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无忧考网整理的《马克思之死》，希望大家喜欢！
一、晚年与多种疾病抗争，65岁便倏然辞世
     1883年3月14日，卡尔·马克思因心肌梗死与世长辞，终年65岁。这是摄于1882年人生最后一张照片。

     所有在晚年同疾病进行顽强抗争的名人中，像马克思那样倏然辞世，是的──在前后不到两分钟的时间里，他坐在书桌前的安乐椅上，安详地合上了双眼，永远地睡着了。这并不是说马克思的晚年没有经历病痛的折磨──在他生命中的最后10年里，他早年就有的肝炎、肺炎、胸膜炎、支气管炎和神经性头痛一齐向他袭来，并且病情不断恶化，病痛不断加剧；我只是想强调这一点：他以人们难以想象的忍耐力和克制力，忍受着人们难以想象的痛苦，始终坚持着伟大而神圣的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马克思是伟大的，不必讲述他的生平和业绩，他的名字早已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而他在生命的最后10年中与多种疾病抗争的无畏勇气和顽强毅力，无疑为他光辉的名字增添了一抹夺目的色彩──因为他无声逝去和长眠在书房里而不是病床上的本身，绝不是辞世形式与常人简单意义上的差别，而是他的高尚人格境界，乃至生命精神的一次集中体现。
二、青年时代通宵达旦的埋头写作，严重损伤了他的身体，终于使他中年时便积劳成疾

   21岁时的马克思

   中年时期的马克思

  1872年，54岁的马克思

1875年，57岁的马克思
1873年开始，马克思的身体日益衰弱，多种疾病接踵而来。从这时起至1883年逝世，马克思同病魔整整抗争了10年。也许病魔早该结束这位多病老人的生命，因为他的病实在太多了；但是凭着他的信心和毅力，他几次从死神的利剑下死里逃生，重新使生命转危为安。
1873年，马克思55岁，按一般的生命规律，这个年龄的人应该依然充满生命的活力。20世纪是这样，马克思生活的19世纪也是这样，与马克思同时代的几位名人的寿命都远远超过了他。
但是，马克思是个例外。在这之前的几十年里，他如饥似渴的读书，夜以继日的写作，颠沛流离、物质极度贫乏的生活，以及保持终生的吸烟习惯，已经使马克思原本健壮的身体大受损害。长期的过度疲劳、睡眠不足，以及营养不良，在他的体内埋下了多种疾病的隐患。到了55岁时，这些疾病便自然而然地一齐向他袭来。
只要简单回顾一下1842年马克思24岁之后的工作和生活状况，上面的这个结论也许便会是正确的。
1842年7月，24岁的马克思在取得了哲学博士学位之后从故乡德国特利尔来到波恩。在那里，他只是为《莱茵报》撰稿，后来又担任了这份报纸的主编。这期间，他经常通霄达旦地写作，基本没有锻炼身体的时间。1843年3月，离开《莱茵报》之后的马克思阅读了法国哲学家、历史学家和英国经济学家的大量著作，并在1844年春天写出了一部内容广博的著作《经济学──哲学手稿》。紧接着，他又投入到另一本大部头著作《神圣家族》的写作，并在恩格斯的帮助下，于1844年9月完成。
1845年底开始，他又同恩格斯一道，用了6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又一部手稿多达几百页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7年1月至6月，他集中精力完成了《哲学的贫困》；
1847年底，与恩格斯完成了《共产党宣言》；
同年3月，与恩格斯合作《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
除此之外，这一期间，他还为《德国年鉴》《前进闻》《德意志——布鲁塞尔》《新莱茵报》《纽约每日论坛报》等报刊撰写了大量文章。
24岁至34岁这10年，马克思像一部不知疲倦的机器，日夜不停地运转着。虽然，他的精力是那样旺盛，身体是那样强壮，但是，长期超负荷的脑力劳动不对他的身体产生损害，是不可能的──他毕竟是人，需要休息。
十九世纪50年代的马克思，除了继续为各类报刊撰稿之外，他开始着手系统地研究政治经济学。不仅如此，他还埋头读了大量的政治史、文化史、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外国文学等书籍，在读书过程中深入研究问题，并将对问题的思考写成文字。
1850年秋开始，马克思更多的时间是在英国博物馆的阅览室里度过的。早上9点到晚上7点，在这个当时拥有全世界的图书的地方，他如饥似渴地埋头读书，并做了大量的笔记。
当时曾经几乎每天都到马克思家作客的李卜克内西对马克思的回忆，也许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他那时的工作状况：“他工作的时间很长，而且，因为在白天常被搅扰，他就熬夜。我们晚间开会回家时已经不早了，但他还要坐下来干几个钟头，而且这几个钟头又逐渐一点点延长，最后达到通宵达旦。”
不幸的是，马克思终于积劳成疾。50年代中期，马克思患了肝炎。那时，马克思还不到40岁。在这之后，他不但没有得到充分的治疗和休息，反而比以往更劳累了。
1862年至1867年3月，马克思用了整整6年的时间，写出了充分体现他历时25年之久的经济学研究成果──《资本论》第一卷手稿。为了这部著作，他读了1500本书。而就在这期间，他的肝病日益加重，病痛越来越剧烈了。
这部标志他理论创作成就的《资本论》，几乎耗尽了他全部的心血，以致于他没有能力继续《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的整理工作了。
也许无需再列举其他事例了。上面提到的这些艰苦繁重的工作，足以击垮任何人，当然也包括马克思的身体，这是毫无疑问的。
三、30年窘困的生活，使他长期营养不良，原有疾病也得不到应有治疗，进入老年时期时，他已经多病缠身

