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世界的道德社会

　　先师王明教授，1926年离开家乡浙江乐清县到温州省立第十中学读书，此省立十中首任校长是清末名儒孙诒让先生，从小打下考据学的功底。而后王明老师去杭州读高级中学，考试成绩名列全校榜首，当时正值军阀混战国家危亡之际，先师唯潜心读书而已。直至考入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师从马裕藻、郑奠、罗庸、钱穆、陶希圣、余嘉锡、黄节、顾随诸先生，其间尤得胡适之教授的赏识。先师自北大毕业后，又考取中央研究院的研究生，陈寅恪教授亲任主考，然因回乡探亲逢日寇轰炸滞留未返，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即迁至昆明组建西南联大。王明先生隔年又负笈至昆明，重新考试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导师为汤用彤、唐兰诸教授，所长为傅斯年先生。王明先生为北大文科所首届研究生，住在青云街靛花巷3号的一座楼上，陈寅恪教授也来西南联大任教，没带家属，住在此楼隔壁，王明先生朝夕向他请教。王明先生终生对胡适、汤用彤、陈寅恪的教诲感怀至深，他毕业后留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1949年以后并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59年调入哲学研究所，其一生之学术多为校勘、考据古书，是令人眼花缭乱的虫鱼之学，跟书本打了一辈子交道。我是由天津大学陈国符教授引入道学研究领域的，到北京跟随先师王明教授8年，刻苦研读儒释道三教典籍，直到先师逝世后我主编《中华道教大辞典》，才将多年苦读《道藏》积累的知识派上用场。《太平经合校》与《抱朴子内篇校释》是凝聚了先师王明教授多年心血的力作，当我写成《抱朴子内篇研究》书稿后（此书稿后来改名《魏晋神仙道教》由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先师读后比自己出版了一本书还高兴。他嘱我再搞一本《太平经研究》，并将《道德经》和所谓"四子真经"（《庄子》、《列子》、《文子》、《庚桑子》），加以剖析整理，我自忖要完成先师的遗愿必须花费一辈子的精力去钻研古书。再加上我接受钱学森教授的嘱托以现代自然科学和哲学的知识破解道教内丹学之秘和创立新道学，这些年焚膏继晷的苦读和思考使我身心交瘁。由于内丹学法诀靠师徒秘密的口传心授，这样使内丹学变成神秘的江湖文化，得不到丹道法诀《道藏》中的诸多丹经将无以索解。我为此迫不得已又到隐居山林和民间的丹师那里拜师访道，力图将此江湖文化重新引入学术界，通过我的努力使学者们读懂丹经展开内丹学的研究。我苦心孤诣地承受着沉重的学术劳动和心灵压力，决心揭开丹道法诀之秘，使年轻一代学者不必再走拜师求道的江湖文化路子，使内丹学的研究在学术殿堂上独树一帜。《指月录》载福州古灵神赞禅师，见蜜蜂投窗纸求出，有偈云："空门不肯出，投窗也太痴。百年钻故纸，何日出头时？"我在佛道典籍的故纸堆里已钻研了二三十年，逐渐发现了一些秘密，今将这些体悟向国内外丹道爱好者公布出来，愿后人直接由空门而出，节省一点钻故纸堆的精力。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归根结蒂，都是关于"道"的文化。毛泽东述中国历史云："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至于今。"伏羲、神农、黄帝，古称三皇，都是中国先民原始公社时期的部落酋长。伏羲代表五千年以前的游牧时代和八卦文字的肇始，神农代表农业社会和中草药的发明，黄帝时则氏族原始公社的文明达于鼎盛。还有更早的有巢氏、燧人氏，则代表先民数十万年的历史阶段居住巢穴的建立和火的应用。少昊（少皞）、颛顼、高辛（帝喾）、唐尧、虞舜，谓之五帝，则是先民原始社会部落战争和历史进化的时代，也即老子所说由道而德再到仁、义、礼的道德逐步沦落时代。我曾经发现一种历史进化论的社会动力学，即逐次从体力、神力、德力、权力、财力、智力，再由德力向道复归。我在王屋山访问过专职保护山野猴群的老人，据他说每群猴子中都有一个猴王，可以领导猴群在限定地盘内活动并拥有几个王妃和享有美食，这种自然生态现象实在像我们中国专制政权延续下来的官吏特权。据说猴王的竞选完全靠体力，而且四年一届如期举行，这又类似于现代美国总统的选举。看来体力社会尚处于动物的蒙昧时代，其中"王"的享受特权及竞选程序是有自然生态根据的。人类社会文化之始，即出现母系氏族公社的原始宗教，氏族酋长的统治亦靠原始宗教的神力，这大概就是有巢氏、燧人氏的原始氏族社会。原始氏族的神力社会是自发产生的，每个氏族成员都必须严格遵守原始宗教的行为规范，违反原始宗教就意味着脱离氏族，而脱离氏族是无法生存的。神力社会有宗教而无哲学，非理性的信仰压倒理性思考，故仅有"文化"出现却没形成独立"文明"体系。而后由几个氏族共同组成胞族，再由胞族发展为部族，逐渐形成有统一语言文字的民族，社会越来越进化发展。中国社会发展到三皇时代，人类从非理性的宗教信仰转入理性的思考，始进入文明社会，"文化"开始成为人类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原动力，道学文化发轫奠基，遂由神力社会进化到德力社会。三皇时代的德力社会是一种原始共产制的氏族公社，而后由五帝时代道德逐步沦落，至夏、商、周三代时期，中国由德力社会转化为权力社会，儒家文化就成了维护权力社会的意识形态。五帝时代中国进入洪水时期，各部族在治水当中父权上升，洪水结束在禹时，乃夏之初年，中国由原始社会逐步进入父权家长制的阶级社会。夏、商、周三代华夏民族开始形成，奴隶制的剥削压迫日见残酷，至周代早熟为封建宗法社会，儒家的宗法礼教逐步占据统治地位。中国的权力社会延续了数千年，清朝灭亡之后又向西方资本主义的财力社会靠拢。当代世界的前锋已由财力社会向智力社会进化，代表人类智慧结晶的现代科学技术早已成为社会历史发展的杠杆。随着20世纪西方世界后现代主义新启蒙运动兴起，科学主义及工具理性万能的弊端日益暴露，老子的道家文化成为世界各国学者研究的热点，全世界出现了从智力社会再向德力社会回归的契机。德力社会就是以道学文化为主导意识形态的大同社会。

