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理论在东西方实践之比较
                                                                                 林建华  
       19世纪，马克思、恩格斯在科学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原则构想；马克思、恩格斯把研究的视点转向东方时，又提出了“社会主义在世界凯歌行进中能把落后国家带到新世界中来”，以及俄国农村公社“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进入新社会的思想。在已经过去的20世纪和崭新的21世纪，社会主义在世界的东方和西方得到了实践，但其路径和成效迥异，一方面是西欧社会民主党蜕变为资本主义的政权党、改良党，另一方面是苏东剧变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伟大成就。100多年来东西方社会主义实践形成的强烈对比表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有模式，但没有固定的模式，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理论原则给予我们新世纪的最有益的启示。
       历史研究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原则构想
       马克思、恩格斯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出发，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资本主义因无法从根本上克服自身固有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必然要被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所替代。这就是“两个必然”的论断。当然，这是就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而言的。为了论证这一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合写了《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撰写了《资本论》，恩格斯也撰写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著作。1880年，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明确指出：由于马克思的“两个伟大的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1](P740)。恩格斯的这个论断被一个半多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证明是正确的。马克思、恩格斯为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事业奋斗了终生，但是囿于历史条件，特别是限于当时还没有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他们不可能给后人指明社会主义的具体建设道路，而只能提出社会主义发展的总体原则设想。
       列宁曾指出：“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就是运用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发展论去考察现代资本主义。”[2]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对未来社会提出了一些原则设想，其论述集中在下述几部著作中：(1)《共产党宣言》的第三章，在同资产阶级进行论战时，渗透了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某些特征的认识；(2)《哥达纲领批判》，这是马克思所写的一封党内通信，主要是为了批判当时影响德国党前进的“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公平分配”、“平等的权利”、“自由国家”等拉萨尔的“空洞的废话”，因而涉及的仅是未来社会“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个人消费品分配制度的特征，并未全面论述未来社会；(3)《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该书第三章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基础上，对未来社会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论述。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预测的基本点包括：(1)未来社会要划分阶段，即“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列宁称之为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2)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私有制；(3)对个人消费品，在未来社会的“第一阶段”上实行按劳分配，在“高级阶段”上则实行按需分配；(4)必须对社会生产实行有计划的指导和调节；(5)社会还存在分工，劳动还是谋生的手段，不会变成游戏；(6)劳动的消耗、生产资料的消耗、劳动的效益都要有计算。同时，他们也提出，在未来社会的第一阶段，商品和货币就将退出历史舞台，国家也将消灭，将来要消灭社会分工等等。
       在这里，有必要强调指出的是：(1)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新社会一般是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后的一种典型的和成熟的经济形态；(2)这个新社会的物质前提是资本主义创造的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3)这个新社会的历史环境是无产阶级革命在占统治地位的各文明国家“同时胜利”，资本主义在全世界已日薄西山。在他们宣告资本主义丧钟已经敲响的时候，世界上还有很多国家和民族处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共产党宣言》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说明，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里，“各文明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社会主义在世界凯歌行进中，没有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能够像欧洲移民带去先进的生产方式而跨越社会经济形态的美国那样，利用资本主义制度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3]，把它们带到新社会中来，即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共产主义。蕴含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这一并未引起人们广泛注意和深入研究的思想，可以在他们晚年对俄国农村公社如何走向新社会的思考中得到印证。
       我们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的构想，还仅仅是一种“科学猜想”，它的科学性主要体现在这种构想是从分析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发展趋势得出的基本认识。诚如1859年马克思、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指出的：“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4]“两个必然”与“两个决不会”都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从这个角度来说，虽然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体系是完整而严密的，但是他们对当时社会现实中所包含的革命诸因素、对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的进程，的确有时估计得过于乐观、快捷、短暂。
       当然，我们不能苛求马克思、恩格斯对一百多年以后的历史做出分毫不差的预测和设想。马克思、恩格斯曾说过：(1)“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脱离这些事实和过程，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5](2)社会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6]。(3)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完全取决于那时的“既定的历史环境”[7](P643)。(4)“我们还差不多处在人类历史的开端，而将来会纠正我们的错误的后代，大概比我们有可能经常以十分轻蔑的态度纠正其认识错误的前代要多得多。”[1](P426)这些真知灼见为我们认识社会主义提供了正确的方法论原则。在变化了的条件下，我们不能简单地套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结论，更不能用它来剪裁后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也没有必要用后人的新论去取代甚至否定马克思、恩格斯在不同条件下做出的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的论断和原则设想。我们的使命是发展它、丰富它、完善它。
