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世恒言：美国民众是怎样看待政党政治的

       中国是实行一党制的国家，而西方普遍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即由两个或多个不同的政党轮流执政，这让中国的买办精英和一些无知于真相的青年同样羡慕得要死，把它当作天下至宝，聒噪异常。但是，让中国的买办精英和无知青年大跌眼睛甚至意想不到的是，西方的民众特别是美国民众对此种政治相当地不感冒，甚至是极讨厌，乃至于憎恶。

仍然让我们以历史说话。

仍然让我们以美国说话。

美国是很早就实行政党政治的国家。早在1792年乔治·华盛顿做总统时期，随着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财政政策引发的争议，以及汉密尔顿与国务卿托马斯·杰斐逊在治国思想上的公开冲突，美国政坛上即诞生了以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党和以杰斐逊为首的民主共和党，从此开始了近300年直至今日的政党政治。

美国早期的政党政治是个什么样子呢？中国有几个成语非常适合它。第一，在政治立场上是“党同伐异”。大家从自身利益出发，结成不同的党派，不仅不能团结一致，而且党派之间壁垒分明，相互叫骂，相互掣肘，相互使坏，导致行政效率极其低下。特别是每一次选举后便发生一次人事大更迭，使行政管理极其混乱，政治严重不稳定。且官员们流动性很大，无从积累经验，以致行政能力普遍低下，甚至于不能胜任工作。结果不仅人民痛骂，就连国家领导人因无法有效地推行其政令也深恶痛绝。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曾告诫人民要以最严肃的态度反对党派精神，认为党派精神是“政府的最危险的敌人”。而且在其第二届总统任期满后，断然拒绝人们的热情挽留，不再参加总统竞选，对此，美国著名作家、历史学家亨德里克·威廉·房龙解释说：“他太疲倦了。在20年无休止的战争、论辩、会议、各种误解和谩骂中，他从未休息过”——这位堂堂的联军总司令、开国总统终于忍受不了这种政治体制带来的争吵和谩骂，拍拍腚走了。不仅如此，他还在自己的告别演说中，一再提醒人们要谨防党争和派系倾扎破坏美国的民主政治，警告党争会酿成一场大火，把这一切都烧光。第二，在官僚体系上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也就是说，胜选者要按照对大选做出的贡献大小，对本党干部论功行赏——安排他们一一占据国家的主要行政职位，达到控制行政体系和国家机关的目的，其实就是典型的“一朝天子一朝臣”。官员们不论是否能胜任，统统随所属政党的胜败而进退，本党胜了，就一起去做官，本党败了，就一起“树到猢狲散”，极像现在的台湾两党政治。第三，在人身问题上是“尔虞我诈”。党派之争随着各级选举的进行，迅速发展到候选人之间相互的人身攻击。每逢选举日，全国各地关于候选人的各种丑闻漫天而起，相互造谣、诽谤、漫骂，无休无止，甚至连累父母及妻子、儿女。如果大家有兴趣，翻翻美国新闻媒体上披露出来的消息，美国的总统、州长、议员们没个好东西，个个声名狼藉，甚至是“恶贯满盈”。对此恶果，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曾发表小说《竞选州长》，无情鞭笞。在其笔下，一个平时极正直的“我”，因为参与竞选州长，结果很快被对手通过新闻媒体成功地塑造成“臭名昭著的伪证犯”、“蒙大那的小偷”、“拐尸犯”、“酒疯子”、“肮脏的贿赂犯”和“令人恶心的讹诈犯”，以至“最后，党派斗争的积怨对我的无耻迫害达到了自然而然的高潮：有人教唆９个刚刚在学走路的包括各种不同肤色、穿着各种各样的破烂衣服的小孩，冲到一次民众大会的讲台上来，紧紧抱住我的双腿，叫我做爸爸！”这样热闹的场面，和台湾如今的政党选举有什么区别吗？

