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与英国社会主义者大力批判基督教教会不同，法国共产主义者中流行“基督教就是共产主义”这一公式。恩格斯在《英国状况》一文中，通过批判政教合一的“基督教国家”，提出建立在封建主义废墟基础上的基督教国家，是一般国家所能采取的最后一种表现形式。随着基督教国家的消亡，国家必然衰亡，人类走向自由的自主联合（共产主义）。虽然《英国状况》还没有完全摆脱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但对于当时的革命斗争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都有重要意义，是我们今日理解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理解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演进学说，不可忽视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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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恩格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共产主义；政教关系  
　　［中图分类号］Ａ８；Ｂ９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２４２６（２０１２）０４－００１４－０４  
　　  
　　１８４２年秋，恩格斯来到英国，在这个当时资本主义最为发达的国家中侨居两年。《英国状况》写于１８４３年秋至１８４４年春，是一组论述当时英国经济、社会与政治状况的系列文章，分为三个相对独立的部分，第一部分《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发表于１８４４年的《德法年鉴》；第二部分《１８世纪》；第三部分《英国宪法》，因《德法年鉴》停刊，都连载于１８４４年的《前进报》上。后因恩格斯计划撰写英国工人阶级现状及英国社会史的文章，就提前终止了《英国状况》系列文章的写作。《英国状况》内容十分丰富，本文仅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发展的视角对其进行研究，为了更好地理解《英国状况》中对于宗教的论述，我们首先从恩格斯对宗教信仰态度的发展变化来阐释《英国状况》的写作背景，然后再进入具体的文本分析。  
　　一、从虔诚主义者到青年黑格尔派  
　　恩格斯生于１８２０年，在青少年时代，受到严格而保守的宗教教育，但也接触到大量启蒙思想家的作品。１８３８年，１８岁的恩格斯遵父命前往不来梅的一家商行实习。恩格斯在这里接触到了大量进步思想，他很快接受了当时德国文学一个进步流派“青年德意志”的影响。次年，恩格斯在青年德意志的机关刊物《德意志电讯》上发表了《乌培河谷来信》，用大量事实揭露了资本主义工厂的罪恶，对基督教虔诚主义的伪善和宿命论（先定说）进行了激烈的抨击，前者摧残工人的肉体，后者扼杀人的精神。  
　　恩格斯在《乌培河谷来信》虽然对虔诚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但并非对基督教全面否定，当时恩格斯对施莱尔马赫等基督教自由主义神学家依旧保有好感。不过，随着恩格斯对哲学研究以及神学批判的深入，特别是接触到了施特劳斯的《耶稣传》，认识到了“人和一切属人的事情（宗教也不例外）都是历史地发展起来的。”［１］施特劳斯让恩格斯意识到基督教信仰基础的历史性质，是人而不是神；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施特劳斯让恩格斯开始接触到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观点，特别是其无神论观点，这对恩格斯思想发展意义重大。  
　　施特劳斯和鲍威尔都是黑格尔的学生，是当时德国青年黑格尔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施特劳斯在１８３５年出版了《耶稣传》，“从历史学和语言学的角度批判圣经”；而鲍威尔则在１８３９年之后，才从极力拥护基督教的立场转而激烈批判基督教。鲍威尔的思想转变受到施特劳斯《耶稣传》的启发，而两者的差别在于，施特劳斯认为基督教在历史上有真实的起源，即基督教是从犹太教分化出来并希腊化的产物；而鲍威尔则认为基督教产生的真正根源是晚期古希腊罗马哲学的直接产物，即塞涅卡代表的斯多亚学派和亚历山大里亚得斐洛的神秘主义哲学，认为福音书没有历史的真实，都是个人的杜撰。马克思后来在《神圣家族》中对两者不同观点进行过评论，不过抛开具体的细节，我们会发现，以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最终对基督教采取全面批判的态度，与其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理解有密切关系。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同原始宗教、民族宗教相比，基督教是一种进步，它突破了所有表象的限制而达到了一种纯粹的精神性存在（反对任何偶像崇拜的上帝）；但是同时它又严重阻碍了自我意识的前进，不能再进一步要求一种最大的普遍性，这就与自我意识作为理性力量要实现的最大普遍性发生了最尖锐的对立。  
