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末，马克思主义话语随着苏东国家向资本主义的演变而日渐衰落和凋敝。金融危机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促使人们把目光转向深刻揭示自由主义话语悖谬和资本主义制度局限的马克思主义，聚焦未来社会中人的自由和解放的马克思主义话语正在“复活”。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逻辑”和“阶级分析”的话语切入到金融危机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本质的一度”。时代的变迁和经济领域的发展为马克思主义话语在全球“复活”提供新的理论空间。

[关键词]金融危机;马克思主义话语;“复活”

作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话语的兴衰沉浮与世界文明发展态势紧密关联。在20世纪特别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世界社会主义实践曲折发展时期，马克思主义话语备受争议，呈现一幅迷惘低落的状态。彼时，有学者以现实世界的变化和经验层面的社会主义运动失败为由否定马克思主义话语对时代问题的解释力和改造力，喊出“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了”，“把马克思主义送到历史的博物馆”，“马列主义已经丧失了它的历史地位”[1]296的口号。美国教授大卫·莱布曼(DavidLaibman)甚至发现西方马克思主义竟逐渐淡忘肩上的历史重任、最终加入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义队伍的奇怪现象。[2]549

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无法摆脱的噩梦，使人们再次想到了马克思，西方一些国家政要、学术精英等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试图从中寻找能够合理解释这场危机的理论根源及缓解良方。在金融危机前后的“时代场域”中来理解马克思主义话语，有助于我们深化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内在发展困境的正确判断以及唯物史观前瞻性的科学认知，使其在当代视野中获得进一步发展和创新。

一、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从抛弃到认同

20世纪下半叶，西方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将马克思主义视为是一种蛊惑人心的话语，并且以宣称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核威胁为由，倡导以资产阶级关于抽象的人、人性、人的尊严、人的自由、人道主义来代替历史唯物主义，以世界充满爱来代替严酷的阶级斗争的观点开始流行并得到一部分人的认可。这股反对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意识的社会思潮曾经一度非常猖獗，不但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提供了条件，还引起思想战线上的混乱。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思想领域虽然明确把马克思主义放在指导地位，但是这一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成为“名誉”上的存在，并未真正深入到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党和人民的内心深处，可见，即使马克思主义由一个在欧洲徘徊的“幽灵”变成一种活生生的实践;马克思主义武装的政党，由一个流亡者的小组织变为许多国家的执政党，马克思主义在全球依旧处于试图寻求认可的境地，依旧是许多人心目中的异在和他者。苏东剧变之后，马克思主义话语更是大幅度地让位于处于强势地位的作为资本主义精神支柱和说理论证的自由主义话语。

金融危机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使得西方社会的一系列弊病，如社会贫富差距悬殊、难民潮危机、恐怖主义猖狂、民粹情绪弥漫等问题集中爆发。在某种程度上讲，这是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必然。一些效法西方，走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发展中国家亦面临严重困境：有的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有的发动“颜色革命”造成政治动荡、国家分裂，有的则成为西方的附庸国。面对时代对资本主义提出的质疑与挑战，自由主义话语做了部分修正与调整。不得不承认，自由主义话语表现出较强的自圆其说和“自我修复能力”，甚至要比固守经济决定论的苏联马克思主义以及脱离实践空谈个性自由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要高明得多，但其话语本身很难真正阐明金融危机中西方社会所暴露出的严重社会问题。美国学者迈克尔·斯彭斯(MichaelSpence)毫不客气地指出，在今天的美国，钱是蛊惑人心的伟大推动者。金融危机让人们明白，被“自由、民主”价值光环笼罩的现代西方，在个人与社会之间做了错误的二元划分，个人丧失社会根基而沉溺于自我的迷宫且自身力量日趋枯竭，资本主义制度可以“起死回生”、“永世长存”的美梦已经幻灭。