马克思与夫人燕妮·马克思

与战友恩格斯在起草《共产党宣言》

与恩格斯一道探讨问题

马克思临终前，还在与恩格斯一道进行理论探索
在繁重的科学研究和写作的同时，贫困的生活又加剧了他的这些疾病。
马克思一生的绝大多数时期，是在贫困中度过的。
1844年前后，马克思几乎身无分文，而此时他的夫人燕妮已经有孕在身。这种窘迫的困境持续了几个月，直到1844年3月，他的战友们先后两次给他寄来了1000培勒和800法郎，他才暂时解除了生活的忧虑。
可是到了1845年2月，马克思被普鲁士反动政府及其法国帮凶由巴黎驱逐到布鲁塞尔时，他全家几乎一贫如洗，甚至每天买面包的钱都没有了。这时，恩格斯把自己《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稿酬交给了马克思，才使他解决了吃饭问题。
1849年到1853年，是马克思一家最困苦的时期，贫穷几乎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为了维持一家人最基本的生活，家里值点钱的物品，甚至连衣服、被单等都一件件拿去做了抵押。他的家里甚至经常拿不出几个便士来购买他写作必须的纸张，报纸和邮票也买不起了。从1852年9月8日他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可以看出他当时的贫困。
“今天在非常紧张的气氛中收到您的信。
我的妻子病了，小燕妮（马克思的女儿）病了，琳蘅（马克思家的保姆）患了一种神经热。医生，我过去不能请，现在不能请，因为我没有买药的钱。8至10天以来，家里吃的是面包和土豆，今天是否能够弄到这些，还成问题。这样的伙食自然没有什么益处……
因此，我把偿付所有各款的期限拖延到9月初，你知道，对他们的债务，总是一小部分小部分分期偿还的。现在，四面八方都在袭击我了。
和最理想的是发生这样的事：女房东把我从房子里赶走。那时，我至少可以免付22英镑的房租。但是，我未必能够得到这样大的恩典。此外，面包铺老板、牛奶商、茶叶商、蔬菜商和肉铺老板那里，都还有赊欠。怎样才能还清所有这些鬼帐呢？”
由于缺吃少穿，他的6个嗷嗷待哺的子女全部体弱多病。1850年11月，他刚满周岁的次子吉多由于肺炎夭折了；一年半之后，刚刚度过周岁生日的三女弗兰契斯卡又于1852年4月辞世了；三年之后，长子埃德加尔又患了肺结核离开了他。
这样的贫困一直持续到1870年9月。这一年，恩格斯在脱离有他股份的欧门──恩格斯公司时，拿到了一笔款子，这笔款子足以保障他本人和马克思全家基本的生活支出。这时，52岁的马克思终于卸下了压在他身上的生活重担。
试想，在如此贫困的30年中，连一家人的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的马克思，自然谈不上对自身疾病及时有效的治疗了，因此，他的病情越来越重；同时，长期的营养不良，抵抗力下降，不仅加剧了已有的疾病，而且又使他患上了新的疾病。到了55岁的时候，马克思已经病体不支了。
四、严重高血压中的他，依然拼命写作和研究，加上他不肯进行必要的锻炼，造成了其他疾病的加重