       　　　　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预测
       马克思、恩格斯对东方社会的研究始于19世纪50年代，其主要观点集中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波斯和中国》、《鸦片贸易史》、《英中条约》、《俄国在远东的成功》、《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等论著中。他们认为，共产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的发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矛盾的激化，阶级斗争的尖锐，革命的爆发都是不可避免的。在他们看来，当时的中国、俄国、印度等东方国家处于封闭、保守的落后状态，要走向社会主义必须经过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冲击。“东方从属于西方”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思想。
       19世纪70至80年代以后，马克思、恩格斯在精心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了《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流亡者文献》、《＜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等著作，在对自己已有理论的反思和对俄国社会分析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俄国有可能跨越或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设想，使其早期的东方社会理论获得了新的发展。
       马克思在1881年《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中指出：“如果说土地公有制是俄国‘农村公社’的集体占有制的基础，那么，它的历史环境，即它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同时存在，则为它提供了大规模地进行共同劳动的现成的物质条件。因此，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1](P770)但是，马克思的这个设想是有前提条件的，即西欧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只有在比较先进的西方所取得的革命胜利已经提供了一个共产主义农村农业的模型供他们效法时，他们才能成功地建立所要求的俄国农村的共产主义结构。”(注：G·D·H·科尔：《社会主义思想史》(第3卷上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423页。应该说，在这部著作中，科尔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这个问题的叙述是比较准确的。)
       恩格斯1875年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中也曾认为，俄国的农村公社有可能实现“向高级形式的过渡，而俄国农民无须经过资产阶级的小土地所有制的中间阶段。”[1](P282)关于这一思想或思考，恩格斯在1894年写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说得更明白。他指出：“当西欧各国人民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和生产资料转归公有之后，那些刚刚进入资本主义生产而仍然保全了氏族制度或氏族制度残余的国家，可以利用公有制的残余和与之相适应的人民风尚作为强大的手段，来大大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并避免我们在西欧开辟道路时所不得不经历的大部分苦难和斗争。但这方面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是：目前还是资本主义的西方做出榜样和积极支持。……那时它们的成功也是有保证的。这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阶段的一切国家。”[7](P443)此前，恩格斯在1893年2月24日写给俄国著名经济学家、民粹派思想家之一尼·弗·丹尼尔逊的信中也说过这样一段不可忽略的话：“如果在西方，我们在自己的经济发展中走得更快些，如果我们在10年或者20年以前能够推翻资本主义制度，那么，俄国也许还来得及避开它自己向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遗憾的是，我们的进展太慢，那些必然使资本主义制度达到临界点的经济后果，目前在我们周围的各个国家只是刚刚开始发展；当英国迅速丧失它在工业上的垄断地位的时候，法国和德国正在接近英国的工业水平，而美国正要不单在工业品方面，而且在农产品方面把它们统统赶出世界市场。美国实行一种至少是相对的自由贸易政策，无疑会彻底摧毁英国的工业垄断地位，同时会破坏德国和法国的工业品出口贸易；然后危机就会到来，这就是到世纪末还剩下的一切。而在这期间你们那里的公社却在衰败，我们只能希望我们这里向更好的制度的过渡尽快发生，以挽救，至少是在你们国家一些较边远的地区，挽救那些在这种情况下负有使命实现伟大未来的制度。但事实终究是事实，我们不应当忘记，这种机会正在逐年减少。”[7](P724)
       由上可知，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理论并不是东方社会主义理论。因此，东方社会理论并不能作为东方较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依据。历史的事实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希望的，社会主义在世界凯歌行进中把落后国家带到新社会中来的情景至今没有出现，俄国农村公社“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进入新社会的条件也一直没有具备，并且农村公社也因资本主义的发展很快就瓦解了。
       然而，马克思、恩格斯“跨越”设想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种探索不同民族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方法和思路，即坚持从世界历史与民族历史相统一的角度，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统一的方法去考察不同民族国家的社会发展道路和模式。人类走向社会主义并非只有一条道路、一种模式，我们能使用的不只是“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会引起“完全不同的结果”[1](P342)。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不赞成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概述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认为这样做是给他“过多的荣誉”，同时也给他“过多的侮辱”[1](P340-342)。历史证明，如果企图寻求这样一把所谓的“万能钥匙”，非但在实践中打不开任何一把锁，反倒有可能会使过于脆弱的钥匙折断在复杂曲折的历史匙孔之中。
       基于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思想，列宁的“一国胜利”论和新经济政策、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解决和回答的是像俄国、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国家如何实现社会主义、怎样巩固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其理论源泉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其现实根基是各国国情和时代的特点，其灵魂是马克思、恩格斯“跨越”设想所揭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三、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理论在东西方实践之比较
