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被诬蔑的弥天大谎

           在当今中国，“反斯为反毛，反毛必反斯”，这是一条定律。

           实际上，自苏联解体以来，陆续揭密的苏联档案，不仅没有提供什么攻击斯大林的“炮弹”，反倒一次次地戳穿了诬蔑斯大林的弥天大谎。这里，就例举几个最主要的问题，看看历史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

           一，所谓肃反扩大化的问题

         苏联肃反到底镇压了多少人？这是个众说纷纭、各种说法相差极大的一个问题。持不同政见者瓦?别洛策尔科夫曾经宣扬，“1亿8000万中的3500万，也就是说六分之一人口被这吃人的制度吞没了”。索尔仁尼琴曾经把十月革命到1959年所有死去的人数都加起来，统统算作被镇压的人数。《消息报》在十月革命80周年时发表了一个更加惊人的消息：“共产党政权消灭了1.1亿人”。

           在新出版的《斯大林全集》第15卷中，对被镇压的人数有正式的统计：“1938年，根据fan革命罪条款，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逮捕了52372人，司法机关在审查这些人的案件过程中，对273人定罪，其中89人被枪决，49641人被宣布无罪。如此数量的无罪判决表明，许多人是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被原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逮捕的。他背着中央胡作非为。”

           按照疯狂反斯大林的人的夸大的说法，大清洗过程中遭到杀害的人数，超过了当时苏联有劳动能力的公民总数。这种惊人谎言的编造，足以证明反共势力的无耻。

             二，所谓清洗“列宁近卫军”的问题

         以前有人认为斯大林“无情地消灭了整个列宁近卫军”，即自称为和列宁一起工作过的第一批老党员。其实，在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后，许多人都自称列宁近卫军，连1917年8月才入党的一些托洛茨基分子，也自称自己是“列宁近卫军”。他们在同斯大林为首的党中央斗争失败后，把自己的垮台，也算做斯大林对“列宁近卫军”的清洗。

         其实，斯大林是并不主张采取行政手段处理托洛茨基分子的。拉·卡冈诺维奇的回忆文章，对当时的情况做了详细的描述，证实了斯大林对反对派教育的耐心和仁至义尽：“诽谤者造谣，说斯大林只通过行政手段‘加速’‘收拾’托洛茨基分子和其他反对派。恰恰相反，斯大林和整个中央、中央监察委员会同他们进行了思想原则斗争，希望他们中即使不是大多数也能有部分人洗手不干。有这样一个事实，即党及其中央用了15年时间耐心地与反对派进行了斗争，直到最后才对他们采取国家措施、镇压手段、诉讼程序和枪决。这是因为反对派已经走上了颠覆、破坏、恐怖甚至搞间谍活动的道路……我记得，当我们几个比较年轻的中央委员，即我、基洛夫、米高扬问斯大林，他为什么容忍那些人留在政治局里时，他回答我们说，‘对这种情况不能操之过急。第一，他们也许不敢轻举妄动，不至于把我们逼得必须采取开除他们的极端措施；第二，应该让党了解开除的必要性。’”

     三，所谓“消灭了4万个指挥员”的问题

           所谓“消灭了4万个指挥员”，就是苏联30年代末由伏罗希洛夫处理的36898名军人退役的问题。出于政治和健康条件的考虑，实行了这次退役措施。在退役者中有四分之一的人，即9579人被逮捕。这些人中有许多人提出申诉，国防人民委员部负责审理了这些申诉。1940年5月1日前，有12461名指挥员归队，1500人被释放，有70人被判处枪决。可以说，在被逮捕的人中，有将近三分之一的人是错案。

           斯大林及时地发现并纠正了这一错误，伏罗希洛夫因此还受到斯大林的批评。解密的档案证明，斯大林在1941年5月曾批评说：“当然，可以理解伏罗希洛夫同志。失去警惕性是十分危险的事情，因为为了在前线实施一次成功的进攻，需要成千上万个战士，而为了瓦解这一进攻，只要在参谋部里有两三个该死的叛徒就够了。可是，无论如何不能证明让4万个武装力量的指挥员退役是正确的，这一措施不仅过分了，而且从各方面来讲也是极其有害的。党中央委员会纠正了伏罗希洛夫同志的错误。”这个事件的过程不但不能证明斯大林的粗暴，反而能够证明斯大林的正确。

         四，所谓流放少数民族的问题

             卫国战争时期，苏联曾经把部分少数民族从当地迁徙到边远地区，这成为那些反对斯大林的人指责斯大林“镇压少数民族”的口实。他们宣称，当时苏联内务部部队曾把成千上万无辜的人运到荒无人烟的地区去，试图让人觉得斯大林如此残酷对待少数民族只是出于“荒诞的想法”。