1875年的马克思

散步
1873年秋天，马克思患了严重的头痛病，原因是他的血压很高。经过他和恩格斯共同的朋友古姆佩尔特医生连续几个星期的治疗，他的头痛终于减轻了，恩格斯和医生松了一口气，因为只有稳定了血压，他才能避免中风的危险，同时，他才能重新投入写作。
在第二年至1879年的3年间，他遵照医生的劝告，每年都去卡尔斯巴德疗养一次，而在疗养中，他的身体状况的确有了极大的好转。他差不多已经摆脱了肝区疼痛、食欲不振、消化不良的症状，但是他的慢性胃病和失眠症却没有明显好转，特别是他的顽固性失眠，又使他的头疼了起来。1878年开始之后，头痛和失眠又重新发作起来。
其实这时，马克思虽然年近六十，但他完全恢复健康还是有可能的，只要他完全休息。但是，他却倔强地放弃休息，他智慧的大脑和勤劳的手一时一刻也不肯停止思考和写作。为了完成他的主要科学著作，他又重新投入研究工作，并且研究的范围显著地扩大了。
恩格斯在谈到这一点时说：“对于一个从历史起源和发展条件来考察每一件事物的人，一个自然问题是要引起一系列新的问题的。原始社会史、农艺史、俄国的和美国的土地关系、地质学，等等──这一切马克思都进行了彻底的研究，为的是把论地租的一章写得尽量地完善。他能轻松自如地阅读日耳曼语系和罗马语系的各种文字。此外，他还研究古代斯拉夫语、俄语和塞尔维亚语。”
能做到这些，对于一个健康的60岁的老人，已经是相当繁重的任务了，但这些只占去他工作时间的一半。马克思虽然退出了公共活动，但是他并没有停止在欧美工人运动中的活动，他差不多同各国工人运动的所有领导人都保持通信联系。每当遇到重大事件，他们总是尽可能地亲自前来求救。写信和接待战友又占去了他工作的另一半时间。
为了完成这些工作，他每天都忙碌到半夜甚至更晚。从早晨走进书房之后，他便在书房读书、思考或写作，只有吃饭或晴朗的傍晚外出散步的时候，他才不情愿地走出书房。
这种持续不变的劳累，使得他的病情越来越重。而且，他还大量地吸烟。由于长年的贫困，他吸的都是劣质烟，因此，损害了他的肺部和气管。
马克思的女婿法拉格回忆，这期间的马克思不愿也不肯花费一点的时间进行体育锻炼，他的活动就是散步，更确切地说，是踱步──在他的书房里，从门口到窗前的地毯上，留有一条像当草地上小径一样的长痕，那便是他考虑问题时踱步踏成的。如果他年轻时更多地从事一些体育活动，他必定会成为一个强壮的人。
五、夫人燕妮的去世，给了他精神上的巨大打击，以至于无法参加夫人的葬礼