       恩格斯指出：“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有财产者和无财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以及生产中普遍存在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1](P719)众所周知，有关保护工人(穷人)利益、提高社会公平和公正的被称为“社会主义”或“社会福利”的理论最先是由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来的。
       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工人的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的确非常糟糕。一个工人每天工作12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还不能养活全家，以致儿童和孕妇也必须工作。与此同时，资本的所有者们却获得很高的利润。马克思指出，这些利润就是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资本的所有者们把得到的利润除自己消费外，再进行投资或者说进行再投资，生产更多的商品，以期得到更多的利润。但是，在这个财富积累的美梦中，资本的所有者们忽略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广大工人阶级或工薪阶层由于收入水平太低，根本就买不起自己生产出来的大部分商品。于是，资本所有者们就用降低费用的办法来降低商品的价格，以提高其商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而这其中的一个不可避免的或经常被使用的办法就是裁减雇员或削减雇员的工资。这样一来，购买力就变得更低，并陷入一种恶性循环。这既是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的主要内容，也是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描述。
       后来，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正如马克思所预见的那样，都经历了因消费不足而产生的经济危机(也称经济大萧条)。再后来，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为基础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普遍发生了经济危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按我国经济学界的说法，就是国家用于扩大再生产的积累资金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过高，用于消费的资金太少。换句话说，就是作为资本所有者的国家(确切地说是政府)“榨取”的利润太高，给生产者的工资太低。结果，发生的经济危机不仅是由于广大劳动者没有购买力或购买力太低，而且也使广大劳动者在生产中没有劳动热情，缺乏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由此可见，马克思的谁应该得到“剩余价值”的问题，不仅存在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样也存在于以公有制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只是马克思在当时没有预见到“公有制”社会里也会出现资本所有者与劳动者之间争夺“剩余价值”的问题和矛盾。
       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无产阶级应该用武力去剥夺资本所有者的资产，消灭私有制，建立生产工具为人民大众所有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最终建立由自由人自由联合的共产主义社会即“自由人联合体”。在这个理论中除最后的“自由人联合体”还没有实现外，其它的可以统称为“社会主义”的理论，对东西方的大多数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实现。
       1871年的巴黎公社革命和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尝试。巴黎公社虽然只存在短短72天，却是新社会的理想在与旧制度的长期撞击中必然发生的骤变，列宁盛赞巴黎公社革命是“19世纪最伟大的无产阶级运动的最伟大的典范”[8]。19世纪的最后30年，资本主义制度以不同的方式在欧美各主要国家完全确立起来，并且开始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过渡，资本主义发展成为一个世界体系；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中再也没有发生过急风暴雨似的革命。
       世界上第一个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建立的无产阶级政党是1869年建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19世纪70年代以后，欧美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纷纷以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为榜样，在本国建立了工人阶级政党，大都取名为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工党或社会党、社会主义工人党、工人党等。1869—1904年间，全世界共有29个国家建立了社会主义政党，尤其是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各国社会民主党的发展以及它们在理论上的实际变化和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党人”实际上已经成为无产阶级政党和马克思主义者约定俗成、普遍使用的概念。但是，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随着各国社会民主党内部左、中、右三派的不断分化和改组，最终形成了国际工人运动中两个矛盾对立的国际性指导中心——1919年3月建立的共产国际和1923年5月建立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以及两大主要政治派系——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自此，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社会主义理论在东西方沿着不同的方向和路径实践着、发展着。但是，在20世纪整整100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政治光谱中，二者很少谐振在同一个频率上。
       在西方，由于伯恩施坦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修正，社会民主主义在20世纪初就开始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轨道，通过改良主义制度化于资本主义。而西方国家的共产党除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较为广泛的影响之外，在战后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期的影响已日渐式微。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共产党在西方主要大国已成为非主流政党。因此，我们在这里所要谈论和比较的，只能是社会民主党的社会主义实践。
       二战前，在欧洲先后有十几个国家的社会民主党通过议会民主道路参加了资产阶级政府或单独执政。譬如，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谢德曼于1919年组阁，艾伯特还担任了临时共和国总统；奥地利社会党的伦纳也于1919年当选为政府总理；丹麦社会民主党的斯陶宁格于1924年和1929年两次组阁执政；瑞典社会民主党的布兰亭于1920年、1921—1923年、1924—1925年三次担任内阁首相，汉森于1932—1933年出任首相。英国工党的麦克唐纳于1924—1935年间三次出任英国首相。实践证明，在欧洲缺少革命形势的条件下，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路线是能够取得一些成就的。在二战后的半个多世纪里，西欧社会民主党几乎都有过执政或参政的经历，有的执政时间还很长，在各国国内的政治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尽管社会民主党在30年代就已逐步从总体上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成为资本主义政权党、改良党，但是，它们至今仍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中左力量，在阶级政治中代表中下层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应当看到，社会民主党并没有放弃启蒙运动以来的社会公正理想，也不支持漠视社会公正、赤裸裸地追求利润和效率的新自由主义信条。它们在执政或参政期间，在谋求企业国有化、扩大社会保险、推进公共工程和住宅建设、加强教育事业、改善工人阶级经济状况等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维护了劳动大众的利益；在对外政策上也维护地区安全和世界和平，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战争威胁等。