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在就当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进行深入研究期间，国外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就危机爆发前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利润率是否呈现下降趋势、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是否能解释当前危机的根源等问题，发生了激烈争论。部分学者认为，得到经验证明的利润率下降是当前危机的根本原因；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危机前利润率呈持续上升趋势，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无助于危机的解读。本文从经验、理论与现实三个层面，对双方学者的歧见作了较全面的梳理和介绍，并对争论本身的理论意义与前景作了评论和展望。

　　关键词　经济危机；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资本积累

　　作　者　周思成，中共中央编译局助理翻译。

　　引言

　　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问题，是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与危机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围绕该问题展开的讨论也“最广泛、最激烈、时间持续最长”。[1](P20)据学者研究，国外理论界对于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理论的争论，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末，大体上有三次高潮，许多马克思主义活动家和理论家均卷入了相关争论，包括卢森堡、莫兹科斯卡、希法亭、格罗斯曼、保罗·斯威齐、吉尔曼等等；另一方面，60年代后期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包括大卫·耶菲、曼德尔、赛克等）倾向于从利润率下降规律出发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也引发了长期且相当激烈的讨论。[2](P117-136)

　　2007年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危机迅速发展成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又迅速地发展成为严重的经济危机，从发达国家向周边国家蔓延，由金融领域向实体经济侵袭，并很可能引发全球经济的长期衰退。在对当前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根源、发生-传导机制和趋势进行深入分析的同时，近来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阵营中，就利润率自80年代初以来是否维持下降趋势、当前经济危机是否肇源于利润率长期下降这一问题，产生了激烈争论。一方认为：20世纪5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利润率显著下降，而1982年至2001年间利润率并无持续反弹趋势，因而，利润率下降是当前危机的根本原因。持这一观点的学者包括克里斯·哈曼、安德鲁·克里曼、弗朗索瓦·沙奈、阿兰·弗里曼、路易斯·吉尔和S.C.伊斯基耶多等。另一方则认为：利润率自80年代初以来持续上升，并几乎完全恢复了其前一阶段的下降水平，因而利润率与当前危机的解读关系不大。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主要包括阿兰·比尔、米歇尔·于松、热拉尔·杜梅尼尔、多米尼克·列维等。双方以西方一些左翼刊物及网站为媒介，撰写专题文章和研究笔记进行争论，其标志性的回合即如2009年6月于松题为《教条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Le dogmatisme n’est pas un marxsime）的论战性文章，及哈曼当年10月的回应——《不是所有的马克思主义都是教条主义：答米歇尔·于松》，以及克里曼的《言词之师：就当前危机的特点答米歇尔·于松》等；此后于松还专门写了《关于利润率的争论》一文，就双方的一些基本分歧再度申明己方立场。虽然这场利润率之争的个别当事人（哈曼）不久前逝世，但争论的硝烟似乎还远未散尽。

　　将这场争论以这样的方式介绍给国内的读者主要出于如下考虑：一方面，自危机爆发以来，国内学者对危机的分析逐步深入，从对一些孤立或表面因素（货币政策失误、金融衍生品泛滥、金融创新过度、政府监管不力）的分析，到着眼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3][4]但此前的分析多以定性分析为主，对于与危机关系密切的一些经济现象的细致的量化分析则不多见。[5]另一方面，对于这场争论，作为当事人的西方学者虽然做过一定的总结性工作，然而身处争论的中心，难以客观全面。于松在《关于利润率的争论》一文中即坦言：“鉴于我本人也参与了这次争论……我不会采取全然不偏不倚的立场”。[6]因而其相关论著对于客观了解双方立场与争论全貌帮助不大。由此，就国外马克思主义阵营中这场复杂而广泛的争论作一较客观全面的勾勒，或许有助于我们从理论和现实多个层面，深化对当前危机及资本主义体系固有矛盾的认识，有利于进一步的研究。

　　这场争论涉及从现实到理论的诸多层面，这一点也为参与争论的一些国外学者所认同。[7][8]综合来看，争论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层面：首先是作为可观察的经验现象的利润率趋势问题，分歧主要来自对计算方式及要素的不同理解与选择；其次，是如何理解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的理论问题；最后，是应如何理解当前危机本质的问题，也即经验、理论与现实三个层面。我们将依次从上述三个层面就当前争论的一些主要问题作一审视。

　　一、计算问题：作为经验现象的利润率

　　一般说来，争论双方的出发点即利润率是否下降，本应是从经验上能够观察到的现象。在这个层面，似乎不致产生过大的分歧。但事实上，对于利润率趋势的经验研究，由于数据来源、采集年份、考察区间以及对利润与资本范畴的理解各不相同，对利润率趋势的描述也就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当然，这些差别对利润率计算结果的影响是程度不等的，其中，由于利润与资本是利润率计算公式中的两大要素，对这两个变量的界定与计算，也是双方绝大多数学者都认同的、导致对利润率趋势作出相反判断的主要原因。下面着重分析围绕这两个要素产生的分歧。

　　（一）考察范围与利润界定

　　首先，问题在于，应考察某个或某几个经济领域中的利润率，或应考察整个经济体的利润率？对于利润本身又应如何界定？一般地说，考察范围越狭窄，或者说越局限于制造业，利润率的趋势也就愈接近下降，而考察范围越宽泛（如包括金融部门或者非公司部门的利润），则利润率变化趋势也就愈复杂。20世纪一些早期的经验研究者，如曼德尔和吉尔曼，对利润率的计算主要局限于（美国）制造业，而韦斯科普夫、莫斯里等人，则将计算范围扩大到整个产业部门或非金融公司产业部门。对于考察范围的问题，当前的争论双方也存在一些分歧。

　　安德鲁·克里曼认为，利润率考察的范围主要是美国公司（Corporation）部门而非整个美国经济，因为公司在私人领域占有主导性地位；他还认为，在考察美国资本主义生产时将合伙公司和独资公司包括进来，会引起严重的偏差。[9]克里曼的“公司部门”实际上既包括金融公司也包括非金融公司，因此他计算的利润也包括了金融公司的利润。