燕妮· 马克思

马克思与燕妮
1878年秋天，马克思亲爱的妻子燕妮身体状况很不好，这使他在精神上增加了极大的压力。自1843年他们结婚以后，在漫长的岁月里，他们始终相濡以沫，互敬互爱，一同走过长达三十多年的人生道路。燕妮在马克思的生活中发挥着无人能替代的作用。特别是在确诊燕妮患的是肝癌之后，他痛苦得几乎绝望，因为在这之前，燕妮的病因始终没有确定。1879年，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我妻子的病很危险，我自己也远没有完全康复。”
在燕妮患病的那些日子里，马克思的病情也在加重。但是他强忍着剧烈的头痛和头晕，一面照顾着妻子，让她快活，让她尽量减轻腹部的疼痛，享受更多的生活乐趣；一方面坐在书房里赶写《资本论》第二卷。恩格斯后来发现，他在那个时期写的手稿，相当多地留下了他同病痛进行顽强斗争的痕迹。
1881年七八月间，在燕妮的生命到了最后阶段的时候，马克思陪同夫人从伦敦去了巴黎的女儿家，共同完成了他们一生中最后的一次旅行。可是在回到伦敦的时候，他却患了胸膜炎、支气管炎，已经有所好转的肺炎也再度复发。
他们的女儿爱琳娜后来描述了当时的情景：“在前面的大房间里，躺着我们的母亲，旁边的房间里躺着摩尔（马克思）。这两个难舍难分、相依为命的人竟不能同居一室……”
这期间，马克思还是在身体及其虚弱、病痛极其剧烈的情况下，写了大量文章。1877年夏天，他为恩格斯的《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一书中写了第二篇第十章；1879年秋季，他又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撰写了大量文章；1880年5月，他为法国工人党起草了纲领性的理论性导言。1881年12月2日，燕妮离开了马克思，独自上路了。这是马克思一生经受的的精神打击，他的身体一下子垮了下来。那天，恩格斯看到马克思难以克制的悲痛，就说“摩尔（马克思）也死了”。这时，他的病情迅速恶化，以致于医生阻止他参加在海格特公墓为燕妮举行的葬礼。恩格斯代替他参加了葬礼，并在燕妮的墓前致悼词。
六、辗转不停的疗养，并没有使他康复，而就在夫人逝世刚满一年时，大女儿辞世的噩耗终于将他击倒

