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复兴，意义将远大于欧洲的文艺复兴

                                           作者：一个人民

　　在经历了漫长而黑暗的中世纪后，欧洲兴起了一场名为文艺复兴的思想运动。欧洲黑暗的中世纪开始露出近现代历史的曙光，从此资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开启了西方主导、统治世界的时代。

　　与中国历史上的变革一样，欧洲的文艺复兴也是“托古改制”。新兴的资产阶级出于反封建、教会的需要，假托复兴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艺术为名，发起宣扬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运动。其核心理念是所谓的人文思想：主张以人为中心，而非匍匐在神的脚下;提出人生的意义在于现实生活，而非追求彼岸幸福;肯定人的欲望、私欲，反对禁欲主义;倡导科学、理性，反对宗教迷信;抨击封建等级制度，鼓吹自由平等的口号……这些思想明显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上帝不在他们这边，而在教会手里，他们当然要反对;暴力工具不在他们手里，而在封建主手中，他们也是要反对的。当时，新兴资产阶级有什么呢?有商业活动的长处和由此累积的巨额资本。他们在反掉了教会的精神控制、封建的暴力统治后，农奴们看似获得了自由。但资产阶级有办法，他们可以凭借他们的优势——商业、资本，在“自由”的新秩序中，占据优越地位，取代教会、封建主的统治，形成资产阶级统治(他们也有自己的精神控制、暴力工具)。

　　当然，资产阶级取代封建统治，对欧洲来说也是历史的进步。农奴们不再禁锢在封建主的庄园里，从生至死甚至祖祖辈辈都隶属于封建主，而是能够“自由”地选择“主人”，为这个或那个资本家所雇佣劳动。极少数人甚至还有可能通过个人努力发财致富，跻身资产阶级行列。虽然这和中国古代在疆场上博个封妻荫子，或是科举考试中一举成名的概率差不多，但也算是竞争自由、机会平等了吧。

　　资产阶级取代封建统治的进步性，更主要体现在工业科技上。在冲破了禁欲主义的桎梏后，欧洲人不再匍匐在上帝的脚下，而是在对财富的强烈欲望的驱使下，向大自然进军。使人类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能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产生了所谓的工业文明、科学技术，创造出前所未有的丰富的物质财富。

　　然而，资产阶级文化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其在冲破宗教禁锢的同时，也把人的欲望放大至无以复加的地步，使人类深陷物欲之中。所谓的现世幸福，完全以物质为衡量标准。无限制地向大自然索取，造成资源枯竭、环境污染。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外壳已容不下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其实，地球的生态环境也已容不下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了。这种完全追逐物欲的文化，造成人类自私、贪婪、攀比、竞争、对立、厮杀，先后造成了两次世界大战，并有可能爆发新的世界大战，人类有毁灭的危险。个人主义，人性自私论，使得个体与个体之间，弱肉强食，人类社会成了动物世界、丛林社会。人人焦虑、恐惧、冷漠，似乎只有积聚更多的财富，才会有安全感。人类普遍的不幸福。

　　人类目前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文化。一种既非匍匐于神的脚下，又非放任人的欲望，而是具有人的尊严理性具有内在道德的文化。既建筑在现实的物质世界，又引领人类精神崇高的文化;既洋溢活力，又充满和谐的文化;既讲究自由、尊严，又讲究秩序、责任的文化;既追求公正又做到兼容的文化，这种文化，不需向壁虚构，而是一直存在、传承着的，这就是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包罗万有。考察中国文化的精华，是其对公正、公平、崇高、利他、和谐、兼容的追求。中国文化的这些特质，迥别于西方的剥削、压迫、自私 、物欲、对立、残杀的文化。凡是符合这些特质的，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反之就是糟粕。先秦的杨朱学说，讲究利己，倒是与西方的资产阶级文化本质一样，是自私自利、个人主义的学说。虽曾风行一时，但在中国趋利避害的历史实践中被淘汰了。虽然市井之中、俚俗之内，有着“有钱能使鬼推磨”“八字衙门向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贫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等观念，但难登大雅之堂，不成一家之言，更没能成为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思想圭臬。