　　在利润率趋势上持相反立场的杜梅尼尔和列维在其经验研究中，[10]则首先将住宅资本（Residential capital）及其收入从考察范围中排除，其次排除政府及政府企业，得到的是广义的产业（Business）部门，杜梅尼尔和列维计算的利润率主要就是这个部门的利润率。与克里曼不同，杜梅尼尔和列维考察“产业”实际既包括了“公司”，也包括了“非公司”部门。在产业部门中，又可以分别排除金融部门、个体产业和资本高度密集型产业（如矿业）来对利润率进行考察。他们特别指出，所谓“资本高度密集型产业”，其资本-劳动比率非常高，与其他产业不同，它们的利润率特别低且下降趋势不明显，如果不考虑这些产业的数据，则利润率下降及其有限的恢复趋势就更加清晰。对于利润率计算，这两位作者采用了两种标准，第一种利润率，计算的是“广义上”的利润，即利润（净产出扣除总劳动报酬）与固定资本之比；第二种利润率计算的是“狭义上”的利润，即支付间接商业税与利息后的利润与固定资本加存货之比。

　　与杜梅尼尔等同在利润率上升阵营中的米歇尔·于松则认为，在考察范围上，应该把公司部门的利润与业主收入都包括进去，业主收入实包括克里曼希望排除的非“公司”性质的企业：合伙公司、独资公司和免税合作社。把这些项目归并，得到“私人部门的剥削净盈余”。因此，于松使用的是一种意义最为广泛的利润概念，包括了税、利息、股息和金融部门的利润。他的根据是，应该寻求一种“劳资之间首次分配价值”时的利润，这样，利润就等于新创造的价值与总工资之差。利润在不同“权利所有者”之间的分配，如企业支付利息、纳税、分红，仅属利润的二次分配，把上述任何一个部分排除在外，都对劳资间最根本的分配造成歪曲。于松尤其认为应该把金融部门的利润计算在内，否则利润率的向上趋势就不明显了，这一事实表明金融部门获取了总利润中越来越大的一部分（此处是指由生产部门向金融部门转移的真实利润，不是金融资产带来的虚拟利润）。此外，于松还认为，在计算利润率是应该把服务业包括在内，因为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制造业剩余价值有向服务业转移的趋势。例如，英国制造业的利润率下降了，但其服务业乃至整个私人部门的利润率却是上升的。[7]

　　（二）资本价值计算方式的差异

　　资本价值计算方式的差异，也是双方都公认的、导致经验研究产生重大分歧的关键因素，尤其是对固定资产价值的计算。会计业习惯上采用两种方式，一种是按“历史成本”（aux prix historiques）或者说按资产的原始成本计算，另一种则是按“现行成本”（aux prix courant）或者说按资产的重置成本计算。克里曼和哈曼主张前一种计算方式，而杜梅尼尔和于松等人则主张后一种。

　　用“历史成本”法计算固定资产价值，克里曼采用了如下计算路径：[9]首先，净投资等于该年总投资减该年的资产折旧，用“历史成本”计算的t年固定资产存量（代表预付资本）CH等于各年净投资I的总合：

　　（1-1）

　　为了校正通货膨胀因素，克里曼进而采用了两套方案对上式进行修正。首先是将资产存量除以当年的GDP价格指数，得到预付资本CD：

　　（1-2）

　　其次，为了校正马克思指出的另一种意义上通货膨胀，即一部分有给定劳动价值的项目的货币价格上升，克里曼还采用了以净投资除“劳动时间的货币表现”（MELT）的计算方式，得到预付资本CL：

　　（1-3）

　　最后，使用“历史成本”计算利润率的总公式（校正前）为：

　　（1-4）

　　与哈曼和克里曼等不同，杜梅尼尔和于松主张采用“现行成本”即重置成本计算法计算利润率公式中的固定资产，即将每年的净投资I除以该年的固定资产价格指数F，而不是像克里曼那样除以GDP价格指数或MELT。[10]由此，用“现行成本”表示的固定资本价格Cc为：

　　（1-5）

　　用“现行成本”计算利润率的公式为：

　　（1-6）

　　克里曼认为，尽管利润率存在多种计算路径，最好根据本质上是名义量的“历史成本”计算固定资产，进而计算利润率，且不说这种方式也是会计业常用的方式。另一方面，“现行成本”计算法，据克里曼看来，则不是适当的计算路径：首先，这样计算出的利润率，不是企业和投资者力求最大化的利润率，也不能准确地衡量企业和投资者的“真实”回报率（即利润占原初投资的百分比），甚至也无法准确衡量预期未来回报率；更何况“现行成本”计算法模糊了利润率与资本积累率（经济增长）之间的极其重要的联系，在价格下降时期，生产企业按折旧后的“重置成本”计算出的利润率很可能不低，但实际上可能根本就没有利润，也无法扩大生产。

　　同样，哈曼也认为，使用“现行成本”计算利润会使数据失真。因为，投资实现后生产率的任何增长——即便是市场价格由于通胀而上升了——都意味着投资的当前价值少于投资实现时的价值。因此，利润率就要比真实情况显高；技术创新的速度越快，这个虚假差距就越大。这一点在近年尤其关键，因为近年来与信息技术相关的生产率是迅速增长的，使用“现行成本”计算的利润率自然也使得近年利润率高于往年。[8]