与大女儿燕妮

与恩格斯和他的女儿们，右一为燕妮
燕妮逝世两周后，1881年12月15日，马克思在信中写道：“当我从最近的一场病中脱身出来时，我已经是一个双重的残废人：精神方面，由于我妻子的去世而一蹶不振；身体方面，由于病后留下来的胸膜硬化和呼吸道过敏的痼疾而衰弱不堪。可惜，我还得把一些时间完全花费在康复我的健康上面。”
马克思不得不接受医生的劝告，在后来的几个月里，先后去了气候温暖的怀特岛和阿尔及尔休养。1882年2月20日，他到了阿尔及尔，但是由于旅途的寒冷，他再一次患了胸膜炎。5月2日，他又转到蒙特卡罗，可糟糕的是，他的胸膜炎日益加重了。
可是，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这个重病号还在利用任何机会搜集新的资料。在阿尔及尔，他女婿龙格的一个朋友能够向他提供有价值的详细资料，他就拖着病体同那位朋友进行了多次长时间的谈话，并且同正在伦敦的恩格斯通过信件交换意见。
直到到了巴黎近郊的女儿燕妮家里，并且在夏末又到了瑞士之后，马克思的健康状况才有所好转。
这年10月，当他回到伦敦的时候，他的精神看上去似乎很饱满，体力也比以前强壮了许多。这时，他想重新开始工作，可是医生却不让他留在伦敦过冬，因为患有支气管炎的他，只适合去英国南部的沿海。于是，他便去了文特诺尔。可是，那里又遭遇到阴湿多雾的天气，他又患了感冒，以致身体再一次衰弱下来。任何工作都谈不上了，包括《资本论》第二卷的写作，也包括为《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尽管他对科学上的一些发现，甚至那些与他的工作并无密切关系的科学发现，例如德普勒在慕尼黑电气展览会上所做的种种试验，他都抱有极大的兴趣，而来自于肝病、胸膜炎、肺炎和支气管炎的病痛却时刻折磨着他。
1883年来临的时候，马克思的生命似乎已经走向了尽头。1月11日，他的大女儿燕妮的死讯给了他致命的最后一击。当时向他报告这一噩耗的小女儿爱琳娜后来回忆说：“我一生经历了不少的伤心事，但是像那次那样心情沉重却从来没有过。……我感到自己此去等于是把死刑判决书带给我的父亲。在漫长的旅途中，我焦急地绞尽脑汁，不知该采取什么方式把这件事告诉他。但是，不等我开口，他已经从我的面部表情看出来了，他说，我们的燕妮死了……”第二天，满头白发、步履蹒跚、气喘嘘嘘而且浑身疼痛的马克思回到了伦敦，并且一病不起，再也没有站起来。
1883年，是马克思生命中的最后一年。这年年初以来，他的支气管炎日益加重，接着又并发了喉头炎。他不仅咳嗽不止，气喘嘘嘘，而且由于吞咽苦难而几乎不能进食，只得强忍着喉头的疼痛，喝着他生平最讨厌的牛奶，以获取维持生命的能量。2月份，他的肺部出现了脓肿，持续高烧不退，咳嗽进一步加重。虽然这时，他每天坚持服药，但这时药物对他的病症已经不起太大的作用了，而只是使他的食欲减退，消化不良。他一天比一天消瘦下去，但是他的精神依然那样饱满，睿智的眼睛依然放射着光芒──他没有被病痛吓倒。在这期间，恩格斯像往常一样，每天都来看望他，并且和他在一起的时间比以往要长得多，一陪就是几个小时。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的第二天曾在信中说：“6个星期以来，……每天早晨当我走到拐角的地方时，我总是怀着极度恐惧的心情看看窗帘是不是放下来了。”
3月份，马克思的病情似乎有了好转的迹象，因为他的高烧、咳嗽基本消失，吞咽食物也比较容易了。然而，这是一种假象──马克思并没有从此恢复健康。
七、在前后不到两分钟的时间里，他便倏然长逝

