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禅师铃木俊隆是在西方传播禅的先行者。

       “乔布斯后来在苹果体现出的各种天才，包括慧眼独具的战略思考、唯美的艺术设计，多少都有一些他此前参禅悟道的影子。正如《禅者的初心》所说‘做任何事，其实都是在展示我们内心的天性。这是我们存在的唯一目的。’”王咏刚在所著的《乔布斯传》中如是说。

　　对乔布斯产生这样深远影响的《禅者的初心》，是日本禅师铃木俊隆为那些对佛学一窍不通的西方人撰写的英文入门读物。耐人寻味的是，许多禅修了几年、几十年的外国人，却并不知道禅学源自中国，不知道禅的始祖是少林寺的开山鼻祖达摩，也不知道南宗北宗和《六祖坛经》。他们中不少人都会告诉你我：禅是从日本来的。对于中国在海外的文化传播来说，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案例。

　　之所以禅学被误以为是日本的，是因为最早向西方传播禅学的，是以翻译出身的日本学者铃木大拙等一批通晓外语、具有国际思维和眼光的日本人。这些人并没有简单地将佛经和佛学论述翻译成外语，而是用英文撰写了一大批禅学理论作品。在这些作品中，禅学的宗教色彩被刻意淡化，而着意强调它的哲学性、神秘性和“高尚性”，即禅修不是宗教行为，而是思想行为，是心灵净化和自我提高的过程和努力。英国的阿兰·瓦特和德国的鲁道夫·奥托等西方禅学家在接受日本人传播的禅学理论后，为减少传播的障碍和难度，也刻意强调禅修的非宗教性、东方文化特色和神秘性。这样，“非宗教”的禅修很容易地跨越异宗教、异文化的障碍，又因为其神秘的东方色彩，吸引了西方人的好奇心。

　　照一些非东方人士看来，禅修更多是一种哲学思考。放下一切不必要的杂念，讲究发自内心的顿悟，“与宗教无关”。笔者在西非多哥曾遇到一对布基纳法索籍父子，他们是虔诚的伊斯兰教徒，却定期参加在洛美举行的禅修讲座。在他们看来，“禅学是哲学，禅修是体育和心理学治疗”，与宗教无关，因此参加禅修和笃信伊斯兰教并无任何冲突。

　　笔者在非洲和北美也曾出席过多次禅修讲座，小到几十人，多到500多人。其共同特点是非宗教、无偶像，都被赋予“心理学暗示语言”等现代词汇。许多这类组织会与社区中心、心理学会、心理专家诊所，以及大企业、大写字楼保持密切关系，并依托它们展开活动，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慈善事业，使禅修生活化、社区化。

　　日本推广的禅和禅修显然已经在国外扎根，影响着数以百万计的人。在不少大城市，心理学家会建议患者经常参加禅修活动，以保持心理健康；一些工作繁忙的大公司，会主动为员工联系参加禅修讲座，以便他们能从巨大的工作压力中摆脱出来，保持良好的工作效率和状态。

　　可以说，本土化、哲学化、非宗教化，让禅学这个宗教色彩强烈的事物，并无多大阻力地传播到欧美、非洲，甚至阿拉伯世界，并开始进入当地主流社会生活。禅修理论家的审时度势，将禅修和生活有机相连，赋予禅和禅修以生命力。这样的结果，和日本学者一个多世纪前的“改造”息息相关。正如一位英国禅学历史学家所言，近100多年的海外禅学史，基本建立在“铃木禅”的基础上——先是亦步亦趋地遵循铃木大拙的理论，而后在探索禅学历史的过程中，开始思考“铃木禅”和真正禅学间的异同，在这两个过程中，都有日本禅学家的努力和作为。

　　事实上，源于中国的禅宗，本就是佛教中较世俗化、生活化，带有更多哲学和时代色彩的“新佛学”。但在向海外推广过程中，这些特质并未得到重视，相反，过于强调程式、规范，让“中国禅”的宗教色彩过强。而对急功近利的重视，过于卖弄“少林武术”、“独门秘笈”之类形式化、表面化，甚至庸俗化的东西，虽能满足异国人士一时的好奇心，却难以真正融入文化传统迥异的外国社会主流，更不用说落地生根、自我繁殖了。

　　不光禅，许多中国文化产品在海外推广中，都有这种急功近利的潜意识和过于强调形式、表象的习惯，而忽略了提炼、改革，使之现代化、生活化、社区化和本土化，让这些中国文化产品能够真正在海外落地生根。从“日本禅”在海外的成功可以得知，精神和理论，在异文化传播中远比形式和表象更重要，也更有效。而让这种精神和理论本土化，又保留神秘的“东方精髓”，则是让民族文化成为世界文化的关键所在。（本报驻日本特约记者 李 珍 刘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