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国家探索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来源：西班牙《起义报》作者：

改造已经建立的秩序比起使它永存是无限地更加困难的。围绕着一项社会改造计划而在历史上形成的左派在对待实现这种改造的战略上已经分裂。改革或是革命？1914年在美国开始的辩论现在正在拉丁美洲引起共呜，受到一个“玫瑰色－红色浪潮”的打击。在欧洲，似乎对市场经济胆怯的调控是今天日程上唯一的问题，因为新自由主义的限制在指导政治措施。意大利乌托邦的团体以本身参与的方式试图对当前的停滞提供答案。但是，为了向欧洲的左派提供一种前景这足够了吗？
现在的秘鲁呢？从70年代中期起拉丁美洲成为新自由主义的实验室，近些年来改变了面貌。从十年前开始，本地区的大多数国家“转向左翼”，这种现象经常被说成是一个浪潮。现在发生的情况是，这个浪潮本身席卷了右派一个新的堡垒。在2011年6月秘鲁的总统选举中，左派候选人奥兰塔•乌马拉获胜。乌马拉宣布，“政府将永远不再为将秘鲁的矿业财富出卖给跨国公司的精英们的利益服务。所有这一切都应当改变”。这是破裂吗？乌马拉在同一个演说中承诺不会对秘鲁的经济模式做任何改变。
在拉丁美洲发生的进步的浪潮一般被认为是“玫瑰色的”（“玫瑰潮”），原因是它经历不同的潮流。以至于本地区通过动员民众阶级在选举中获得多数的某些政府，现在看到面对一种双重的威胁：一方面，右派的重新出现（通过选举，如2010年的智利大选；或是通过武力，如2009年在洪都拉斯发生的政变）；另一方面，受到关注的社会抗议运动使部分居民感到落空。这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表明拉丁美洲的政治进程内部和外部的某些局限性。2010年9月30日上午，在基多市中心警察局的行政部门发生部分警察占领机构的事件，目的是抗议规定减少他们的工资福利的一项法律，厄瓜多尔总统拉法埃尔•科雷亚试图与这些警察谈判，他受到警察的攻击和绑架，被扣留在一家军队的医院，最后经过特种部队突击队使用重武器采取一次行动，科雷亚总统被救出。当时一些观察员排除一次政变的可能性，他们分析这次事件是由部分警察的愤怒而引起的一个“社会运动”。但是，这次行动是经过协调的：在全国其他的警察机构和陆军封锁了基多和瓜亚基尔的国际机场，占领了议会，通过袭击占领了国家电视台。那么，这是愤怒的起点或是因陆军支持软弱而被挫败的政变？
厄瓜多尔的右派和华盛顿的鹰派人物曾想看到科雷亚离开政权，这不会令人吃惊：在2007年10月美国关闭设在厄瓜多尔领土上的曼塔军事基地时，科雷亚总统曾经宣称“这类基地的存在只有允许在（美国的）迈阿密建立一个厄瓜多尔的基地的日子里才是可以考虑的”。此外，从科雷亚上台起，已经减少了32亿美元的外债负担，并表明这些外债是非法欠下的。总之，科雷亚不满足于承诺建设“21世纪的社会主义”，他让厄瓜多尔加入美洲玻利瓦尔联盟－人民贸易条约，这是委内瑞拉和古巴推动的地区一体化的倡议。
但是，这个政府不只是让精英们不舒服。从选举开始，这位厄瓜多尔总统一步步远离了将他送上政权的印第安组织、工会和民众团体，但他们仍然是他的选民的基础。同时，有势力的厄瓜多尔印第安民族联合会在公开领导2010年9月30日的政变企图时，事件发生的当天下午就在一份公报中宣布：“一个变革进程哪怕是胆怯的，总是要冒被抵消的风险，甚至被右派收复，如果政府不建立或逐步加强与已经建立的组织和平民社会的联盟的话”。公报还说，科雷亚的政策使“最反动的阶层和新兴的金融利益阶层”过于高兴，使他们的势力足够强大，然后企图推翻他。厄瓜多尔印第安民族联合会的政治臂膀帕查库蒂克的成员克莱维•希门尼斯命令“印第安运动和社会运动建设一个全国统一的中心以便要求科雷亚总统离职”。实际上，他们联合的危险就在于政变的企图。
在委内瑞拉，在2010年议会选举时反对派取得了引人注意的进展，当时它获得了近50%的选票。尽管查韦斯总统的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保持了它的优势，但是没有能够保持在全国全国代表大会（国会）三分之二的多数。右派的这个成功不是完全脱离美国在委内瑞拉全国推进的不断制造不稳定的运动。记者杰雷米•比格伍德最近透露在2007年到2009年，美国国务院向拉丁美洲特别是委内瑞拉的记者支付了数百万美元。但是2010年计票的结果也反映了“玻利瓦尔革命”的一部分支持者没有投票。原因是多方面的：经济困难（特别是因为石油收入下降），不安全，常见的腐败，“革命的”精英内部的机会主义，社会改革进程的缓慢等。在这种情况下，2011年6月30日官方宣布查韦斯总统患癌症，这表明了委内瑞拉进程的另一个弱点：权力集中在国家元首的形象，这使左派对现在的领导人的可能的继承人陷入疑问。
