣称它无条件效忠于荷兰政府的组织，变成朝着革命方向迅猛前进的一个群众团体（组织）。

     不过，布尔什维克领导的1917年10月革命，是当年所有事件中具有最重大影响力的。它发出了震撼全世界的电击般的刺激。然而，它尤其鼓舞了印尼的革命者，因为别人老是告诉他们说，印尼太落后了，它没有一个强大的无产阶级足以夺取政权，而且事实上，它还受“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所必需的各种因素都阙如”的困扰。可是如今，俄国，这个落后的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国家里，工人阶级却夺取了政权！

     在布尔什维克的鼓舞下，印尼社会民主联合会开始组织士兵和海员苏维埃（委员会），而且在三个月内，就成立了一个拥有3000名会员名为赤卫队的组织。

     另一方面，经济情况继续恶化，实际收入由1914至1924年连续不断下降，一种“普遍焦躁不安”情绪到处扩散。印尼社会民主联合会把相当多的注意力都用于伊斯兰协会的工作上，它的地位和影响力稳步地获得进展。印尼社会民主联合会成员达尔梭诺（Darsono）成了伊斯兰协会的正式宣传工作者，司马温则成了伊斯兰协会负责西爪哇（工作）的专员。

     到了1919年的伊斯兰协会大会，印尼社会民主联合会的影响力已强大到不容置疑的了。他们的报章在报道这次大会时声称：“……斗争矛头已经是直接指向资本主义，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只是少数人对于‘罪恶的资本主义’,一种基于对社会主义某种误解而产生的概念组合作出攻击。”

     但是，潮流开始转向。在革命者当中都抱着这样的看法，俄国革命只不过是将会横扫整个欧洲，包括荷兰在内的一系列革命中的第一个罢了，而它反过来将会贯穿印尼的运动。然而，欧洲的运动被打败了（原因我们稍后再谈），与此同时，印尼的赤卫队队员和印尼社会民主联合会成员被监禁，荷兰人革命者遭到驱逐。

作为商业资产阶级的穆斯林利益集团在伊斯兰协会内持续失去地盘，于是它们开始进行重组，其结果是闹得分道扬镳。在短短几年内，伊斯兰协会就垮掉了。

印尼社会民主联合会通过在伊斯兰协会的工作，使自己由一个几乎与印尼大众毫无联系的荷兰侨民小团体变成在许多地区实际上领导人民大众的由印尼人占压倒性多数的组织。

     不过，当伊斯兰协会倒下来的同时，印尼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尚未结束。1920年，印尼社会民主联合会改名为印尼共产党(Partai Komunis Indonesia，简称PKI)之后，它成为亚洲的第一个共产党，而且，尽管人数很少，它在1920年代，在公众支持度方面远远超过印尼任何政党。

     1920年代初，印共领导了许多重大的工潮，特别是1922年当铺工人的罢工和1923年铁路工人的罢工。这些罢工虽然都失败了，但是却进一步吓怕了荷兰当局，转而加强了对印共活动的镇压。印共一些很有才干的领导人，如丹马拉卡（Tan Malaka）、伯斯马（Bergsma）和司马温被驱逐出印尼，Sneevliet也遭到同样的命运，而且接踵而来的还有很多。

     也正是大约在这个时期，党放弃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方式，反而作出决定，地方单位不用知会党的总部就可以独立行动，“只要它的决定符合印共的党章和规章制度”。（注3）

     在这种日益动荡不安的形势下，试图在“按自己的意愿行事”的基础上组织一个革命的政党，无异于一种灾难因素，尤其是考虑到党相对来说缺乏经验，党的干部频繁地遭到逮捕、监禁和驱逐。（毫无疑问，这些因素在一开始作出这项决定时就发挥重大作用。）

     1925年中，由于经济情况有所好转，罢工行动开始再度发生。它们全都是未经工会同意自发进行的，而且全都是小规模的，大部分都不成功。接着，在三宝垄开始爆发了大规模的罢工行动。随后，棉兰和巴达维亚的工潮以及泗水近似总罢工的工潮接踵而来。镇压行动加强了。集会权利在凡是有印共存在的地区被禁止了。挫败感和绝望情绪，尤其是在那些剩下的没有经验的领袖们当中扩散。于是，决定在第二年组织一次起义。

     “可是，到那时候，一向作为主要革命推动力的爪哇工人组织，由于工潮的失败，正处于一种崩溃瘫痪的状态。在某些地区成立了秘密恐怖组织，但是中央对它的控制很少或等于零，因为中央的想法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它如今被禁的出版物来传达。地区党组织内部发生了争执，甚至于小单位向分部领导闹独立性的现象日增。”（注4）

     使事情变得更为糟糕的是，党的领导层本身在起义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在起义准备阶段，有些领导人出巡到分部时表明赞成，其他则表明反对这个想法。这个组织很明显地陷入了混乱状态。（注5）

     所以，当这些起义出现时都遭到彻底失败了。尽管造反的情绪确实存在，爪哇的运动还是很快就被镇压下去，除了万丹(Banten)的抵抗一直持续到1926年底，而苏门答腊（Sumatera）的起义直到1927年初才开始，而且很快就被粉碎了。有一万三千人被捕，而在被捕者当中有数目不明的人被处决。数以千计被监禁，一千三百人被流放到令人恐怖和传播疟疾的蚊子大量滋生的位于西巴布亚（West Papua，即今之西伊里安）的波文蒂古集中营。

     印尼的共产党人的公开活动的第一阶段就这样结束了。

                                         地 下 和 独 立 时 期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从这一阶段起，民族主义才成为斗争的重点，而民族主义运动也随之兴起。