　　这样一来，在青年黑格尔派眼中，基督教发展成为历史上最坏的一种宗教，上帝的信仰真理与自我意识的理性真理之间的对立达到了顶点。“套在为宗教服务的人类精神上的锁链缠绕着鲜花，人正像装饰得绚丽多彩的贡献祭用的牲畜一样，把自己作为祭品奉献给了他的宗教力量，他身上带着的锁链本身欺骗了他，不让他知道这种服务的艰辛。”［２］基督教成为束缚人类精神继续前进的锁链上的装饰性花环，具有极大的迷惑性，因此青年黑格尔派认为，只有坚持彻底的无神论，才能让人类精神进一步发展，达到哲学（黑格尔哲学）的高度。当时，恩格斯完全接受了青年黑格尔派的这套理论，１８４０年２月恩格斯发表的《时代的倒退征兆》即完全按照黑格尔的这套历史辩证法思路写作，认为历史是一种螺旋运动，旧的思想和宗教观念，如果企图阻碍发展观念在历史中的作用，都将被“粉碎”。  
　　这样，恩格斯变成了一位青年黑格尔式的无神论者，并积极参与了当时的思想斗争。１８４１年，２１岁的恩格斯来到柏林履行为期一年的兵役公职，同时还以一位旁听生的身份到柏林大学听哲学课程。１８４０年威廉四世即位，邀请谢林主持柏林大学的哲学讲座，成为御用哲学家。对于谢林在柏林大学宣扬的启示哲学，恩格斯从１８４１年底开始，连续写下了《谢林论黑格尔》、《谢林和启示》、《谢林――基督教哲学》等一系列批判文章，在青年黑格尔派中赢得了极大的声誉。  
　　这一时期，恩格斯主要的观点，即“黑格尔帮”不再将基督教作为自己的“界限”了，哲学与宗教不可调和，黑格尔哲学必将突破基督教，这一宗教的最高形式――也就是说当时恩格斯坚持的无神论是建立在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基础上的无神论，还不是唯物主义的无神论。１８４１年６月费尔巴哈出版了在德国思想界引起轰动的《基督教的本质》，恩格斯当时并没有对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引起充分重视，他在《谢林与启示》中认为费尔巴哈与黑格尔的分歧不是原则性的。  
　　总之，在恩格斯于１８４２年离开德国前往英国之前，基本上是一个青年黑格尔派意义上的无神论，主要是以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来对抗基督教神学，认为在历史的螺旋上升中，哲学与宗教无法调和，人类精神必将突破基督教这一宗教的最后形式，实现黑格尔哲学的高度。  
　　二、对宗教本质的阐述以及宗教问题最终解决的途径  
　　１８４２年英国无产阶级大罢工，经济和社会矛盾十分尖锐，恩格斯在英国深入考察了社会经济状况。以往恩格斯也意识到“利益”的重要性，但将其作为第二位，而将“原则”作为首要性的。但随着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入研究，这一观点立场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变化，这也影响到他对宗教问题的看法。  
　　恩格斯在《英国状况》第一部分中对宗教本质的阐述是：“宗教按它的本质来说就是抽掉人和大自然的整个内容，把它转给彼岸之神的幻影，然后彼岸之神大发慈悲，又反过来使人和大自然从它的丰富宝库中得到一点东西。”［３］在这里，恩格斯将宗教视为人的一种异化，人“正把自己的本质当做一种异己的本质来朝拜，并加以神化。”［４］恩格斯对宗教的这种理解，明显受到费尔巴哈的直接影响，“我何必照抄费尔巴哈的话呢？”［５］  
　　当然，此时的恩格斯并非完全照搬费尔巴哈，而毫无创见。我们都知道，费尔巴哈在人为何发生这种宗教异化时，只能拿人本主义来搪塞，实际上并没有给出问题的答案，而恩格斯在《英国状况》第二部分中，结合当时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现实，对此问题有比费尔巴哈更为深入的思考：“封建奴役制的废除使‘现金支付成为人们之间唯一的纽带’。因此，财产，同人的、精神的要素相对立的自然的、无精神内容的要素被捧上宝座，最后，为了完成这种外在化，金钱、财产的外在化了的空洞抽象物，就成了世界的统治者。人已经不再是人的奴隶，而变成了物的奴隶；人的关系颠倒完成了”。［６］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在《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异化和“商品拜物教”的雏形，实际上马克思对于经济学的研究，直接受到恩格斯的影响，而马克思关于宗教异化观念的形成，与恩格斯的关系，也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