　　然而，于松在今年发表的两篇文章中激烈批判了克里曼采用的“历史成本”计算法。[6][7]与克里曼观点针锋相对，于松认为，就惯例而言，资本家在计算利润率时，不会只在乎名义量而不把通货膨胀因素考虑在内。对于克里曼使用GDP价格指数校正通货膨胀因素的做法，于松提出：首先，对资本家来说，利润的首要功能是为积累融资（对应资产价格），而不是单纯将之以货币形式消费掉（对应GDP价格指数），他们不注重一般购买力。因而，选择GDP价格指数来校正通胀因素是不恰当的。其次，克里曼是以历史成本计算的资本价值为基础进行校正，这个量等于净投资，即总投资I与资本折旧D之差，即ΔK = In = I – D；因而，以历史成本计算的资本等于净投资In的并合：

　　（1-7）

　　根据克里曼的方案除以GDP价格指数p之后，得到校正通胀因素后的资本价值：

　　（1-8）

　　但是于松指出，这种计算是错误的，净投资是总投资与资产折旧之差，但是，但总投资与折旧相对应的是不同阶段的设备，如果说，对于t年的投资，使用该投资实现年份的价格来校正数据无可厚非，那么用同一价格来计算分别属于多个不同投资阶段的旧设备就是错误的。对于后者，应该用它们的“平均历史成本”来校正通胀。以θ代替资本的平均寿命，于松认为正确计算公式为：

　　（1-9）

　　至于克里曼使用的“劳动时间的货币表现”（MELT），于松认为，克里曼的MELT实际上是一种生产率指标，即单位小时劳动所生产的美元数量，由此可计算出体现在利润与每一轮投资中的劳动小时数的近似值，因而每年以劳动小时计算的投资Iw也就能估算出来了。每年，资本Kw都将一部分自身价值Dw（折旧）转入生产出的商品，以劳动小时表示的t年的预付资本用公式表示，即：

　　（1-10）

　　但是，于松认为，这种计算在如何估计Dw即折旧的时候又出现了问题。因为设备的寿命不是一个物理量，在物理寿命结束前，它会因各种原因而出现变化（如因企业倒闭而报废或因竞争而被更好的设备取代），这就导致了会计上非常复杂的计算，这是克里曼没考虑到的，克里曼的公式是：

　　（1-11）

　　其中，π(t)为劳动生产率。于松认为，这里的错误和上面是相似的，即通过t时期生产率π(t)来计算以劳动小时数表示的折旧Dw(t)。其实，转移到商品中去的折旧Dw来自各个不同时期的设备，因而其以劳动时间表示的量，就要按这些设备的投资实现的年份的劳动生产率估算。这里同样要引入一个资本平均寿命的量θ，修正后的公式为：

　　（1-12）

　　于松认为，克里曼以上述错误方式计算出的利润率，无怪乎是要持续下降的。

　　在最近的一篇争论文章中，克里曼对于松的上述批评作了不失诙谐的正面回应。[11]针对于松将以历史成本（名义量）计算的观点称为“唯名论错觉”（une illusion nominaliste）的讽刺，他提出，于松与杜梅尼尔等人则是“物理主义”和“同时主义”错觉的受害者。资本家不但用利润来购买商品和服务，还要偿还债务并纳税，在价格水平提高10%的情况下，1100万的利润能购买的实物虽然只相当于上一年的1000万利润，企业却多出了100万用以还债，由通胀多出的这笔钱，常常是决定企业是清偿还是破产的因素，因此，利润的名义量对于资本家是很重要的；此外，于松认为利润的首要功能是为积累融资也是不确切的。近20年来，美国公司对于固定资产的净投资(按现行成本计算)也只占其税前利润的25%。另一方面，克里曼也指出，尽管于松提出的利润率校正方式在理论上有可取之处，但实际上，无论采用哪种“校正”方式计算出的利润率趋势都不会有实质性差异，决定性差异最终来自于是以按“现行成本”还是按“历史成本”计算利润率。克里曼指出，以“现行成本”计算的利润，实质上是公司以其货币利润所能购买的固定资产数量，即其支持者所谓的“真实利润”——现行成本利润率等于货币利润与以“现行成本”计算的固定资产之比，后者又可以分解为固定资产价格与固定资产物理量二者的乘积，因此得到：

　　（1-13）

　　将上式右边的分子、分母同除以固定资产价格，得到：

　　（1-14）

　　式1-14的分子部分，即利润与固定资产价格之比，是利润能购买多少固定资产的“真实”利润的衡量。但是，克里曼指出，如前所述，资本家利润中只有小部分是用来购买固定资产的，因此将货币利润除以GDP价格指数（对应购买所有商品和劳务）而不是除以固定资产价格指数的做法更合理；只要对于松以“现行成本”计算利润率的公式稍作调整，即除以GDP价格指数，那么80年代初以来的大部分利润率增长的假象都会消失。若以“现行成本”计算折旧的“真实”财产性收入占固定资本物理量的百分比为基础，绘出用固定资产价格指数或GDP价格指数校正的两条曲线，则可以观察到，两条曲线在半个世纪的时段中都极为接近。但是在1974-80年之间，由于固定资产价格一般相对价格涨幅更大，且直到1991年仍维持涨势，因此，在上述时段，与以GDP价格指数校正的曲线相比，用固定资产价格指数校正的曲线形成了一个利润率的短促而陡峭的下降。由于有了这样一个事先的降幅，故在下一阶段即1980到2001年，现行成本利润率上升到15.9%而用GDP价格指数校正的利润率实下降了0.8%。由此，克里曼认为，如果不但用GDP价格指数校正利润量本身，还以之校正净投资，那么，用现行成本计算出的利润率上升效应就完全被清除了。进一步，克里曼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始，以“现行成本”计算的利润率的几乎全部增长趋势，既不是新自由主义造成的，也不是剥削率提高造成的，实际都源于固定资产相对价格的异常上涨。

　　目前来看，到底是按“历史成本”还是按“现行成本”计算出的利润率曲线，更能反映出80年代以来的利润率变动的真实情况，在这场争论中尚无定论。对于固定资产计算中的这两种模式，从会计学角度出发，国内也时见一些论述发表，[12][13]但就政治经济学中利润率下降趋势这一角度提出问题，在国内的研究中比较罕见，似乎也值得我们关注。