       社会动力学不是一种机械论的学说，其中所论社会动力是相互交叉相辅相成的。社会动力学仅是按世界流行的"动力因"观念归纳出的片面理论，而对亚里士多德的形式因、目的因、质料因，尚未触及。这种学术观点并非同人们熟知的其他社会形态学说相冲突，仅是对我国流行已久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持谨慎态度。达尔文进化论是马克思主义产生时代的重大科学背景，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归根到底经济条件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稍后的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却以自己的研究断言，西方民族在宗教改革后形成的新教，对于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关于文化的问题，我在《宗教、科学、文化思考录》和《21世纪的新道学文化战略》两篇文章中已阐明了自己的学术观点。我曾说过，有史以来人类智慧的高峰有三座，即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佛教的唯识论、庄周的齐物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将西方文化的智慧推向顶峰，已经接近了宇宙时空观的真相。佛教的唯识论初步揭示了人类心灵的奥秘，使人得以在反观自身中大彻大悟。庄周的齐物论将人类智慧提升到道的高度，消弭了认识论上的是非、物我等诸多差别相，达到天人合一、物我一体的体道归真的境界。德即得道，也即得一，道家讲"得于一而万事毕"，据此我们必须树立以下新的道学观。

　　首先，我们须要认识到自然界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宇宙的本原即是道，自然界是由道生化而来的。道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产生和发展的总原因，它既是亚里士多德的动力因，又是质料因、形式因和目的因。其实老子也有自己的"四因论"，即《道德经》云："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第51章）。万事万物由道而生，由德而养，由物现形，由势建功，而道为四因之本。因之，道是人类所有科学、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社会伦理等文化要素的起点和终点。

　　其次，我们还要认识到，无论东西方各色人种，在体质和心灵上也是统一的，因之地球上的人体具有统一的生理和心理规律。这样，人体生命的修炼规律也是统一的，无论是禅宗、密宗、瑜伽等世界各种宗教的修炼程序，其最终揭示的人体生命和心灵奥秘都是一样的。由此我发现，丹道法诀揭示了人体生命和心灵的所有奥秘，世界上多种宗教秘传的修炼程序，包括禅宗、密宗、瑜伽、印度教性力派、伊斯兰教苏菲派和基督教神秘主义派的通灵体验，都包含在丹道修炼的程序之中。我不但论定丹道法诀也是世界上各种宗教的修炼法诀，还进一步在《宗教、科学、文化思考录》一文中揭示出包含在世界各种宗教中的元宗教精神。