在玻利维亚，埃沃•莫拉莱斯总统从2010年初就面对几乎是没有中断的罢工和由工会、印第安社区及民众组织领导的动员运动的浪潮。最近的抗议是揭露建设穿越印第安保留地的国家公园的公路，2011年9月抗议活动遭到警察的严厉镇压，导致政府的一些成员提出辞职。罢工和抗议提出的要求主要与工资、紧缩措施和政府没有听取市议员和居民的意见有关，特别是在开发自然资源的问题上。玻利维亚有名的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罗伯托•拉塞纳认为，近年来从短期的前景来说，可以看到许多变化，但从结构上或社会经济的趋势长期的前景来说变革很少。这只是一种唯一的挑衅吗？
还可以举很多例子。本地区的进步政府遇到的唯一选择似乎就是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进行重新分配（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表明就更加专注于此）。
但是，以一种变化不定的“背叛”指责它们意味着承认有的国家不可能再解放了。但是，这确实存在吗？为了从市场经济中分离出来—通过在某些国家存在的经济的全面国有化—必须不仅可能拥有外国母公司在它们的拉丁美洲分公司使用的技术，而且要拥有能够取代被辞退的首席执行官的干部。现在掌权的运动或政党都缺乏这类干部，而培养他们是困难的。此外，拉丁美洲的历史表明，在华盛顿被认为这是过于“激进的”计划所面临的风险。70年代在智利萨尔瓦多•阿连德在大选中获胜几周以后，当时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说：“我没有看到我们为什么必须让一个国家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简单地说只因为它的居民是不负责任的”。
结果呢？虽然许多拉美国家在2010年纪念它们独立200周年，但是它们深深地嵌入了全球的经济体系：总之，这个体系从1492年的征服起就主宰了它们的政治和经济发展，直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时代。工业生产，农业食品，银行，旅游，零售贸易：从21世纪初作为利润的来源已经不再限于矿业的出口，但是与世界制度的“中心”的联系的增加没有停止。例如，国际的超级市场如今控制着拉美地区贸易的70%，而在90年代只控制着10%或20%。
在拉丁美洲，这种演变也许比其他任何地区留下更多的痕迹。在1980年至2004年间拉美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数量增加近一倍，从近1.2亿人增加到2.1亿人以上。在这个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大陆上最富裕的阶级的命运的结局是痛苦少一些。这种变革既表现在重大的抗议运动的出现，也表现在掌权的政府承诺结束结构调整的政策上。
事情有变化。在1988年至2003年期间拉丁美洲国家900亿美元的公共资产被拍卖，“红色的浪潮”中断了私有化。公共开支增加，从1999年到2008年在委内瑞拉人均公共开支增加了两倍，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社会计划。或是用更多的资金让民众受益，如乌拉圭的“社会紧急计划”，巴西的“家庭钱袋”和阿根廷的“为孩子的普遍拨款”等。在所有的地方劳动者的权利受到更好的保护，最低工资增加，用于住房和教育的预算增加了。在整个地区文盲减少了。同期在法国，尽管有大规模的示威，仍将提高退休年龄强加给居民。而在拉美的玻利维亚，则将退休年龄从65岁降至58岁。另外的例子，从1999年到2009年工资的附加值部分增加了3.6%，以至提高了43.6%。同期，世界上其他国家多数工资下降了。因此进步是不容质疑的。
这些政策无疑说明来自拉丁美洲左翼的政府从整体上说是继续得民心的。而过去因为危机和右派的反应是更加脆弱的。为了回答民众阶级的期待，这些政策实际上足够吗？
这些进步的政府确实将出口利润的一部分重新用于最贫穷的居民。玻利维亚的经济学家、前矿业和环境部长阿尔伯托•阿科斯塔指出，“没有看到一种结构性的变化，而是使一种旧的积累方式恢复原状，在这里国家将开采矿业和石油创造的利润的大部分进行投资，对跨国公司的活动进行一定的控制，将出口收入的大部分根据社会计划的形式重新分配”。玻利维亚副总统阿尔瓦罗•利内亚说，“如何以另外的方式去做？这是为了建设我们缺少的公路、卫生中心和学校，为了满足我们的社会的需求”。