　　二、理论问题：对马克思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理论的再考察

　　在利润率趋势的经验问题上的争论，必然要上升到理论层次，也就是于松提出的：利润率下降趋势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到底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在当前的争论中，在理论阐发方面有所建树的是哈曼、于松和阿兰·比尔等人。还需要指出的是，当前的理论争论并没有突破早期斯威齐和巴兰或布劳格等学者已经达到的深度，在这场争论中，理论领域的争论似乎还有待深化。

　　（一）哈曼对马克思平均利润下降规律理论的辩护

　　克里斯·哈曼的观点可谓正统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态度的代表。他认为：“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马克思的这一理论都是重要的，因为它必然导出资本主义存在根本的、不可根除的缺陷的结论”。[14]哈曼陈述了自己对马克思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的理解：由于竞争，资本家被迫不断提高工人的生产率，这是通过使每个工人使用更多的生产资料来实现的。于是，生产资料的物质量与雇佣劳动力人数之比即马克思说的“资本的技术构成”提高了。但生产资料物质量的增长要求生产资料投资的相应增长，后者的增长速度又快于劳动力投资的增长，也就是说不变资本的增长快于可变资本的增长，作为积累的必然结果，资本的“有机构成”提高。然而，活劳动是唯一的价值源泉，投资增长快于劳动力增长，也就快于劳动力创造的价值的增长，即资本投资的增长快于利润源泉的增长，因而，必然使利润与投资的比率即利润率下降。

　　对于历来对于马克思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理论的三种批评观点，哈曼也一一提出了自己的反驳，第一个观点认为，对于新投资，只要存在剩余劳动力，没有任何理由保证资本家将倾向于采取资本密集而不是劳动密集的形式。哈曼认为，为了在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势必会有一些创新需要更多的生产资料投资，这一点也获得了经验研究的肯定。第二个否定观点认为，生产率的提高会降低劳动力价值，因而资本家可以获得更大份额的新创造价值来保持利润率。哈曼认为，这个抵消影响作用有限，必要劳动时间不可能缩减为负数，而生产资料的积累则没有限制。最后一个批判观点来自20世纪60年代由日本学者置盐信雄提出的“置盐定理”，即某个部门的个别资本家按照“成本标准”，率先采用新技术，单位产品的成本价格下降而生产价格不变，单位产品包含的利润增加，利润率提高。此时的利润率即过渡利润率必然上升，但当新技术在该部门普遍应用后，该部门产品的价值与价格将下降，随着竞争的展开与资本转移，整个经济中将形成新的平均利润率，如果采用新技术的部门是生产工资品和有关生产资料的“基本产业部门”，那么在一般实际工资不变条件下，新形成的一般利润率必然提高，而不论有机构成的提高程度多大。对此，哈曼认为，置盐定理的假设条件在现实中不可能发生，生产率的提高所带来的未来投资成本的削减，不会帮助个别资本家从当前的投资中获利，一两年后购买新机器的成本降低，不会导致资本家对现有机器的支付减少。[8]事实上，技术创新越快，生产率增长越快，机器就越容易遭受“自然贬值”而过时，这必然也对利润率产生愈来愈大的压力，而不是减缓其压力。哈曼还补充说，只有一种方式能够使得新投资成本的下降缓解利润率下降的压力，那就是那些因为新投资成本降低而贬值了的原有投资从账面上被抹去了，也就是说，那些遭受了损失的资本家被排挤出了行业，而另外一些资本家因以廉价购得他们的厂房、设备和原料而得益，危机正是通过创造这样一个掠夺的条件而缓解了利润率长期下降的压力。路易斯·吉尔对马克思这一理论的理解大体与哈曼相同。[15]

　　（二）于松对利润率下降规律正统理论的再审视与批判

　　与哈曼相反，于松提出，在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阐释中，利润率趋势取决于两个量的相对变化，作为分子的剥削率和作为分母一部分的资本有机构成。但剥削率的增长是有一定限度的，资本有机构成则没有类似的限制，结果利润率下降（这是一个趋势规律）。[6][7]这个规律本质上其实就是有机构成规律，积累被等同于死劳动（资本）相对于活劳动（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的增加。在这样的情况下，剩余价值就要比预付资本增加得快，也就是利润率的下降，倒不是说利润率从来都是下降的，而是指最终克服了起反作用的趋势而形成的下降趋势。

　　不过，于松认为，这一经典模式是错误的，因为它没有析出决定利润率的真正要素，亦未将劳动生产率的双重影响考虑在内，即劳动生产率是同时作用于利润率公式中的分子与分母的。对于分母，如果生产率提高了而实际工资不变，那么剥削率就提高了，这是很清楚的。但是同时，劳动生产率对于分子或者说有机构成也会产生作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降低了构成固定资本的设备的价格，因而抵消了其数量的增长，因而人们往往混淆了两个概念，即资本的技术构成和有机构成。的确，资本的技术构成是逐渐提高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以价值表示的资本的有机构成也会提高，因为前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降低了设备价格，因而抵消了其数量增长。正如马克思所言：

　　使不变资本量同可变资本相比相对增加的同一发展，由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会使不变资本各要素的价值减少，从而使不变资本的价值不和它的物理量，就是说，不和同量劳动力推动的生产资料的物理量，按同一比例增加，虽然不变资本的价值会不断增加。在个别情况下，不变资本各要素的量，甚至会在不变资本的价值保持不变或甚至下降的时候增加。……造成利润率下降的同一些原因，也会阻碍这种趋势的实现。[16]（P262-263）