人们把目光转向了深刻揭示自由主义话语悖谬和资本主义制度局限的马克思主义，曾经一度被教条化侵蚀，真正的、尊重客观历史规律的、聚焦未来社会中人的自由和解放的马克思主义正在回归，并在资本主义世界里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同。人们开始承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认为它即使不是唯一的真理，也为人类正确、合理地认识纷繁复杂的社会历史提供了一种理论指导，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某种可能，是迄今仍内含着活力与潜力的历史哲学。当代颇具影响力的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思考背景，紧密结合当今世界的现状和人类的现实困境，指出倘若没有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深入持久的批判，没有社会主义事业理直气壮地回应西方关于马克思主义的10个质疑所施加的压力和挑战，人类社会或许会遭遇更悲惨的不幸。“作为有史以来对资本主义制度最彻底、最严厉、最全面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大大地改变了我们的世界。”[3]8美籍学者肯尼斯·苏林(KennethJamesSurin)在《尚未自由：解放与下一个世界的秩序》中赞同马克思关于“剥削是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来源”、“商品生产与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攫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说法，并尝试从从剥削的现实出发来批判资本主义。他认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刻画的场景：资本家无止境地追求利润，不把工人当人看，并且指出如果我们认为这不过是对马克思所生活的十九世纪的事情的记录而与现在无关的话就会犯严重错误，因为如果马克思来到今天的日本，无论走到哪里，他恐怕也会感到惊讶，觉得剥削要比一百年前残酷得多。[4]2叶夫根妮·莫罗佐夫(EvgentMorozov)则立足于当代互联网的发展，犀利地指出情感、创意等极具主观性的东西也有可能被金钱化，信息控制和新媒体空间操纵造成人的商品化程度加深，并慨叹地说“我们现在都应当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一个人即使不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也会深切地感受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不公且深感痛心。[5]65总之，“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了”这种老调重谈的话语在金融危机中不攻自破，资本主义内部虽然经历了不断的更新和完善，但这些都是量的调整，并未从根本上突破自我局限发生彻底的质变，金融危机所表征出的种种动向都激发了马克思主义话语并被再次得到印证与人们的认同，在全球愈发彰显出生机与活力。

其实，要抛弃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言论一直不绝于耳，尤其是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但是我们冷静地加以分析的话就会发现，如果一种话语被否定了100多年还在被否定，这其实从反面证明了该话语非但没有幻灭，而且还具有强大的理论魅力，并能够对当代社会发展的实践进程产生至关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巨大的财富和权力分配差距，帝国主义战争，得寸进尺的剥削，压迫性越来越强的国家……所有这些可以用来概括当今世界现状的重大问题，其实都是马克思主义两百年来一直不断思考并着力解决的。”[3]17因此，只要资本主义没有结束，马克思主义就不会退出历史舞台，而当前马克思主义话语非但没有被抛弃，反而被越来越多的人作为认识工具去观察、去探索、去沉思相关的社会现实问题，去寻求科学的答案，并在全球呈现“复活”态势。

二、马克思主义话语在金融危机中何以“复活”

当然，我们对该问题的认识不能止步于从一般层面宽泛地谈论马克思主义话语在金融危机后的“复活”，还有必要深度阐明马克思主义话语“复活”的主要根源和深层机理。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在国内学术界是一种主流话语，得到绝对的肯定和拥护，但该话语尚存在某种程度上的普遍化和泛化的特征，而缺乏直接的针对性，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马克思主义话语的现实解释力和理论影响力。因为20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对马克思主义话语的抛弃主要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是西方政客、智囊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敌视而全盘否定之;第二种是西方专家、学者基于时间、空间、条件的变化，针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个方面而部分否定之。马克思主义话语能够“复活”大多数是在后者的范围内，毕竟没有任何统治阶级愿意将自己的阶级统治拱手相让，后者一般情况下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层面的抽象、纯理论否定，而是有着特定内容的具体否定，即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解释和阐发以及相应的阶级斗争理论在迅速变化的当代社会，是否依然有效和有价值。因此，在金融危机后思考马克思主义何以复兴以及复兴什么话语时，就不能停留于一般的方法论和知识论的争论，而必须对马克思主义话语做更为详细的剖析。在现代化背景下，马克思主义话语之所以“复活”是因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体制形成的深刻认识能够真正切入到金融危机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中去。具体而言：