但是，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都实行多党制，所以西欧社会民主党的活动主要是参加议会竞选，其政治影响力的升降基本上可以从它们的得票率上反映出来。同时，受伟大的“钟摆的法则”影响，社会民主党的上台、下台造成政策在实际执行中很难保持一贯性、连续性。尽管社会民主党因应时代和国情的变化，也不断地提出变革或改革的对策，诸如在20世纪50年代初社会民主党人宣称要在资本主义和现实社会主义之间寻找一条所谓民主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90年代初则宣称要在新自由主义的竞争资本主义和老社会民主党的社会福利国家之间走出一条所谓的新“第三条道路”等等，但是万变不离其宗，社会民主党自身的变革作用实际上是双重的：一方面，它能够顺应世界发展的客观形势，逐步推进改良路线，依靠社会民主党的国际性组织——社会党国际的协调，多方发扬民主，不断调整政策，力争群众支持，接受群众监督，取消高官特权，注重发展经济，给群众以实惠，所有这些都暂时有利于工人阶级；而另一方面，它也有其固有的局限性，只限于局部的社会改良，采取一些有社会主义因素的措施，对资本主义补苴罅漏，这既未能解决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也未能触及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根基，相反从根本上稳定了资本主义的统治。
       总的来看，只要各国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没有激化到出现革命形势的地步，只要各国共产党还未能彻底摆脱苏联模式的过度集权体制和过“左”路线的弊端，那么，奉行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就还有其继续发展的余地和拓展的空间。社会民主党及其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也还会随着新科技革命以及世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形势的发展变化而与时俱进，不断转型。
       东方社会主义是在社会主义世界性发展进程中产生的，具体地说，它是在西方社会主义的影响下出现的。但是，马克思预言的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在资本主义发达的西方发生，也不是沿着“西方革命——东方革命——世界革命”的道路前进的，而是在落后的东方国家取得了成功，东方成为20世纪世界革命的策源地。东方社会主义的第一站是俄国。列宁高举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初的俄国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在“世界革命”无望更无果的情况下，斯大林提出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并付诸实践。二战后，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则使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世界“东风压倒西风”。50—60年代古巴革命的胜利和越战中社会主义越南的胜利挟持民族解放运动的雄威，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风行天下。到1975年，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数量增加到16个，即苏联、蒙古、南斯拉夫、越南、阿尔巴尼亚、中国、波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朝鲜、古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老挝、柬埔寨等。80年代社会主义各国最繁荣时，其领土面积占世界陆地面积的1/4以上，人口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3，工业总产值约占世界的2/5，国民收入约占世界的1/3。但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使东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遭受重创，然而，经历20年改革开放的中国则重现社会主义的活力与生机。一个大挫折，一个新局面，是社会主义在东方的发展中所呈现的奇异局面。不过，不可否认的是，20世纪科学社会主义在东方的主流发展已然成为不争的事实。
       历史地看，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问题上最大、最主要、带全局性和共同的失误，不是在这个那个具体问题上，而是在总的指导思想上。这就是在长期“左”的教条主义、急于过渡到完全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思想影响下，超越了发展阶段，脱离了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实际。其它问题和失误，如政治经济体制问题、所有制问题、分配问题以及其它涉及路线、方针和政策的问题上的错误和失误，都是由这一“左”的指导思想派生出来的。之所以产生这种“左”的指导思想，最主要的原因是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的理论问题。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9]
       20世纪的东方社会主义是在未经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情况下“跨越式”地出现的，因而与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社会主义理论确实存在着不小的差距。一个世纪以来西欧各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东方社会主义发展的成就以及苏联东欧剧变，为我们今天面对全球经济局势提供了宏观的思考背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应被看作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构想在中国的完全的实现形式，而应被看作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根据现阶段中国的实际情况所确立的应当和可能实行的社会主义。正所谓“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主张维护世界多样性，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世界上的各种文明、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应彼此尊重，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各国的事情应由各国人民自己决定，世界上的事情应由各国平等协商。”[10]这里谈的是国际关系，我想也适用于我们对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的研究和思考。承认多样性，应包括承认各国国内社会状况的多样性，应包括承认世界文明、各国社会制度的多样性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流派的多样性。这是对我们传统观念的很大突破，是根本性的变化。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有模式，但是没有固定的模式；模式是静态的概念，但是更是动态的实践；模式可以学习、借鉴，但是决不能照抄、照搬。“模式创新，百态纷呈”应该是未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态势和基本走势。这也应该是我们从世界社会主义在东西方百年实践和发展中所受到的最大和最有益的启迪。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86.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1.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3.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419—420.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443.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列宁全集(第1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36.
       [9]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16.
       [10]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48.
【原文出处】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
【原刊期号】200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