　　于松指出，既然是“同一些原因”（劳动生产力），那么就不能断定：趋势一定会在系统地战胜反趋势。劳动生产力可以同时以一种对称的方式弥补实际工资和资本物理量的增长。或者说，更应该假设，在生产资料部门，生产率的增长要比在消费品部门快得多，虽然相反的情形更加常见一些。由此，资本的有机构成的趋势事实上是无法确定的，经典利润率公式的分子和分母都可能不变，从而利润率的趋向也是如此。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问题，于松将利润率公式进行了改造，设p为价格，K为资本，则利润率R=PROF/pK，利润PROF被定义为GDP（以产品Q乘以价格p）与工资总额（名义工资w乘以就业N）之差，即PROF=pQ-wN，由此可得利润率R=（pQ-wN）/ pK。将等式左边分子分母同除以pQ，得到：

　　（2-1）

　　将式2-1稍作调整可得：

　　（2-2）

　　实际上，式2-2就相当于：

　　（2-3）

　　于松认为，式2-3这一计算利润率的三元模式（生产率-实际工资-人均资本），比起剥削率和有机构成的二元模式，更能清楚地反映生产率变化对利润率公式分子和分母的影响，生产率的提高，同时能抵消实际工资与人均资本的增长，他还进一步推导出：当实际工资的增长低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时，利润率也提高。于松还补充说，自己的分析与哈曼所提到的置盐定理没有关系，置盐定理实际是说，利润率“不可能下降”，而自己主张利润率“可能不下降”，与前者显然不同。最后，于松认为，应该正视马克思对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的分析，这一规律只能看做是一种长期趋势，于松认为，“资本主义得以运行的条件也许可以维系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但是并不能保证这种条件会长期稳定或持续地被再生产出来”，最终会有一个时期，人均资本的增长不会带来生产率的相应增长，生产率下降会同时作用在人均资本与工资上，最终导致利润率下降。导致这一下降的是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追求利润最大化、资本间竞争），但这一描述仅适用于长期，即适用于长波理论。[17](P11-44)

　　（三）阿兰·比尔：正统理论批判与价值实现危机的复权

　　在参与争论的众多学者中，阿兰·比尔的理论视角是较有特色的。比尔对于利润率趋势并没有独立的实证研究，他的贡献主要是理论上的。比尔的理论参照系带有综合色彩，但实质上是主张当前危机的根源在于剩余价值和工资在增加值（valeur ajoutée）中份额的此长彼消，劳动者阶层的相对贫困化。由此他提出了以“价值实现危机说”取代“价值增值危机说”的观点（详见下文）。这种观点带有比较浓厚的“消费不足论”色彩，而前者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界中已非主流学说，因此，比尔对当前危机的理论解释似乎也值得我们关注。

　　在比尔看来，被一些正统学者所坚持和致力于证明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阐述的“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基本矛盾的众多表述之一；这个基本矛盾就是社会生产力发展与力图包容这种发展的资本主义价值关系之间的矛盾。在《资本论》第三卷的有关章节中，马克思并没有提出自己对资本主义危机的最终见解和总体理论，而仅仅是分析了利润率下降的机制。这些分析理应在马克思的总体理论中占有一席之地，但却不能取而代之。相反，在马克思的《1861-63年手稿》中，对于消费不足引起的生产过剩危机则有明确的理论界定。[18][19]

　　比尔认为，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中，有两个关键变量值得重视。

　　其一是剩余价值率，即剩余价值pl与可变资本v的比率：

　　（2-4）

　　式2-4也相当于“增加值”中无偿劳动和有偿劳动（可变资本、工资）之比，是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之间关系的量度。上式亦可写成：

　　（2-5）

　　表示剩余价值与整个“增加值”（剩余价值加可变资本）之比。将式2-5等号右边的分子分母同除v，并结合式2-4，可得：

　　（2-6）

　　e可看作劳动力剥削程度的指数，只是其中的剩余价值不仅相对可变资本 (工资)而言，而是相对整个“增加值”。

　　其二是资本有机构成或价值构成k，即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比率：，亦即死劳动和活劳动的比率，它亦可转换为：

　　（2-7）

　　式2-7再次表现为不变资本与整个“增加值”之比。在比尔看来，按马克思的分析，剩余价值率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是必然趋势，尽管也存在着反趋势：对于前者存在无产阶级的抵抗，后者的提高则受到生产率进步趋势的反作用。但这些反趋势都只能暂时通过减缓和使结果多样化来抑制前两种趋势，最终不能阻止或者逆转这些趋势。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上述必然趋势会造成两个阻碍：一、生产率的提高及其后续作用，使作为资本主义积累指针的利润率降低，再次用pl代表剩余价值，利润率公式为：

　　（2-8）

　　将式2-8等号右边的分子分母同除以“增加值”（v + pl），并带入式2-5，变化可得：

　　（2-9）

　　由式2-9可知，在给定条件下，即当剥削率e趋于1且有机构成k增大时，利润率必然降低，这种降低是有机构成相对提高的结果。但是，剩余价值率即“增加值”两个部分的比值也有可能提高，从而形成反趋势。二、生产力发展的另一结果，是随着作为商品价值的重要组成的工资在增加值中的份额减少，最终需求也逐步萎缩。最终，马克思描述的两大部类间的平衡被破坏，造成了所谓的“价值实现危机”。

　　虽然上述推理在某些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像是倒退到“消费不足论”，但这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危机的两面，是同一个矛盾，即社会生产力发展与力图包容这种发展的资本主义价值关系之间的矛盾的不同表现。比尔更是认为，马克思在其经济学手稿和著作中实际区分了三种危机机制：与利润率有关的价值增值危机，与剩余价值率有关的价值实现危机和由于引入货币、卖卖分离造成的货币因素危机。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分析，要从对两个相互关联的重要变量即利润率和“增加值”的分配（剩余价值率）的观察出发。在现实中，某次危机应用何种理论工具进行分析，应视具体情况而定。比尔从前述理论架构出发对于当前危机的分析，则是本文下一部分的题中之义。