尽管这样说，财政的改革还是胆怯的，重新分配财富的不平等的制度的巨大变化将是昂贵的。在拉丁美洲，平均税务负担继续是很低的：只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2.9%，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国家为36.2%。经济学家彼雷•萨拉马估计，在巴西，“2006年和2007年拥有100万美元以上金融资产的个人的数量增加了19.1%”。历史学家佩里•安德森估计，“对于有产者来说这远不是一种威胁，伊纳西奥•卢拉•达西尔瓦的政府（2003-2010）对他们很有利。资本主义从来没有像在卢拉领导下这么繁荣过。卢拉政府的支持者中有巴西的金融界和工业界。巴西的交易所超过了世界上其他所有的交易所。投入‘家庭钱袋’计划框架的补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5%，而同时公共债务的利率从6%提高到7%，税收停滞甚至下降”。像其他国家一样，巴西没有真正实现一种可以消除贫困和不平等的因素的结构性改造：生活条件的改善继续是脆弱的，因为其基础在于可能被中止甚至取消政府的计划，作为政府变更的结果或是因为经济的压力而“强加的”紧缩计划的结果……另一方面，卢拉政府是禁止用“私有化”这个词的，但在他的继承者迪尔马•罗塞夫的演说中再次出现。
在委内瑞拉改革更加深刻，那里实施一项雄心勃勃的国家改造计划，质疑私人所有制的概念，在民主制度的范围内加强民众的参与。同时承诺使国家走他们称之为“21世纪的社会主义”的道路，从2005年起查韦斯与古巴结盟，企图建立一个反对自由主义的集团，用他的理论团结一些邻国的领导人，特别是玻利维亚的埃沃•莫拉莱斯、厄瓜多尔的科雷亚。在这三个国家，通过公民投票任命的制宪大会开会修改宪法，为民众阶级牟利益，扭转有更多新自由主义标志的政策，将能源部门和自然资源国有化，以便投资于社会计划。
尽管2010年私人部门继续占国家产的70%，查韦斯政府从执政开始就在能源部门、电信部门、矿业开采、食品建筑或银行部门将大量企业国有化。还鼓励建立数千个合作社小企业，重新分配数百万公顷土地给农民（这个阶段在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还没有经历过）。
这些政府被温和派和自由派的观察家指责为“激进的政府”，它们通过选举取得政权，面对腐败的、裙带关系的、官僚的和寡头的国家。在每次投票之后似乎发生了破裂，对这些国家更大的威胁也许来自右派之手，来自权力集团的“内部”。肥缺，任人唯亲，地方的官僚，当有竞争力的干部缺乏时，“革命的企业家们”就挑起担子。他们的表现是不那么倾向于改变把他们推上新的特权阶级等级的形势。然后，随着他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一部分居民就以不同的方式面对社会变革的紧迫性。
他们举起的旗帜上可以看到“不要资本，不要官僚。更多社会主义，更多革命”，数千名工会人士，左派政党的成员，合作机构的代表2010年底到2011年初在委内瑞拉大城市的街头游行，要求加强劳动法，继续将战略性的工业国有化的进程，在工会合作的框架内加强工人的权力，特别是在刚刚国有化的那些地方。但是，国际资本主义不会轻易地受到惶惑……一些人注意到这种情况后似乎感到满意。但是事实是这样吗？
抱着对2008年危机造成的损耗进行补偿的希望，通过吸引国际资本创造收入，2009年厄瓜多尔总统科雷亚签署了一项矿业开采的法律，授权跨国公司开采矿业资源，不必事先与可能受到影响的有关社区磋商，这违反国际劳工组织的公约。一项新的法律同意矿业、石油和农业食品的企业优先得到水资源，结果引起对准备将分配网络私有化的质疑。由这个方针造成的当地社区的抗议有时候遭到警察和军队的镇压。保护环境和它的印第安人的基地，改善全体居民的生活条件并不总是容易的事情。厄瓜多尔亚苏尼ITT计划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人们求助于“国际社会”以便避免在对生物多样性特别重要的一个地区的中心开发自然资源。现在好了，承诺的资金没有到位。问题是基多（厄瓜多尔首都名）可以孤独地保卫“地球母亲”吗？一些社会运动特别是印第安运动要求保卫“地球母亲”。
作家本哈明•丹格将“玫瑰潮”国家的活力与“国家与社会运动二重唱”进行比较，认为随着世界危机的加剧，这种活力还将加强。对于来自民间社会的组织对公共权力做出承诺的代表们来说，面对“改变世界”的前景，合作和增选成员之间的道路是崎岖不平的。如果他们偶然忘记了自己的使命是维护民众的利益，将机械地走向解体，降低他们指导国家的政治决定的能力。
尽管矛盾，但是拉丁美洲出现一个变化的指数：美国和拉丁美洲的右翼继续它们的攻势，目的是试图扭转与其争夺的趋势。这样，拉丁美洲进步的政府承受着本地区的精英们的愤怒：比如2009年在洪都拉斯，曼努埃尔•塞拉亚的进步政府被华盛顿不言而喻的支持下陆军发动的一次政变推翻。此外，美国扩大了它在整个大陆的军事存在，建立新的军事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