     事实上，所有资产阶级评论员中最精明的Ruth McVey曾指出，当时的印尼共产党人认为，“民族主义是19世纪的欧洲一种特殊现象，而不是他们的年代的印尼存在的严重问题……革命的目标不仅仅是为了实现独立，而且是为了实行激烈的社会改革，这种概念不局限于党中央领导层内的左派教条分子，它是印共受大众欢迎的诉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诉求的力量表现在这一事实，即对手们宁可在几乎所有问题上攻击印共，除了共产主义本身。”（注6）

     整个运动不仅在实质上而且在精神上已经陷入倒退的状态。关注世界上发生的事件以及随后反过来在印尼内部本身也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也是重要的。

     全世界的革命者曾期望，俄国革命能成为一系列革命中第一个至少会使欧洲若干革命时机无疑已成熟的主要国家的工人阶级取得政权的革命。然而，由于欧洲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基本上站到“他们自己的”资本家阶级一边，而且由于那里年轻的革命政党还没有发展起来成为战胜这种情况的力量，这些国家的革命失败了。

     在中国，共产国际曾命令中国共产党根据据说是基于印尼经验的战略，与（中国）国民党，一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组织合作。但是，在这里存在着极其重要的区别。印尼共产党人并没有掩盖自己的纲领，而是相反，高声地宣布它。

     相比之下，“共产国际领导层命令中国共产党人牺牲自己的纲领去迎合国民党的资产阶级纲领的需要……解散自己的独立报刊，甚至把自己党员的一份名单呈交给了国民党领导层。”（注7）其结果，中国共产党遭到一次惨重的失败，成千上万的工人被杀害，成为1965年印尼发生的一场令人不寒而栗的大屠杀的预演。

     “印共历史第一阶段的结束，给印尼共产党人的活动领域带来转变。印尼本身如今只是舞台上一个很小的角色。直至1935年，在那里（印尼）并没有出现有重大意义的活动。其时，居住在莫斯科的一位印共流亡领袖慕梭返回到印尼，成立‘非法的印共’。不过，共产党人远为重要的一个活动中心则在荷兰，许多未来的印尼共和国领袖那时候作为学生正在那里生活。”(注8)

     好多年来，在荷兰就已存在一个名叫印尼协会（Perhimpunan Indonesia）的民族主义组织，而那些在国外的学生正是参加这个组织。在同一时期，印尼自己内部无数的民族主义组织，包括印尼国民党（或译为印尼民族党，PNI）、印尼党（Partindo）和印尼运动（Gerindo）等，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而印共党员尤其在印尼运动（Gerindo）内进行活动。在这一时期，在工会内的工作也继续保持。

     经济大萧条对印尼经济带来了严重破坏。因为税赋增加以应付危机——1926-1932年税赋增加了百分之四十四，农民们被迫典当自己的土地。正如一位右翼作家JM Van Der Kroef说的：“那种无产阶级化过程，长远来说只能加强共产党的吸引力，而1930年代并没有发生什么特大的突发事件能被认为是（印共）所制造……毫无疑问，印尼社会日益广泛的政治觉醒在晚些日子已随时可以加以利用。1933年荷兰水兵在七省号（Zeven Provincien）海军舰艇上发生短暂哗变，夺取了舰艇的指挥权，并企图把舰艇驶往俄国的一个港口，直到荷兰的海军战机对它进行了一轮轰炸才终止了这项计划。这场哗变，尽管据说是由社会主义的工会和民族主义者策动的，对印尼政治舆论的发展不是毫无影响，虽然它以可耻的失败而告终。其时在印尼的笔者，从多个荷兰人的圈子听说，共产党人确实要对这场哗变负责……”(注9)

     出口暴跌。1932年（原文错为1925年，估计指大萧条后期的1932年——译者注）出口销售的总数仅达到1925年的百分之二十五。贫穷和困苦加剧，失业上升，经济萎缩，工资削减。支付的工资（以百万荷兰基尔德货币为单位）：1929年为102；1931年为84；1934年为10。

     当时，共产国际不顾西方资本主义已经把希特勒上台执政当作它们“反对共产主义的堡垒”的事实，宣称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必须与他们各自的资本主义（政府）组成反法西斯“人民阵线”。

     正如Ted Grant指出的，“……每个人都清楚知道，希特勒对苏联非常危险。……如今，斯大林在寻找自己的同盟军时，转向了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人民阵线’的政策启动了……”（注10）

     在印尼，“人民阵线”政策意味着不仅要与印尼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合作”，而且也要与荷兰人“合作”。按照这条“路线”，其他的各种考虑，即便是独立的诉求，也必须服从于反对法西斯的斗争。

     在荷兰，就荷兰共产党来说，它不仅要把社会主义，而且也要把荷兰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如印尼的独立，排除在议事日程外。与此同时，如今受共产党人控制的国外学生的组织——印尼协会，也把“独立”的字眼从自己名叫《印尼独立》的会刊上删除下来。

     这样一来，在1942年日本人入侵印尼的时候，印共曾被迫需要劝说印尼大众应当与荷兰人结盟一起抵抗日本人。但是，印尼大众并不愿意接受这一安排。实际上，（印尼大众）不但不把日本人当作主要敌人，而且，据未来的印共领袖艾地的回忆：当日本人初来乍到时，“印尼人民怀抱着把日本人当作解放者的幻想……”。这种幻想迅即被驱散了。

     值得注意的是，荷兰殖民主义者并不像印共那样抱有那种“结盟”的幻想。当某些印尼人真的向荷兰人请蠓⒏�武器帮助抵抗日本人时，他们得到的回答是：这是“不可能的”�?/FO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