第一，资本主义社会虽然遭遇了金融危机的重创但并无快速衰退的表征，“资本逻辑”依然借助于资本主义制度而在全球进行着有力的统治，这呼唤着马克思主义话语对此种现实的分析和表达。我们知道马克思是通过对资本逻辑的分析来完成自己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经济运行机制的批判的，因为推动现代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因素有很多，但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应当是：快速流动不断增值的资本、日益创新的技术，以及把两者紧密结合与配置的市场机制。资本在促进社会现代化发展方面具有无与伦比的力量，但其自身无法确保发展的成果为所有劳动者共享，相反它总是遵循不断“生产—流动—增值”的内在逻辑。资本的逐利原则在今天依然十分强大，并表现出各个方面的不良后果：资本、技术、市场规则制定权等要素的不公平造成贸易秩序在世界范围和一国范围内的不公平。就国际而言，资本逻辑是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分水岭，传统社会中各个国家间彼此的收入差距非常有限，现代社会“却通过一种近来被称为‘大分流’(GreatDivergence)的过程导致不同社会间收入不均的增加。国家间的收入差距达到50:1之高”[6]3;就发达国家内部而言，人们一度认为福利政策能够降低社会不同阶级之间的收入差，但现实表明，尤其是资本主义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发达国家之前颇为得意的“中产阶级”的破产，昭示社会基础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稳定，1%的社会精英和99%的普通大众之间的差别依然巨大。以日本为例，松下幸之助每天消费之后剩下的收入是906.7万日元，而普通老百姓每天劳动所得收入大概是几千日元到一两万日元[7]12。不仅如此，在资本逻辑统治下，人的物化、异化、原子化等问题就未能得到彻底、有效解决。所以，目前资本主义虽然相对稳定，但马克思主义话语并未丧失其价值，依然在鞭挞社会问题、探求发展新出路中发挥持久作用。

第二，马克思主义话语在表达历史和社会现实时，从不模棱两可而有一定的形式和明确的思想，那么这个形式和思想是什么?笔者认为，它就是一种无产阶级解放的革命话语。马克思主义在金融危机后“复活”的另一很重要原因在于，它以经济事实为依据对自由主义所谓自由平等话语的虚假性和无产者的“新奴隶”本质的揭露，与金融危机向我们展示的西方社会现实是相契合的。马克思创立的使“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的学说完全不是基于对人性完美和单纯道德理想的追求，而是考察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运动、揭示剩余价值的秘密所得到的结果。2008年的金融危机再次表明把当今时代看作是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的共同发展时代的观点，从认识论上说是夸大当前世界形势中的某一侧面而导致的错误看法。这一点为更多人产生共鸣，正如列宁所言：“当人们还不会从任何一种有关道德、宗教、政治和社会的言论、声明和诺言中揭示出这些或那些阶级的利益时，他们无论是过去或将来总是在政治上作受人欺骗和自己欺骗自已的愚蠢的牺牲品的。”[8]446举例来讲，当今世界，在核武器威胁面前及在维护人类共同的生存环境方面确实存在着一定的人类共同利益，但是核武器终归是由一定阶级的国家权力所掌握，它的生产和销毁总是取决于国际范围内一定阶级力量的对比;维护生存环境方面的人类共同利益也同样受到阶级利益的制约，是根本上服从于阶级利益的。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把含有剧毒污染危险的工业及核废料、高污染物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事实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西方主流话语之所以并不足以解决问题、应对危机，是因为这种“问题解决理论”是服务于符合既定秩序的国家、部门或阶级的特殊利益的理论。[9]192而马克思主义强调，真正能维护全人类利益的是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完成解放全人类的使命后才能彻底解放自己，真实的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形成也只能是在经过社会主义又实现了消灭阶级对立和一切阶级差别的未来社会里。

马克思主义话语有其作为历史性思想所达到的时代高度，是在具体时代中形成的认识史的总和。在当代，真正具有生命力的思想都不能绕开马克思主义，都必须和它在对话、交流中检验自身的有效性和科学性，否则只能重蹈被马克思批判的覆辙。在此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和话语表达成为现代西方文化的真正起点，任何试图在思想上有所创新的现代学者都不能置马克思主义于不顾，而要不断地向马克思主义回溯，并挖掘出符合新情况、新特征的新的话语。

三、审视马克思主义话语“复活”的新空间

金融危机使得西方社会的诸多弊病暴露无遗，而马克思主义话语能够站在时代的前沿，切入这些问题的要害和实质，显示出自身的当代价值和旺盛生命力，这一点连西方右翼学者也能清楚地感受到。但与此同时，我们不得不客观地说，长期以来由于西方忽略了对马克思经济学批判维度的研究造成“没有经济学的马克思”的荒谬景象，这使得要真正在全球“复活”马克思主义话语的精神实质和核心思想还有一定很大的空间。