坐落在英国海德特公墓的马克思墓

坐落在德国柏林的马克思、恩格斯塑像

马克思逝世102年后，马克思、恩格斯雕像屹立在上海
1883年3月14日下午，恩格斯照例来到伦敦梅特兰公园路41号马克思的家。走进房间之后，恩格斯看到“全家人都在掉眼泪，看来他快到了临终时刻”。恩格斯立即询问情况，以便进行安慰。跟随马克思一家多年的琳蘅·德穆说，刚才他咳了一点血。琳蘅走上楼去，马上又下来，说他处在半睡状态。恩格斯马上走进楼上的书房。可是这时马克思再也没有伸出双手迎接他的老朋友──马克思安祥地睡了，他的脉搏和呼吸都已经停止。这时，时钟指向两点45分──马克思的生命之钟永远停摆了。这一年，马克思65岁。
马克思的逝世，是整个人类不可估量和无法弥补的损失，正像恩格斯所说的那样：“人类失去了一个头脑，而且是失去了人类在当代所拥有的最重要的一个头脑。无产阶级运动在沿着他的道路前进，但是法国人、俄国人、美国人、德国人在紧要关头都自然地去请教的中心点消失了，而且过去，他们每次都能从这里得到明确而无可反驳的，只有天才和造诣极深的人才能做出的答案。”人们感到了极大的无法克制的悲痛。
但同时，对于马克思的突然逝世，当时乃至今天的人们，又感到由衷的宽慰和欣然，因为这无疑使这位伟大的老人免遭更为难以忍受的肉体折磨，而让生命最后带给他的不是病痛而是安祥。虽然，他连一句遗嘱都没有来得及留下，但人们还是为他这样匆匆上路而感到莫大的安慰。
关于这一点，恩格斯说了下面一段话：“医术也许能使他的生命再延缓几年，使他毫无希望地消磨残生而不是立即死去，以此为医学技术增光。但这绝不是我们的马克思所能忍受的。面对着许多未完成的工作，渴望去完成它们而又苦于无能为力，这样活着对他来说会比安然死去痛苦千倍。他常喜欢讲伊壁鸠鲁说过的一句话：‘死亡对于死者并非不幸，不幸的是生者！’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位伟大的天才憔悴衰老，消磨残生，去给医学增光，去受他在年富力强时痛骂的庸人的嘲笑──不能！他的逝世要比这强过千倍，我们把他送到他要安息的墓地去，要比这强过千倍。”
1883年3月17日──马克思逝世后的第三天，他的遗体被安葬在海格特公墓，他的夫人燕妮先于他15个月已经安息在那里。
这天的安葬仪式极其简单，只有他生前的几个朋友站在他的墓穴旁。没有送葬的队伍，没有低沉的哀乐，甚至没有一幅他的遗像──他的家人免除了一切仪式，因为那样会显得与死者的一生极不协调。这也许是当时乃至从此之后一个多世纪以来无论名人还是常人的最朴素、最简单的葬礼。但是，由恩格斯用英语所作的悼词，却是任何死者都享受不到的最华美、最隆重、最崇高的评价：
3月14日下午两点三刻，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停止思想了。他一个人留在房间里还不到两分钟，等我们再进去的时候，他已经坐在安乐椅上静静地睡去了──永远睡去了。
这个人的逝去，对于战斗着的欧美无产阶级来说，对于历史科学来说，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位巨人逝去后所形成的空白，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会感觉到。
正如达尔文发现生物界的发展规模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各种思想体系所重重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有了衣食住行，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活动，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产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律规定、艺术乃至宗教观念便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也就必须从这个基础出发来加以说明，而不是像过去那样本末倒置。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因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运动规律。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社会主义批评家过去所作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而随着剩余价值的发展，这一领域就豁然开朗了。
一个人能有这样两项发现，可以说是不虚此生了。甚至只要能做出一项这样的发现，也已经是幸福的了。可是，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很多，而且对其中任何一个领域的研究，都不是肤浅的。
这位科学巨匠就是这样。但是这在他身上远不是主要的。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把历史推向前进的革命的力量。虽然任何理论科学中的每一种新发展，甚至尚无从预见其实际应用效果的新发展都使他感到喜悦，但是当有了立刻会对工业和整个历史发展发生革命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完全不同了。例如，他曾经密切地注意电学方面的各种发现的进展，不久前还注意到赛尔·德普勒的发现。
因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采取各种方式参加*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制度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他第一个使无产阶级意识到本身的地位和要求，意识到本身的解放的条件。这一切，实际上就是他毕生的使命。斗争是他得心应手的事情。很少有人像他那样热情、顽强并卓有成效地斗争着。1842年，他任《莱茵报》的编辑；1844年参加巴黎出版的《前进报》的编辑工作;1847年为《德意志──布鲁塞尔报》撰稿；1848年到1849年出版《新莱茵报》；1852年至1861年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写作许多富有战斗性的文字，参加巴黎、布鲁塞尔和伦敦的各个组织的工作。最后，他创立了集这一切工作之大成的伟大的国际工人协会──其实，协会的这位创始人即便没有做过其他任何事情，只此一件，就足以使他自豪的了。
正因为如此，所以马克思是遭人嫉恨和受人诬蔑最多的人。各国政府──无论专制政治还是共和政府都曾把他驱逐出境；资产者──无论保守派还是极端民主派，都纷纷争先恐后地诽谤他、诅咒他。他对这一切毫不在意，把它们当做蛛网一样轻轻地抹去，不予理睬，只是在迫不得已时给以答复。现在他逝世了，整个欧洲和美洲──从西伯利亚矿井到加里福尼亚，千百万革命战友无不对他表示崇敬、爱戴和哀悼。我敢大胆地说，他可能有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
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