　　三、现实问题：利润率下降与危机根源

　　对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利润率趋势的不同观点，也导致了学者们对危机根源及发生机制的不同理解。一般说来，认为80年代以来利润率维持下降趋势或并未恢复的学者，一般也肯定危机是马克思认为的生产过剩危机，并自觉与纯粹的消费不足论保持距离；而对利润率趋势持相反立场的学者，则多另辟蹊径，提出对当前危机根源与性质不同见解。利润率趋势在当前危机分析中的关键地位或“分水岭”效用，由克里曼去年在阿根廷的一次学术讲座中激烈地表达了出来：

　　我要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与我对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观点的批评有关，这些经济学家包括热拉尔·杜梅尼尔、多米尼克·列维、弗雷德·莫斯里和米歇尔·于松等，他们宣称：利润率尤其是美国公司的利润率已经几乎从80年代初的低点完全恢复过来了。这个问题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它关乎我们对当前危机本质的理解。如果这是一次发生在利润率几乎完全恢复时期中的大危机，那就意味着这只是一次金融危机而不是我们所认为的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危机，进而意味着需要补救的只是金融体系：我们需要恢复管制，或者需要银行国有化，而绝非是要去动摇这个社会-经济体系的根本。于是很多人都投靠到了凯恩斯主义的阵营中，呼吁反对金融资本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本身。[20]

　　从利润率下降趋势出发对当前危机的解读

　　在其专门分析利润率趋势的文章中，克里曼认为，虽然数据显示出最近五年的利润率明显上升了，但危机仍然和利润率下降有关；利润率下降虽然不是危机的近因，但从长期来看，却是当前危机关键的间接原因（a key indirect cause）。为危机创造条件的利润率下降，无需持续到危机爆发的时刻，而只需要造成一个极低的利润率就可以了。因为，在平均利润率相对较高的时期，那些利润率低于平均水平的企业也能生存，但一旦平均利润相对下降，就会造成很大一部分企业的生存危机。在平均利润率低的时期，即使是利润率的短期（周期性）波动也会造成相当广泛的影响。此外，信用制度在当前危机中也有突出作用，利润率下降引起积累率的下降，进而造成一个或长或短的投机热和大量无法偿付的债务，最终导致危机的爆发，这一切都符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分析。[9]

　　与克里曼上述观点颇有相互参照价值的是S.C.伊斯基耶多去年在国际马克思大会经济组提交的一篇论文，作者从当前危机出发，对美国战后利润率的长期和短期趋势，利润率与商业周期、利息率的关系进行了研究。[21]一方面，伊斯基耶多强调资本主义危机的结构条件或制度特征方面：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前提条件就是资本的不断增值，因而，利润率的重要性是不容否认的。另一方面，他承认危机具有周期性，其爆发与利润率和积累的长期趋势并没有直接联系，短期经济现象就可以引发危机；受分配要素影响的短期利润率波动是当前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而长期来看（30年或者更长），结构性条件仍然发挥决定性作用，利润率的长期低迷以及新自由主义政策对生产性投资的抑制，是当前危机的结构性背景。与克里曼不同，伊斯基耶多的立场可以说是利润率间接原因论的第二种形态。

　　哈曼也提出：当前危机源于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利润率的下降压力。资本主义体系对这一压力的反应就是通过工资和工作条件的恶化来提高剥削率，但由于缺乏大规模破产这样的资本破坏，这些反应不足以维持利润率的原有水平，因此，也造成了生产积累率的长期低下。积累率低下的副作用之一虽然是暂时减缓资本有机构成上升的压力，但更重要的是，在剥削率上升期的积累率低下，扩大了资本主义体系生产商品的能力与市场吸收这些商品的能力之间的差距。这种“生产过剩”并不是肇源于“消费不足”本身，而是由于不能以增长的投资品需求替代已失去的消费品需求，即积累不足。由此，“金融化”应运而生，它虽然不能挽救整个体系，但能使个别资本家获得比生产性投资更高的利润率，此外，它鼓励工人和中产阶级负债消费，因而创造了短期的消费需求增长。哈曼认为，总地说来，当前危机可以被视为“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及其反趋势”的共同结果，这些相反趋势在效果上是有限的——将利润率从80年代初极低的水平向上抬升，但不足以使积累增长到可以吸收资本主义体系生产出的一切产品的程度。[8]因此，我们可以将哈曼分析框架中的当前危机称为：源于利润率下降及生产积累不足的“相对生产过剩危机”。

　　另一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沙奈也认为当前危机是生产过剩的危机：

　　当前的经济和金融危机，是‘巨大危机’的一部分，汇聚了众多的进程。危机持续时间长，因为它以产能的过度积累为基础，其重要表现形式就是发生在主要国家与部门中的生产过剩。然而，危机爆发的背景是经济全球化，因此，伴随着生产过剩的则是虚拟资本、对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期权和‘金融衍生品’的巨大积累。危机开始于金融领域。它是肇始于80年代初的以金融或金融化为主导的积累制度的危机。[22]

　　路易斯·吉尔曾在其系列文章中也与阿兰·比尔进行过针锋相对的讨论。他也认为，马克思理解的危机，是积累过剩与商品生产过剩的危机，不是工资过低造成的消费不足危机；当前的危机正是马克思意义上的生产过剩危机，其金融特征不能理解为因补偿工资不足而寻求扩大家庭部门的债务所致。吉尔认为，对马克思危机理论，学界存在两种解释，一种源于利润率下降，一种源于产品“实现困难”，后者又分为消费不足与比例失调两亚类。用比例失调只能解释资本主义体系的局部危机，危机通过局部调整即可解决，而不需要触碰制度的根基；而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消费不足只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经常性现象，不能用来解释危机；又如果认为是最终消费的不足导致了生产过剩危机，则是把二者看成同一现实的不同表现，对这种观点，吉尔的立场与哈曼相似，即应该区分两种过剩：消费品过剩和生产资料过剩，利润率下降导致的积累间断同时造成两种需求的不足并呈现为总需求不足，而不单单是消费需求不足。关键在于，不是市场的失衡导致了危机，而是资本的自行增殖出现了危机。从当前危机的发生机制看，2001到2006年巨大不动产泡沫是投机的结果，住房被不断地转变为高回报率的证券，这一投机导致大量对住房建筑的投资，从而产生巨大的生产过剩，这绝非是用工资购买力不足而导致的收缩解释得了的。市场一旦达到饱和，生产过剩就通过住房价格的崩溃和大规模的次贷危机表现出来。[15]

