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新儒学观点更是多种多样，代表性的如汤一介的天人、知行、情景“三个合一”论，庞朴的“一分为三”说，张立文的“和合学”，蒙培元的“情感儒学”，吴光的“民主仁学论”、牟钟鉴的“新仁学构想”，陈来的“仁学本体论”等，新儒家的流派也是多彩多姿，根据《新世纪大陆新儒家研究》一书的列举，“大陆新儒家”流派起码包括：蒋庆的“政治儒学”，陈明的“即用见体”，张祥龙的“现象学儒学”，黄玉顺的“生活儒学”，盛洪的“经济儒学”，干春松的“制度儒学”。而在此书文本所列诸家之外，体制内学界还有韩星等提出的“社会儒学”、颜炳罡、赵法生等人推动的“乡村儒学”、唐文明、曾亦等提倡“新康有为主义”（也称为“大陆康党”），而在体制之外，还有长白山书院鞠曦的“君子儒学”等。

           而民间有些人提出了应该区分“儒学”与“学儒”，批评学界的“儒学”只是拿来进行研究的，而一些民间人士的“学儒”是把儒家文化拿来身体力行的。不过他们当中有的人完全否定儒家学说的理论构建和体系重建，又有点走向另一个极端。我认为“儒学”与“学儒”并不矛盾，思想理论与实行实践应该相辅相成，相须而行。

           这些不尽相同的新儒学观点与思路正是当今学术思想多化化的体现，虽然未能达到一致，但实是儒学复兴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也为当代多元思想的整合提供了基础，应该抱着宽容的态度来对待。

中西方哲学思维模式的碰撞与融合

  四海传播：您曾经说，西方的两希传统存在着身心二元对抗的思维模式，而在中国哲学传统中，您认为是身心一体，心为主宰。您是从哪些方面得出这样的结论的？这两种迥异的思维模式在今天社会又有哪些表现？又该如何处理两种思维的碰撞带来的问题？

韩教授：这是通过中西思想文化的比较得出的结论。西方的两希传统存在着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在哲学上希腊人认为宇宙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真界（cosmos noe{tos），属理念界，只有心灵才能洞悉；另一是感官界（cosmos aisthe{tos），是我们活的物质世界，靠着人的感官神经便能认识。真界是永恒的，因此是不动的；感官界是无常的，恒变的；二者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此后，在西方哲学史上就形成了形式与实质、灵魂与肉体、理性与感官、主体与客体、现象与物自身、文明与自然、人与神的二元对立等等。这种二元对立基本上是一种不稳定的、异隔对峙和分裂争胜的思想状态。

           在宗教方面，从《圣经》基督教神学中我们看到的是不可调和的二元对立，即“神”与“现实的世界”首先形成定格，然后滋生出“信奉神的人”“追随我（耶稣）的人”与“不信奉神的人”“不追随我的人”；“被拯救者”与“不被拯救的人”；为前者安排的“天国”与为后者安排的“地狱”等根本对立的二元形态。

           发源于两希传统的西方文化这种思维模式很容易从二元对立又很容易走向绝对主义，即“二者择一”就往往以此“一”为绝对、为唯一，走上了唯一绝对神——上帝，正如哲学上的“绝对真理”一样。这种绝对主义就是极端主义。

           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中国人学习西方文化，对我们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毋庸讳言，我们也接受了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并运用这种思维方式“推动”中国历史从传统走向现代，应用这样的思维方式处理复杂的思想文化问题以及一些具体学术领域的问题，如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唯心/唯物、形而上学/辩证法等；中国政治思想方面的“左倾”/“右倾”、进步/落后、革命/反动等；中国文化研究中的新文化/旧文化、封建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白话文学/文言文学、传统文学/现代文学等。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基础、社会结构、思维方式一方面正在发生转变。但由于近代以来对中国文化的割断，20世纪中国历史史无前例的激烈变革，遗失几千年中华民族一分为三，允执其中的中道思维和智慧，西方二元对立的思维还潜在地存在于我们的许多人的头脑中，还时隐时现地从各方面表现表现出来。有的学者把中华价值观与西方近现代价值观相比，认为主要表现出四大特色：责任先于自由、义务先于权利、群体高于个人、和谐高于冲突（陈来《充分认识中华独特价值观——从中西比较看》，《人民日报》2015年3月4日），这多少有点把责任与自由、义务与权利、群体与个人、和谐与冲突分别对应于中国和西方文化而对立起来的倾向，显然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影响。其实这些两两对应的价值观在中西文化中都存在，只不过西方人由于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关系处理起来容易形成紧张、冲突乃至走极端，而这中国人的中道思维和智慧就能够避免。

           中华民族从上古以来就很好地把握了一个“中”字，后来逐渐形成了中道思维模式。儒家心目中的圣王尧舜禹圣圣相传，尧传位于舜，命其“允执其中”；舜晚年传位于禹，命其“允执厥中”，经孔子的转述与发挥，历代大儒的传承与倡扬，就在理论上形成了形上与形下、道与器、体与用、本与末等二元和合而不是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所以，中国人没有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直线理性思维方式，而是在立体多维，中道制衡的结构性思维方式中来把握世界，对于各种问题都能以中道解决，即使有二元对立或多元对立，也都能够使得二元乃至多元之间相反相成、相辅相成、阴阳互补、对待统一、多元整合。因此，这样，在中国思想史上，无论什么宗派流派，诸子百家，异端邪说，八面来风，都能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儒者的努力，兼综和合，最终形成相反相对、相辅相成、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既多元又统一的文化体系。

           今天，我们面对全球化时代文化发展出现的一系列两极化倾向，我们要在全球性和本土性、世界性与民族性、一体化与多元化、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等等二元对立倾向中走中道。有学者期待：“对抗全球经济和文化霸权的可能性在于一种真正为各国、各族人民所共享的文化的出现。这种文化超越边境，兼济各国；它人道而普遍，但也尊重差异；它立足于统一性，但也保护多样性；在承认个人、社区、国家、文化、阶级、种族和性别等各种同一性时它探寻一致性。”②这种文化在哪里？就在中国，只有中国的中道文化能够化解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所造成的文明冲突，为当今复杂多元，冲突频繁，动荡不安的世界提供和谐相处，共生共荣美好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