不仅如此，这种政治体制，还出现了一个更为严重的弊端——权力腐败：不仅执政党要谋一党之私，想方设法地打击在野党，以巩固它的政治权力和政治地位，乃至闹出了1800年民主共和党人托马斯·杰斐逊当选第三任总统后，原总统、联邦党人约翰·亚当斯在卸任前，为削弱对方势力，紧急把许多本党人士塞进政府和法院，留下“星夜命人”的丑闻。当然，杰斐逊上台后，也针锋相对地立即撤换了大批联邦党官员，代之以本党人士，而且各级官员个人的腐败更是变本加厉。由于官员录用的标准基本上是单纯政治性的，只看对象是否效忠本党，特别是看他们在竞选中是否做出过“贡献”，因此，官员录用实际上演化为直接的权钱交易，执政党对大选中的支持者、赞助人投桃报李，论功赏爵；而这些人做官之后，便以权谋私、中饱私囊。加之任期有限，官员行为趋于短期化，大家趁着在位的时机，大捞特捞，捞一把是一把，腐败行为近乎掠夺。美国的第十八任总统尤利塞斯·辛普森·格兰特本是美国内战的英雄，号称“常胜将军”，声名显赫，然而当选总统后，却迅速地声明狼籍，原因就在于政党政治造成了他的政府贪污舞弊案、腐败丑闻案接连不断，被时人讥屑为“格兰特政府把美国的税务部门变成了本党竞选的‘加油站’”。对此，美国人民骂声一片，十分形象地将这种政党政治斥之为“政党分赃制（spoils system）”——像强盗一样掠夺财物后席地分赃。对此，美国人民还专门写了《政党分赃制的赞助人》一书予以揭露。

前有亚当斯和杰斐逊两位总统的带头，后有安德鲁·杰克逊等总统的身体力行，政党分赃制愈演愈烈，跑官要官之风日盛，最后连睿智、果敢的亚伯拉罕·林肯总统也招架不了，某日忍无可忍指着室外成群的求职政客愤愤地说:“‘分赃制’对共和国的危险可以比叛乱还大。”另一位总统詹姆斯·加菲尔德更是唾骂：“‘政党分赃制’下的政客就像拦路抢劫的强盗，只不过政客掏出的不是手枪而是求职书。”甚至在他当选总统没几天，因未满足一求知者的心愿而竟然被当事人枪杀了。堂堂美国总统居然成了“政党分赃制“的殉难者，结果引发朝野全面检讨这种肮脏的政治体制，终于于1883年，即加菲尔德遇刺两年后，这种政治体制被乔治·彭德尔顿参议员提出的“文官制度法”所取代，史称“彭德尔顿法案”。法案规定：建立一个不受党派控制的文官委员会负责对联邦文官实行统一管理；对部分官职实行竞争性考试，择优录用；禁止文官(公务员)参加党派活动或利用官职分配作为竞选者的政治资本。

此后，美国的政党一改初衷，政党力量和影响力不断弱化，虽然又出现了共和党、民主党两大政党，并每隔四年就要开打一次象（共和党党徽）驴（民主党党徽）之战，表面看轰轰烈烈、你死我活，实质上两党之间并无区别。既没有泾渭分明的政治路线，也没有固定的党员，在大选中投哪个党的票，就算哪个党的党员，不存在固定的党籍问题；而党的路线则由代表本党参选的候选人临时决定的，其实就是候选人临时做出并不断修订、调整的个人竞选纲领。两党甚至在根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上意见完全一致，都明确表示维护垄断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而且，在国家的政治生活和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政党的影响力和约束力更差，议会中两党议员的政治主张甚至相互转借，除了媒体经常拿两党说事外，平常生活中，人们几乎忘记了政党是怎么回事儿，只是在大选时才想起党派问题，把它们像古董一样翻检出来，让候选人临时选择政党参选，选后再收藏起来。对此，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曾说，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的区别“不值一钱”。另一个政客说得更巧妙：“在一个共和党选区，我是共和党人；在一个民主党选区，我是民主党人；在一个不确定的选区，我是一个不确定的人。”而菲迪南德·伦德伯格在《富豪和超级富豪》中则指出：“两党只是同一个钱币的正反两面。”如果更形象一点来比喻，美国的党派人士其实就是泰国的人妖，集两性于一身，搞不清是男是女，需要做共和党时就是共和党，需要做民主党时就是民主党，需要做超党派人士时就是超党派人士，不像我们中国的政党，具有严格的党纲、党章和党籍，彼此泾渭分明，脱离这个党加入那个党就是“叛徒”。