           对此，俄罗斯学者做出了新的说明。第一，这些民族在战争中确有投降行为。根据解密档案中贝利亚1944年5月10日给斯大林的报告，克里木鞑靼人有2万人参加苏联红军，但在1941年红军从克里木撤退时，这2万人全部逃离红军，并加入德国占领军。车臣和印古什人的情况也大抵如此。第二，并非把整个民族都迁徙了，这些民族中一些参加了红军的人、包括一些妇女并没有被迁徙。第三，事情发生在1943年底和1944年初，当时战争情况仍很严重，这些人和德军的配合直接影响了苏军解放北高加索和克里木地区。因此，这件事决不能成为指责斯大林的理由。

         五，所谓《斯大林传略》的问题

             赫鲁晓夫在他的秘密报告中，曾经以很大的篇幅描述了斯大林为替自己歌功颂德的书《斯大林传略》添枝加叶，说斯大林“扮演了编辑兼作者的角色，他是为自己歌功颂德的传记的编撰者之一。”

             现在，斯大林对《斯大林传略》一书校样的修改意见公开面世，作为《斯大林全集》第16卷出版，就彻底粉碎了赫鲁晓夫及其信徒的捏造。历史学家马恰洛夫作为《斯大林传略》一书的作者集体的一员，于1946年12月23日记录的斯大林对《斯大林传略》一书的谈话记录，很能说明问题。

           根据1998年8月13日《苏维埃俄罗斯报》公开发表的记录稿，斯大林的意见是：《斯大林传略》一书“错误太多，调子也不好，是社会革命党人的。什么学说都说成是我的，甚至什么关于战争经常性因素的学说也是我的。原来我还有关于共产主义的学说，瞧，据说列宁只讲过社会主义，关于共产主义一点也没讲过，而我讲了共产主义。还有，据说我有关于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等等的学说。事实上，国家工业化问题的提出恰恰应该归功于列宁，关于农业集体化等问题也是一样。”“在这部传记中颂扬的东西太多，吹捧个人的作用。读者看完这部传记后该怎么办呢？得跪下对我顶礼膜拜。马克思主义不需要你们这么去教育。……我们不需要偶像崇拜者……”“我们有马克思列宁的学说。任何补充的学说都不需要。”“没有一处明确说明我是列宁的学生。不可思议……但只在某一处隐隐约约地提到。事实上，我过去和现在都认为自己是列宁的学生。关于这一点，我在与路德维希那次大家都知道的谈话中明确地说过……”“我是列宁的学生，列宁教导了我，而不是我教导了列宁。任何人都不能说我不是列宁的学生。他开辟了道路，而我们沿着这条开辟出来的道路走。”

             六，所谓斯大林有“偏执狂症”的问题

           赫鲁晓夫在他的秘密报告中恶意散布斯大林具有“偏执狂症”的谎言，企图以此打碎人民心目中斯大林的伟大形象。戈尔巴乔夫在所谓“改革”中，更是变本加厉地把这一谎言当作对斯大林的“致命一击”，到处散布。

           戈尔巴乔夫的宣传机器散布说：杰出的医学专家别赫杰列夫在20年代曾为斯大林做过医学诊断，说他患了“偏执狂”，而别赫杰列夫就因此遭到暗杀，而且引用了别赫杰列夫的孙女的“证词”加以证明。现在，同样是科学院院士、人脑学科专家的别赫杰列夫的孙女，在报纸上公开说出了问题的真相：压根就没有过这样的诊断！她说：“这是一种要宣判斯大林是疯子的倾向，包括借用所谓我祖父的意见，但我的祖父根本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否则我们是会知道的。然而，有人需要这样的说法。他们开始对我施加压力，而我只得证实说，有过这么一回事。他们对我说，他们将发表文章，介绍别赫杰列夫是个无所畏惧的人，为了勇敢地履行医生的职责而殉难。”

           别赫杰列夫的孙女终于说出了真话，有良心的话。她的话不但揭穿了那些无产阶级的叛徒们企图污蔑斯大林的谎言，而且也揭露了这些篡夺了列宁、斯大林开创的事业而无耻背叛的人的卑鄙伎俩。他们竟敢利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强迫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用谎话去污蔑社会主义制度的开创者和领袖，这是世界历史上多么卑鄙无耻的事啊！


             总之，斯大林一生功勋卓著，半个多世纪来对于斯大林问题的争议，不仅是在事实上有出入，而且是不同立场的人对斯大林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能否客观公正地对待斯大林，是是否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

           斯大林早在1943年就说过：“我知道，我死后有人会把一大堆垃圾扔到我的坟上。但是历史的风一定会毫不留情地把那些垃圾刮走！”

             对斯大林、毛泽东的污蔑攻击，不过就是朝伟人的坟上乱扔垃圾的无耻勾当而已，历史的风必将把这些垃圾，连同疯僧这样的小丑，统统刮走，一扫而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