　　儒家学说是中国古代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孔子虽讲究君臣父子尊卑等阶，似乎政治上不平等;但却也呼唤“不患寡而患不均”，经济上要求平等。虽然儒家受历史局限，推崇明君治国，不讲民主，但却要求君主以民为本、节用爱人、保民而王。如若不然，就要“汤武革命”“闻诛一独夫纣也，未闻弑君也”。后世统治者虽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保民而王的思想，但更极端强调臣对君的绝对服从、忠诚，以维护自己统治。这种一味只强调君的权益一面，而淡化君的义务一面的思想，并非孔子思想的本意。如果阅读《论语》《孟子》原著，就会发现孔子、孟子几乎处处都是是站在百姓的立场上，劝君主实行仁政的。以致于孟子因为说过“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话，明代朱元章要把他的牌位扔出去。孔孟的思想并非像后来经过统治阶级阉割改造的儒家思想那样，变成禁锢民众、奴役民众的精神枷锁。这是我们要重新阐发儒家思想的地方。儒家思想的性善论，也为我们改变当今社会的丛林法则，缔造一个全新社会，提供了美好的想象。孔子的许多伦理准则，也为社会提供了减少人际冲突、和谐人际关系，立下了法则。如毛主席提倡的戒骄戒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批评与自我批评等，其实与孔子的无欲速无见小利、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一日三省吾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等思想是相一致的。

　　老子思想更是有着原始共产主义的色彩，他激烈抨击当时社会“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的现实，批判“损不足而奉有余”的人之道，推崇“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天之道。而行天之道的是圣人，“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百姓皆属其耳目，圣人皆孩之”。而圣人又是不谋私利的，“生而弗有，为而弗恃，功成身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没有自己的利益，真是“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老子特别批判了私有制社会里各种各样的伪诈、智巧、欲望，“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物滋彰，盗贼多有”。倡导根据人民真正的需要，过淳朴、简单、和谐的生活。

　　出身劳动人民的墨子创立了墨家学派，主张兼爱，比儒家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更进一步，达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的文化和社会风尚的高度。墨家主张尚同，要求天子与百姓上下一心，实行义政，要让“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提出节用、节葬、非乐等主张，反对统治阶级奢侈浪费的物质享受，而应过清廉俭朴的生活。墨家反对非正义战争，提出非攻思想，一面用说理申述战争的危害，一面有自己的战争理论和实践，能够“以战止战”，用正义的防守战争挫败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儒家学派像马克思主义一样，有着完备的思想体系，有朴素唯物主义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伦理学、逻辑学、科学体系。墨家不仅是一个学派，更是一个社会团体，他们既宣传自己的主张，也积极实现他们的主张，他们“摩顶放踵，以利天下” ，有着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由于种种原因，墨家虽一度成为显学，却在秦汉以后中断了传承。直至近代，才为救亡图存的仁人志士们发现、阐发，特别是被共产党很好地继承和发扬了墨家的思想。

　　兵家的孙武在《孙子兵法》开篇提出军队打胜仗的五个条件，“道”居于首位，要求“上与民同意”，即君主要与百姓的利益保持一致。吴起、司马穰苴等名将，都是爱护士卒的典范。士卒不尽食不食，士卒不尽饮不饮，食与最下等者同，行不骑乘，亲裹赢粮，士卒有痈疽者亲吮之。毛主席缔造的人民军队讲究官兵平等、爱护人民的建军思想，就很好地继承了这一古代兵家思想。

　　中国的农民起义的频率、规模也是世界历史所绝无仅有的。陈胜、吴广早就发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平民呼声。反抗剥削压迫，追求公平正义的精神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黄巢起义、太平天国起义等农民起义都提出了“平均地权”的共产主义口号。这是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的。中国各家学说，哪家不是追求公平正义的呢?哪家不是站在人民立场上维护人民利益的呢?这种追求在《礼记·礼运》中化为了对大同世界的美好描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少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不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写照吗?中国人自古以来就追求公平正义，连国内的阶级压迫都不能忍受，能忍受外国列强的奴役、掠夺吗?在近代世界范围内，中国反抗外来侵略是最勇敢最激烈最可歌可泣最卓有成就的。中国人要的是大同(共产主义)，这就是中国人民跟共产党走、选择社会主义的原因。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具有亲缘关系，如同一个硬币的正反面。