也许会有朋友说，这样的政党政治不是形式主义吗？要它有何用！其实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形式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讲或许是真的，而作用却是巨大的。第一，政党政治是美国“民主”的象征，有了它，美国政府、政客和媒体就可以夸夸其谈：“瞧，我们是政党竞选，是不同的党派轮流执政，不可能出现专制和独裁。”第二，它可以掩盖剥削和压迫的实质，转移社会矛盾，混淆民众视听。竞选中各党激烈角逐，你争我夺；竞选后，执政的和在野的也相互对峙，不断攻讦，看起来势不两立，实际上都是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不管哪个党上台，都是代表资产阶级执政，轮流执政正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长期统治。而且，由于是轮流坐庄，交替上台，特别是当资产阶级统治出现危机、人民严重不满时，通过换马让台下的党上台执政，来转移视线，缓和矛盾，使普通选民觉得不是这个制度不好，而是某个政党不好，现在已经选出一个好的党，于是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对此，布莱斯直言不讳地说：资本主义政党制度是“民主政治所能设计出来用以压制不同政见的少数派的最好工具。”对此，美国普通民众，特别是贫民窟的黑人（2008年因有黑人奥巴马参选而除外）、印第安人、移民们清醒地很，这种政党政治既不代表自己的利益，也不能解决自己的实际问题，更废止不了，故根本不去关心，许多选民不去投票或者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

当然，出于对资产阶级不同的利益的考虑与较量，两党之间有时候还会矛盾激化。每当于此，政党之间重又党同伐异，彼此吵闹，相互拆台，导致政令难以畅通。乃至于民主党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要对日本开战，却遭到共和党占主要席位的国会极力反对，迫使这位总统不得不隐瞒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情报，最终以牺牲太平洋舰队的巨大代价换取美国对日作战。伊拉克战争期间，共和党的乔治·沃克·布什政府坚持对伊增兵，但在国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民主党不仅反对增兵，而且要求撤军，并通过削减政府军费的方法进行釜底抽薪，上演了掣肘拆台的好戏。而总统大选期间，这种党同伐异更是惨烈，彼此相互攻讦，相互揭丑，甚至是相互造谣中伤，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2008年，这样的攻击同样落到黑人奥巴马头上，政敌和媒体通过一切渠道挖掘和报道这位美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位黑人总统竞选者的种种丑闻，称之：“难道这就是美国未来的总统吗——一名吸毒者、爱情老鼠以及曾与未成年人发生性行为的人？这太荒谬了。”美国总统竟然又成了吸毒犯、强奸犯和花心大萝卜，真的让人捧腹大笑。把政治家特别是总统无一例外地打造成品行不端、行为肮脏的犯罪分子，是美国政党政治的最孜孜不倦的追求和它对这个国家最伟大的贡献。不仅如此，大选后，当选者同样要论功行赏，对保过驾、出过力的人和捐献政治献金的赞助人投桃报李，安排政府职位，获取巨额报酬，每每再现“政党分赃制”的影子，譬如乔治·沃克·布什，当选后不就对曾为他捐赠巨额政治献金的军火商大献殷勤吗？通过伊战让军火商大发其财。而且，这种“进步”了的政党体制也没有解决权力腐败问题。1972年大选期间，参加竞选连任的共和党候选人理查德·尼克松竟然安排中央情报局特工潜入民主党总部——首都华盛顿水门公寓安装窃听器，结果被警察抓个现行，引爆“水门事件”。2008年，奥巴马当选总统后，伊利诺伊州州长布拉戈耶维奇利用职权，竟然将奥巴马空出的参议员席位当作商品进行“拍卖”，为自己和妻子谋取私利，而且还以停止提供州补助金要挟芝加哥论坛报业集团解雇曾严厉批评过自己的编辑，后被人揭发出来才不得不罢手。

这样的政党政治，是买办精英和无知青年们所聒噪的“好得很”吗？显然不是！不过是买办精英又造了一回谣，无知青年们又上了一回当而已！部分国人老是误读西方的民主政治，其结果不仅会学不到西方好的东西，搞不好还会把坏东西搬进来，自毁了家园，成为遗笑千古的邯郸学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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