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有着紧密关联，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并非是生态中心论所指出的“人对自然的控制欲”、“人类中心主义的西方理性传统”，人与自然 对立冲突的根源也不在于科学技术本身，而是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唯利是图是资本主义的本性，以追逐利润为前提的资本主义，必然带来过度生产和 过度消费，进而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
生态马克思主义(Ecological Marxism)，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当前西方学界影响力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流派之一。生态马克思主义兴起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与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出现的“生态危机”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现代工业发展步伐加快，酸雨、臭氧层破坏、温室效应、土地沙漠化等生态问题日趋严重。由此，西方环境运动、生态抗议运动频繁爆发，“自然的抗议”开始与“人的抗议”一起进入学者的视野，生态改良主义、生态社会学、深生态学、弱人类中心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从各自的理论立场出发，对自然环境恶化、生态危机、人与自然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反思与批判。其中，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从经济活动组织方式与生态问题之间的关联入手，开辟出有别于生态改良主义等西方生态哲学的批判路径，对生态研究和环境运动实践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马克思并非生态马克思主义者
虽然加拿大学者本·阿格尔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将马克思、克鲁泡特金、弗洛姆、戈德曼、马尔库塞甚至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都列入“生态马克思主义传统人物”的名单，但一般认为，生态马克思主义特指上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西方环境运动而出现的马克思主义新思潮。马克思和恩格斯等人虽然也对生态和环境问题有所论述，但不能称作“生态马克思主义者”。
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相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对立冲突，人与自然环境的对立冲突还没有那么尖锐，因此生态问题并非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研究领域。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也曾批判资本主义的反自然本质、揭示人与自然之间辩证的相互作用关系，但他们的理论关注重点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于人的本质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扭曲，而对于生态问题的直接论述较少。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阿多诺、弗洛姆、马尔库塞等人都着重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其中人的理性变为工具理性，造成对自然和人的奴役这一主题成为他们讨论的中心话题。但他们分析“人对自然的工具性使用和奴役”主要是为了引出“人对人的工具性使用和奴役”这一命题。
当代生态马克思主义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和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念的继承与发展，然而在主要研究领域等方面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法兰克福学派技术批判存在着显著的区别。
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与代表作
在生态马克思主义领域，加拿大学者威廉·莱斯与本·阿格尔是早期的代表人物。莱斯分别于1972年和1976年出版的《自然的统治》和《满足的极限》以及阿格尔于1975年和1979年出版的《论幸福和被毁灭的生活》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详细地介绍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
此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申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加入了这一流派，其中包括美国学者詹姆斯·奥康纳、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美国绿党领导人乔尔·克沃尔、法国学者安德烈·高兹、英国学者大卫·佩珀、德国学者瑞尼尔·格伦德曼等。奥康纳在1997年出版的《自然的理由》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重点提出了资本主义的双重矛盾和双重危机。福斯特在2000年出版的《马克思的生态学》中在马克思与生态学之间建立了直接的联系。
克沃尔在2002年出版的《自然的敌人——资本主义的终结还是世界的终结》一书中，重新对生态社会主义的内容和实践方案进行了革命性的设计和规划。与欧洲改良型的生态社会主义不同，克沃尔在《自然的敌人》中不仅批判了资本的逐利本性对生态系统的破坏，而且论述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达到了真正的顶峰阶段，任何改良资本主义的思想和方案都是在加速对生态系统的破坏。
立足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分析生态问题
与生态社会学、深生态学等其他当代西方环境哲学类似，生态马克思主义关注的核心问题是环境污染、生态平衡被破坏、人类生存于其中的生态系统面临崩溃的威胁。但是对于生态危机的产生根源和解决路径，生态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绿党、生态中心主义、深生态学等相去甚远。
虽然在生态马克思主义内部，对于很多问题的看法还存在分歧，但总的来说，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们都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来分析问题，对于生态危机的产生根源、性质、解决途径等方面的看法也大体一致，他们不赞成绿党、生态中心主义者的反人类中心主义立场，也不赞成生态改良主义者的政治“中立化”态度。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要求人类放弃科学技术发展、放弃大工业生产的极端生态中心论是脱离历史发展现实的乌托邦设想。至于走向极端化的某些西方绿党，用“生物权”压制人的发展需要，更是具有反人类主义倾向。而寄希望于人类反思自身的理性、在理性指导下自觉保护自然环境的生态哲学批判，以及寄希望于“改变技术的非理性运用”、期望通过技术进步化解生态危机的生态改良主义者，都没有触及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对于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问题不仅无益，反而起到了误导的作用，遮蔽了解决问题的真正有效途径。
生态危机的真正源头是资本主义制度
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们指出，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有着紧密关联，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并非是生态中心论所指出的“人对自然的控制欲”、“人类中心主义的西方理性传统”，人与自然 对立冲突的根源也不在于科学技术本身，而是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唯利是图是资本主义的本性，以追逐利润为前提的资本主义，必然带来过度生产和 过度消费，进而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在“不扩张即死亡”的资本逻辑下，自然只能成为被资本利用的工具，人与自然的关系总是处于紧张的冲突状态。如果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消灭，生态中心主义者所主张的“生态道德观念的激进转换”就不可能普遍发生。因此，变革资本主义制度、根本扭转现有的社会生产关系，是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化解生态危机的第一前提。
大多数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赞成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构想，认为环境运动与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不可分离，人的解放是“自然的解放”的前提，只有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实现科学技术的生态合理性，实现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自然环境之间的良性互动。
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继承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分析方法，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不在于“人控制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而在于“我们如何改变自然以及谁控制了自然的产品”。这一论断揭示了生态危机背后资本主义制度这一真正的元凶，为化解生态危机提供了现实有效的解决途径，同时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扩展和丰富。
不过，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生态危机已取代经济危机成为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危机形式”这一论断，受到其他流派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质疑，认为这一论断忽略了经济危机与生态危机并行发生、相互强化的事实。至于一些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提出要建立“生态社会主义政党”和“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更被认为缺乏由理论构想向实践行动转换的一些关键环节，难以摆脱“乌托邦”的嫌疑。这些争议都是我们在借鉴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时有必要加以注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