　　（二）“去利润率下降趋势”后的当前危机解读

　　与上述从利润率下降趋势出发的解读相反，杜梅尼尔与列维则从对“金融霸权”的理论强调与利润率并未下降的经验观察出发，提出了当前的危机是“金融霸权危机”的独特观点。他们认为，金融霸权危机区别于利润率下降型的危机。在金融霸权时期，资本家阶级在其金融机构权力的支持下，享有完全或几乎完全的独占统治：第一次金融霸权是20世纪初新兴大资产阶级的霸权，大资产阶级广泛地将管理任务委派给管理层（经理革命的效果），并有着一套新的金融体系作为支撑；新自由主义则是第二次金融霸权，它以对劳工阶级施加新的纪律、工人阶级购买力的停滞甚至倒退、管理层与金融资本的妥协以及自由贸易等为特征。在这次可称为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危机中，有两方面的因素起了重要的作用，其一是金融化和金融全球化相关的机制的混乱，及资本家不择手段地追求高收入。第二个方面则完全与美国的宏观经济路线（积累不足和消费过度）相关，特别是该国内外债务的增长，两组因素互相作用，是当前危机的根源——当前的危机“不是积累过剩和消费不足的危机，而恰恰是超高消费与积累不足的危机”。[23]

　　于松认为，不论是哈曼、克里曼等“利润率下降派”的解读，还是杜梅尼尔、列维的“金融霸权危机”说，都难令人满意。首先，他认为在分析当前的危机时，应该将不同层次的危机区别开来，不能用分析“周期性危机”的方法来分析资本主义的总体运动及其不同层次的危机；由于缺乏一种适当的历史维度，部分马克思主义者将对短周期的分析应用于资本主义的长波发展中，是不适当的，当前的危机并不是周期性危机；由于这一盲点，一些学者也对此次危机的发生机制产生了误解：尽管在当前的危机中甚至危机爆发前极短的时期，利润率有着显著的下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此前存在着过度积累，利润率的下降只是危机的结果，是危机导致的产能过剩的表现。通过对1999到2009年美国的消费增长、利润率和产能利用率走向的比较，可以发现，三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关键是发现三者之间互相作用的关系，而不是像此前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一样，简单地将过度积累与消费不足对立起来。最后，在于松看来，说危机是过度积累不过是“同义反复”，马克思对过度积累的定义就是不能够获得平均利润率，因此，用过度积累来说明利润率下降是错误的，因为利润率下降在理论上本来就是过度积累的表现。最后，从其最广义的利润概念出发，于松对杜梅尼尔和列维提出的“积累率由自留利润控制”及“支付利息和红利前的利润率上升随即为金融机构所吞没”的观点提出质疑。他认为，应该作为资本运动的指标的利润率不是指企业的自留利润，而是一般利润率，决定积累的正是一般利润率，而不考虑利润在不同资本家之间的分配。同样，也不能过分强调“金融霸权”的重要性，把金融部门描绘为是“掠食性”的，是它们阻止了工业资本主义的自我发展。事实上刚好相反，剩余价值中比例越来越大的部分未被进行积累，是因为资本主义体系性危机的症候就是盈利性投资领域越来越稀少，而未用于积累的剩余价值就被投入金融部门以维系食利者的消费，或躲避到投机泡沫中去。[6][7]

　　那么应该如何分析当前的危机呢？于松提出，马克思主义学者中对当前危机存在两种理解，一种是：当前的危机是周期性危机，因此，可以由过度积累导致的利润率下降得到解释。但是，在于松看来，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阶段特点，绝非过度积累趋势；对于当前危机，要清楚地认识到其非同寻常的剧烈程度，并将之作为整个时期的根本特征的危机，而非周期性危机。另一方面，部分学者主张，当前的危机是消费不足的危机，这部分学者被一些正统马克思主义学者斥为“凯恩斯主义者”。于松认为，这两种解释将过度积累与消费不足割裂开来，都是片面的。当前的危机可以看作是资本主义体系1974-1975年“福特主义”危机的解决措施的危机，其根本问题还是“实现危机”，由于工人工资在收入中的份额减少，剥削率显著上升，资本家面临剩余价值难以实现的风险，这一矛盾在金融化中得到了缓解——通过以下三种要素：（1）将那些未用于投资的剩余价值转到精英社会阶层的消费中去；（2）使家庭部门的过度负债并支撑其消费；（3）对全球性（特别是美国与其余地区之间的）失衡进行调整。

　　针对前述克里曼提出的批评，于松提出了“利润率不是反资本主义的指示器”（l’anticapitalisme n’est pas indexé sur le taux de profit）的口号，认为对资本主义体系进行批判，不必建立在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基础上，资本主义即使在利润率很高的时期也能爆发危机。当然，于松并非认为，利润率在分析资本主义发展趋势时不重要——早在20世纪90年代发表的《资本的贫困》一书中，他即指出，利润率是一个“核心变量”和“综合指标”，然而，它是“因”也同时是“果”。[17](P14)而于松自己对于此次危机的解释如下：他认为，此次危机源于当代资本主义的特征之一，即该体系越来越难以弥补盈利性供给与人类社会基本需求之间的差距，并在利润率标准的名义下，愈来愈拒绝满足这一基本需求，甚至以金融化来逃避。利润率与积累之间的差距，应该从这一角度出发来得到解释。