　　后世的思想家、政治家、文人墨客们，在他们的思想学说中、政治实践中、吟诗作赋中、艺术表现中，都表达了这种对公平、公正、利他、崇高、和谐、兼容的追求。如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表达了诗人对没有暴政剥削，自食其力、相亲相爱、朴实和谐社会的向往，是中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宋代的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表现了人性可以利他、崇高所能达到的高度。《岳阳楼记》正因为这种崇高的人格力量而千古不朽。思想家张载立下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共产主义宏愿。郑板桥画上题诗“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表达了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与关怀，当这种思想遭遇挫折，不得不“拜迎长官、同流合污”时，他便“一官归去来”，潜心诗书画，画出清雅、高洁、有骨气的竹石来。可以说，没有中华文化的这种追求公平、正义、利他、崇高、和谐、兼容的特质，就没有中国至善至美的诗词、绘画、音乐、书法、建筑等文化艺术。凡是不符合中国文化特质的，就不是好的文化艺术。

　　有的人说文化大革命，是革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命，是中国传统文化浩劫。如果他说的中国传统文化指的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剥削有理、压迫有理、朱门肉臭、路有冻骨、主子奴才、三姨四妾、小脚女人、青楼文化、风雅自赏、浅斟低唱的话，那么没错，这样的文化难道不应该革掉吗?真正的中国文化的精华，是追求公平正义利他崇高和谐的，是暗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部分。文化大革命中斗私批修、大立公字，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再次大放异彩吗?

　　但是，文革中的人们却没意识到这一点，而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与中国传统文化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文革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批孔，把后世统治者阉割过、打扮过的儒家当作孔子自己的思想进行批判，而没有从源头上弄清孔子本身的思想，进行甄别，阐发援引其精化部分为社会主义服务，批判其糟粕部分。这不能不让人悲哀。孔子虽讲究君臣父子的尊卑等阶，但更多的是劝君主行仁政、节用爱人、不患寡而患不均，是追求公平正义利他崇高和谐兼容的思想。本来是能被文革引为援手的，结果却推向了反动派的阵营，殊为可惜。

　　虽然红色文化、无产阶级文化一度气势磅礴，浩浩荡荡，荡涤一切世间污秽，但如果将自己视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也会后继乏力的。无产阶级文化绝不是仅仅因为马克思写了本《资本论》，就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实践而形成的。这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而是源自人类对公平正义的渴求，人性中对利他崇高的需要。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更是如此。无产阶级文化应将自己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去看待，从历史上的文化中寻找自己的来源，汲取营养，寻找盟友，形成文化统一战线。不仅是出于策略的需要，也是理论的必然逻辑。

　　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相比，确实只能生成剥削、压迫、自私 、物欲、对立、残杀的私有制社会形态。西方的奴隶社会，是一部分人在内部搞“民主”，好团结一致去掠夺奴役另一部分人;封建社会是利用“上帝”吓唬人民，借以证明一部分人奴役剥削另一部分人是神的旨意;再到资本主义社会，则用平等自由的噱头，把所有人编为同等“体量级”的“玩家”，然后自由竞争，弱肉强食，使大玩家通吃小玩家变得天经地义。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是建立在人性是自私的、人是欲望动物的判断之上的，这样的文化必然缺乏像中国文化那样对公平正义利他崇高和谐兼容的美好想象，只能是在自私自利、追逐物欲、弱肉强食、相互冲突的逻辑中兜圈子，将人类社会压制在动物世界、丛林社会的层面上。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的良知在反思西方文化造成的血腥与困境的基础上，通过科学论证得出的，指出了私有制体系必将崩溃，给人类指明了公有制社会的出路。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为社会主义实践提供了硬件(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话，中国文化则为社会主义准备了软件。马克思从生产力的发展上，指明了共产主义的必然;中国文化则在文化层面上，解答了共产主义社会应该具有什么样的思想文化与社会风尚。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影响深远，博大精深，资源丰富，魅力无穷，深入人心，如果不利用起来，而为反动派利用了，就太可惜了。现在中国是仅存的社会主义大国(存在修正主义，但尚未改旗易帜)，是仅存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大国。社会主义的实践靠我们自己探索，社会主义的文化靠我们去阐发，我们当然要用自己的思想资源、文化语境去表述马克思主义。可以说，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当然是精华部分，不可能是照搬，也是一种托古改制)，就是振兴社会主义，就是改变西方文化主导的丛林法则、动物世界，就是改变人类沉沦物欲、耗尽资源、破坏环境、弱肉强食、自我残杀、自我毁灭的命运，就是帮助人类摆脱动物化的存在状态，真正成为有理性、有尊严、高贵、真正的人，建设公平正义利他崇高和谐兼容的美好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复兴中国传统文化，意义不可估量，远大于欧洲的文艺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