　　再次，我发现地球上不同民族各自形成的传统文化在本质上也是统一的，由自然环境和社会历史造成的差别仅处于次要地位。我们不要为语言、文字、著作及文化大师民族性格的不同遮住双眼，应该从道学齐物论的高度去透视世界各民族文化中隐含的元文化精神。由此看来，不仅中国的道、儒、释、墨、法诸家三教九流文化本质上是统一的，东西方文化也存在本质上的统一性，这就是我提出创立新道学作为普世文化的立足点。我在《21世纪的新道学文化战略》一文中论述了创立新道学的可行性和历史必然性，并认定新道学是唯一可以拯救人类于罪恶、恐怖、战火、自相残杀、生态灭绝等灾难的文化战略。韦伯认为西方现代资本主义发生的动力来自于加尔文教派的文化精神，然而我们从元文化的高度去认识，加尔文教派的精神在本质上同中国墨家的文化底蕴是同一的。墨家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最接近西方古希腊文化的学派，它精于物理学、逻辑学并带有浓重的宗教色彩，在战国时期儒墨二家称为显学，只是因为直接和儒家相冲突才没能发展起来。然而墨家之学虽被君权政治压抑但并没断绝，它融合于道家文化之中保存下来，人们可以从毛泽东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国策中看到墨家文化在现代的闪光。我还发现，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也存在本质上的同一性，即都曾经过上万年的母系氏族公社的原始社会。母系氏族社会实行原始共产主义的民主制度，中国的道家文化就发源于这一历史时期，中国三皇时代德力社会形成的道家文化是全世界唯一保存下来的母系氏族公社文化。在全世界，特别是古希腊罗马时代兴起的西方文明，早已对自己母系氏族共产公社时期的文化失去了记忆，或者说是记忆淡薄了。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希腊人，在他们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时候，已经站在文明时代的门槛上了；他们与上述美洲部落之间，横着差不多整整两个很大的发展时期，亦即英雄时代的希腊人超过易洛魁人两个时期。"希腊人的历史记忆正是从他们的"英雄时代"开始的，在这之前的历史已经湮没在神话故事里。然而，在英雄时代的希腊社会制度中，古代共产制传统的氏族组织还是很有活力的，否则将不会出现奴隶社会普遍的城邦民主制，否则现在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宪政体制也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尽管西方文化走上了类似中国墨家的分析实证的科学传统，然而我们从泰利斯、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等，特别是阿那克西曼德那里仍然能发现道家文化的要素，并且现代西方流行的人本主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也并不悖离道学的原则。这说明，新道学文化的创立足以唤醒西方古老氏族文化的历史记忆，从而纠正现代西方文化戡天役物、弱肉强食的弊病。

       最后，我们还须指出，地球上人类各民族的社会理想也存在同一性。从中国先哲的大同世界到柏拉图的理想国，从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都在向往一种没有阶级压迫，人性全面解放的理想社会制度。这种社会理想实际上是预言人类社会必然在更高阶段上向原始共产的氏族公社民主制度复归。这种人类终极理想的社会即是大同世界的道德社会，而道德社会的实现必须以新道学文化的传播为先导。今天推动人类进入大同社会的根本动力已不仅是生产力，不仅是经济，而主要是文化的革命，是新道学的创立。当今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如果都用于创造财富并为全人类造福，如果每个人都有高尚的道德观念对同类充满爱，这就足以使全世界所有人种都过上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足以使整个地球都进入自然、和谐、生态平衡的道德境界。然而由于世界各民族在相互残杀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潮流驱使下，现代科学被用来制造和储存可以摧毁地球、灭绝人类几十次的核弹和生化武器；各国都花费大量金钱建设军队、警察、监狱和法庭；数量不少的人为了满足个人私欲从事贩毒、抢劫、诈骗、贪污、杀人等危害社会的犯罪恐怖活动。生产力的发展和财富的增加不能满足人们的贪欲，科学主义和工具理性万能的浪潮反而更加扭曲了人类的人性。爱因斯坦说："只要各个国家有计划地继续备战，那么恐惧、互不信任和自私自利的野心就会再次导致战争。""但愿废除当前国际无政府状态不必由一次自作自受的世界性灾难来实现，这种灾难的规模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时间是太短促了，我们要行动，就必须立即行动起来。"（《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

　　我对剖析丹道之秘和创立新道学的研究，出于一种对全人类发展前景的忧患意识。我少年时代的诗词及成年以后的所有著作，都浸渍在这种浓重的忧患意识之中，因之我倾尽半生精力揭示丹道之秘以度世度人，决非诱人当"自了汉"，追求个人成仙成佛之梦。丹道修炼者不应走宗教徒那种自我解脱遁入梦幻中天国的道路，而应该努力在地球上建立道德社会的现实天国，这也符合大乘佛教自度度人的思想。丹道学是科学，科学就应当用来为人类谋福祉。我们应当牢记爱因斯坦的话："个人的生命只有当它用来使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生活得更高尚、更优美时才有意义。"（《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我们必须把整个地球当作自己的祖国，一是要做一个地球人，树立起世界公民意识；二是要做一个现代人，为实现全人类的社会理想而奋斗。我们应当通过丹道修炼造就一大批道学人才，把新道学文化传播到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