　　抛开他对其他学者观点的批判不谈，于松自身对危机的解释显然较为含糊，因而也遭到了来自对立阵营的批评。克里曼认为于松的这种解释是避重就轻：“虽然我并不认为，社会需求和气候变化属于‘非经济’问题，但我所指的‘经济危机’是一个技术性术语，长期以来有着特定的和明确的含义……如果于松使用是‘危机’一词的其他含义，那就是转移话题了”。[11]吉尔也认为，一方面，满足人类的社会需求本来就不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最终目的，它历来不重视使用价值或任何社会需要；另一方面，当前的危机显然也与于松所批判的资本主义体系的“非理性”无关。[15]

　　最后还需提及的是阿兰·比尔对危机颇为不同的解释。在实证方面，他采用了于松对利润率上升趋势和工资份额变化趋势的分析，但与前者不同的是，比尔更加明确地高举从“价值增值危机说”到“价值实现危机说”的旗帜。从他所强调的两个相互关联的变量——利润率和“增加值”的分配（剩余价值率）——的观察出发，比尔细致地分析了战后至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演化过程，并将之分为三大阶段：

　　第一阶段，经济持续增长和工资购买力提高的福特主义时期（1945-1970）。劳资之间达成了妥协，凯恩斯主义主导国家经济政策。

　　第二阶段，福特主义遭遇危机及凯恩斯主义管理时期(20世纪70年代)。在此期间，受生产率发展停滞、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和非生产性劳动的发展等因素影响，利润率开始下降；同时，劳资之间的分配开始扭曲，牺牲了剩余价值份额以保持前一时期的高工资，结果是经济陷入滞涨，失业率高企和财政赤字增加，利润率降低。比尔认为，这一时期的危机真正属于“价值增值危机”。

　　第三阶段，走出福特制危机(20世纪80年代)。为了扭转利润率下降趋势，在生产率发展的同时，资本主义开始诉诸一系列经典手段，如增加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实施严苛的劳工政策，限制实际工资的增长，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另一方面，为了对抗有机构成提高，资本家改良了生产过程，力图突破福特主义的限制，等等。这些措施在微观和宏观层面造成了一系列结果，从而，两个关键变量——利润率重新上升，而工资在增加值中的份额则开始下降（如在法国，工资份额在整个80年代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资本主义走出了福特制的危机。

　　第四阶段，价值实现的慢性危机出现（自20世纪90年代初）。在本阶段，资本主义用来摆脱福特主义危机的措施和政策，又造成了新的危机。以利润率下降为特征的“价值增值危机”被“价值实现危机”所取代。阻碍资本主义积累进程的，不再是利润率的低下，而是最终需求的不足。这一积累障碍将随着工资占增值份额的进一步减少而加剧，从而酝酿了消费不足导致生产过剩的经典危机的准备条件。由于价值实现遇到危机，资本无法以真实形式投资于实业，从而实现价值增值，在新自由主义“自由化”措施的激励下，虚拟资本的狂热积累进程被引发了；而借贷消费的出现，也是由于要暂时缓和因工资份额下降导致的最终需求不足，在雇佣工人的相对贫困化时期支撑其消费（特别是在住房和汽车等耐用品方面），由此为次贷危机埋下了祸根。[19]

　　最后，阿兰·比尔预言，危机在今后的数月甚至数年内还将加剧，因为中心国家为了拯救金融资本和实体经济将面临巨大的债务。如今，为了减少赤字和债务，各国相继实施紧缩政策（通过削减社会福利间接降低工资），这将进一步使需求萎缩。由于价值实现的危机，在今后的数年，危机将真正展露峥嵘。正如比尔所言：“资本主义似乎永远在寻找一种新的灵丹妙药（formule magique），一种新的调节内部矛盾的模式……但一切都显示，它眼下是找不到了”。[19]

　　四、结语

　　以上从经验、理论与现实三个层面，介绍了以当前危机为背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围绕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利润率变化趋势及利润率与当前危机的关系所进行的理论阐发与学术争鸣。最后需要补充几点我们对此次大争论特点的看法。

　　首先是争论的“继承性”。需要指出的是，这场争论并不是伴随着2007年爆发的经济和金融危机而突然涌现的。参与争论的相当一部分学者，如克里曼、于松、杜梅尼尔和列维，早在危机爆发多年以前就对利润率下降趋势作过理论思考或经验研究。因而毋宁说，这次的争论是20世纪90年代甚至更早以来，在理论研究和经验实证方面，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在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问题上的分歧的延续和扩大；这场危机的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远，及其体现出的一些新特征，也使得很多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将之作为检验自己观点的校场。

　　其次是争论的“复杂性”。虽然对利润率趋势及危机性质的种种争论，我们可以大体区分出两个不同的阵营，但是，这种划分全然不意味着被认为同属一个阵营的学者，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理论立场是完全一致的。即便是在同样认为利润率上升或下降的学者之间，就某一特定问题也可能持完全相异的观点。如上面提到的，于松与杜梅尼尔和列维之间关于金融部门的特性及作用的分歧，又如弗里曼与布伦纳之间就决定美国利润率下降的因素是利润份额还是资本效率的争论。[24]如果要对这些分歧作一一阐述，则远远超出了本文范围。

　　最后一点需要注意的是争论的“开放性”。对争论中的一些焦点问题，如资本价值计算，双方目前还是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但也大都承认，对利润率计算是“开放中的工地”，[7]或“不存在万能的计算方式”。[9]同样，对于马克思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的理论探讨仍有待深化；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对于当前危机的根源与传导机制的研究也待拓展。因此，这场争论究竟将走向何方，将给21世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理路带来何种影响，目前似难下一定论。对我们来说或许更重要的是，这场争论清楚地使我们感受到，当前危机确实引发了欧美马克思主义者对于20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发生的重要演化及其意义的深刻思考和热烈讨论。我们的主要目的，也就是将这些意义颇为重大的思考和讨论的总体面貌勾勒出来，以供国内学者参考和进一步研究。

　　来源：政治经济学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