我们知道，面对物质繁荣、阶级矛盾缓和的资本主义社会，卢卡奇开创了一条通过理论思辨提升阶级意识、从而克服思想异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新理路。这一战略调整带来了双重后果：一方面，它敏锐地捕捉到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对资产阶级如何借助消费活动制造更为深刻的思想拜物教问题进行了精辟阐述。另一方面，这种研究方式看似是对思想异化研究的逻辑使然，实则开启了一条极为险恶的理路，因为在文化探讨中不由自主地忽视、甚至抛弃了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的客观线索和经济维度，实际上已经与马克思越来越远。换言之，西方学者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剖析了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即铺天盖地的媒体促销、信用卡透支等各种宣传手段促使人民大众疯狂地陷入消费的温柔陷阱之中，真实需要和虚假需要、统治与被统治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无产阶级也因为拥有日益充足的物质财富而否认其无产阶级身份并化身为现存秩序拥趸者)，但马克思融经济和文化为一体的双重批判思路却遗憾地被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曲解为单一的文化批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边缘化使得2008年金融危机在肆虐全球造成不平等等问题愈演愈烈时，新自由主义虽屡遭批判，马克思主义话语也并未完全占尽先机。而后出现了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戴维·哈维(David Harvey)等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倾向于经济领域的研究，但这些断续、零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没有发展出成熟、连续一致的经济学理论，很难与新自由主义话语相抗衡，马克思主义话语在经济领域的“复活”依然需要久久为功。

此外，批判否定马克思主义话语的最有力的武器，就是用科学的方法和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我们很高兴看到马克思主义话语在金融危机之后呈复活态势，但同时需要警惕现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所出现的各种虚假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8]439。那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在处心积虑地否定马克思主义巨大的社会作用，宣称“马克思主义已死”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是一些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包括一些西方左翼理论学者，把自己包装成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虽然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猛烈批判，但要么没能发现无产阶级所蕴含的革命潜力，要么质疑无产阶级是否有能力担当解放全人类的重任，从而把解放的理想寄予所谓的“中产阶级”或社会精英。或者他们只是批判“恶”的资本主义，把针对社会弊端的改良制度如民主社会主义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想状态。将这些思想视为马克思主义话语就不可避免地降低马克思主义话语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纯度”。

在国内，金融危机之后马克思主义话语更是得到普遍的认可和推广，但其中不乏一些“虚假繁荣”。一些人明白像西方政客、智囊那样直接否定、抛弃马克思主义的做法不可行，便把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割裂开来，借“发展”之名行“修正”之实，将马克思主义变为符合自己口味的话语。他们借口过去在认识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话语上存在的片面性问题，如“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敲响了”，认为马克思所描绘的资本主义的灭亡图景是指日可待的事情，并指责马克思主义话语脱离实际的倾向，即过分夸大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和腐朽性，轻视资本主义制度现时的生命力。熟不知，马克思此处运用的是一种“历史必然的方法”。诚然，马克思主义话语不能停留在套话上，要实现“落地”就必须结合时代和实践的新问题进行具体分析。但只讲“发展”不讲“坚持”的虚假繁荣需要防止。为此，进一步夯实马克思主义话语的理论基础，明确马克思主义的话语表达方式，让马克思主义有个“准”成为马克思主义话语真正“复兴”的基石，也是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发展的底线，凡是不赞成甚至反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尽管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口号喊得震天响也不是马克思主义。

时代在发展，世界在变化，这为马克思主义不断讲新话提供了广阔空间。金融危机之后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潮流，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斗争以及这些国家共产党对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寻求，第三世界广大人民反霸权、反资本掠夺，反旧经济秩序的斗争，是当代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前进的三大进步潮流。可以说，当前世界局势处于一个新的拐点之上：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做得好，就会真正开辟出一条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实现自身的伟大复兴;但如果做不好，就会错失社会主义历史上最伟大的飞跃和千载难逢的时机，陷入万劫不复之地。所以，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挑战反而会比历史上任何时候更加复杂、更加尖锐，但这也是马克思主义话语全面“复活”的新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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