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经开始重返世界舞台的中央了。中国迟早有一天，要谋定自身该以什么去引领世界的问题。

        作为先行一步的思想探索，我们今天提出并探讨这样的问题，不是什么“咸吃萝卜淡操心”，而是未雨绸缪的一桩建设性努力。

中国今后应该拿出和能够拿出什么样的东西去引领世界呢？

我之前多次论及，单纯的高尚精神价值与先进思想理论，虽说高则高矣、美则美矣，却因多数未经长期实践和时间的考验，而必然是虚飘、封闭、单薄、失根的。更加重要的是，人类这一智慧生命的精神价值和思想理论，本就是极其多元、众说纷纭的。但凡有一个思想或一套理论推出，便必然会跟若干的思想理论产生冲突，便无时无刻不伴随着质疑和反对的声音存在着。简言之，专于精神价值和思想理论，虽然有时候是可以达成一定时间内的群体、国家民族、人类世界共识的，可根本地，它终归是一种在总体上呈现着大分而非大合的路径与形态，是本身与本性必然更多制造多分对立、相互僵持的难以归于一统之做法------其就如同想把不同运动轨迹的流星整合起来拉向同一个目标去一样，难上加难，不切实际。所以，直到今日，我们还未见到一套极具全面统合力和强大引领性之思想理论体系横空出世的征兆与苗头，也就毫不奇怪了。

一个必须坚实形成的结论是：最好的、最高大一体的、最坚实可靠的统合，一定来自、且一定只能来自亿万双前行于大道上的脚步，而非来自无数个本性属于多分之道的大脑。中国人所有的发现里，对“道”的发现，可能是最高超、最睿智、最伟大的发现。任何人和整个人类都一样，无论再怎么思千虑万、再怎么理念不一，落实到支撑整个人体的双脚迈进时，都只能是前后交替所形成的一个动态递进的过程、一种协调一致的行动、一路源脉相承的道径。此正可谓：思多而行一，或一行统合百思。知行之合，最终皆可合于明道。

以如此的逻辑与理路来看，能够最大限度进行统合、且最终统统归之于坚实一致步调的，只能是将一切人类正大深刻思想与实践统统聚合于脚下的道、大道、文明之道、文明大道或未来人类新文明的大道。这必将是今后我们中华文明贡献给全人类的最坚实与最持久的一整套东西，是足以令世界从西方主导下之现代文明跃升到未来新文明世界的多元统合性根本依循。在现阶段特定话语下，其也就是我等正在努力系统发掘的、具有时代主体引领性的一整套中华之道。

然而，中华之道、或中华世世代代长期致力于的统合大道（大合之道），在今日之时，不仅还未在自己祖国和世界的学界得以分明地彰显，还将有一个被全社会人们重新发掘与普遍认知的不短过程；而且，由于其毕竟是跨立在知与行、理论与实践两界上的，毕竟是一种巨大且恢弘的立体展开、而非可以先行突破的凸点抓手，所以呢，要想通过使力于一个关键核心点、以求撬动整个社会、聚引众生、改变国家与世界、回归偏失了数百年以上的道轨，便不能不另作他寻。

大道至简，一览众小，这是我们在经历无数艰难曲折的探索与印证后，才最终体悟出的越到高处越归一、“一拳打得百拳开”。正是有鉴于此，为了更好地接应现实的中国与世界，为了凝聚更多的群体与更大的力量，也为了使文明大道（尤其是近期特别需要突显的中华之道）能以一种切实可行、又不至于遭遇强大阻力的方式破局大出，我等才把这集大道理论和世代实践为一体的、且具备充足重新崛起之客观条件的一座未来中心城市、一个新文明新象征的新长安，推到了大道文明复兴和以中华之道引领世界的前台。

若更加清晰地梳理一下这里面的逻辑，便是：中国迟早需要为未来通合和合、多元统合的文明世界（而非建立在国与国基础上的割裂国际世界）之确立与发展，担当起自己的引领者与主导者责任来。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追根溯源地找出自己数千年来（而非这四十年、七十年、近百年来多属于应激作为意义上的经验和成就）得以成就多元一统文明共同体的、能够给人类未来多元文明走向统一共同体提供理路与样板的中华之道。作为中华文明共同体主盛期的文明中心与唯一撑起了两次盛世王朝大复兴的大道老根，作为中华大合之道的集大成者和影响世界的最典型代表，古代大长安，一旦复兴为新时代同样体现着大道理路与文明价值的“新长安”，其对于中国引领世界、中华之道引领人类创造属于全球世界的多元一统共同体，必将起到一个“龙头”与“主抓手”的关键突破作用，且必将能够将一路走来万千的中华思想智慧与面向未来新探索全然汇聚一处------她的这种作用、地位、价值与意义，是国内外任何一个其他城市或城市圈区域都不具备、都不可替代的（新近确立的“深圳先行示范区”，虽然具有较大的国内引领性和一定范围的国际引领性，但终归仍是现代文明----无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文明-----架构下的探索与示范，而非迈进到古今未来人类最高层的、新文明意义上的再塑灯塔）。

长安兴，则文明兴；长安明，则大合之道明。换言之，中国要向更高层级、更伟大的文明复兴迈进，要以中华文明大合之道引领世界，便必须重新起用文明大道上的这个龙头和中华影响世界的这座灯塔。

抓住了这个“龙头”和“主抓手”，不仅对中华文明复兴与人类走文明之道，可谓具有一锤定音的标志性作用；同时，也会对我们重拾中华文明的大道自信，重构中华学统的新时代体系，重建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家园，凝聚海内向往和平文明与和合共生发展的一切力量，打通港澳台及海内外中华儿女深远的文化文明根脉联系，培育更加符合天人生态文明和基于人本需要的社会经济文化，甚至还会对引导全球话语和社会舆论走出“中西之争”、“社资之争”、“修昔底德陷阱”的两极对立，支撑起国内与国际两大向西发展战略的叠加倍增支撑等，产生深远的、大力的、积极的影响。

其核心作用与长期影响，不仅在中国国内和世界范围内，必将大大胜过业已光明初现的一带一路；而且在顺应我国全面转型之需要、握定人类“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机遇上，也将是之前任何国家战略所罕有具备和难以企及的。对此，我们不可不明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