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大批知识分子齐心协力译著和出版了大量马列经典著作和大众化读物，树立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史学、文艺学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理论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由此，形成了完整的包括马克思主义各领域的宣传阵地，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奠定了良好基础。在这一时期，知识分子不仅对毛泽东思想的提出和确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由于较好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武装了更多青年学生和民众参加革命，极大地促进了中国革命的发展。

　　一、砥砺主体素质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首要前提

　　1. 坚定信仰，保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正确方向。延安时期，追求进步和光明的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怀着无比坚定的信仰，历尽艰辛，更要冒着生命危险，从全国各地包括沦陷区和国统区，有的甚至从海外奔赴延安。当时的延安由于日寇和国民党的封锁，生活环境和工作斗争环境都异常艰苦，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素质就是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普遍得到砥砺。

　　2. 潜心钻研，提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科学水平。延安时期，知识分子大都形成了一个共识：要解决在当时最大限度地发动群众以整合革命力量的问题，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因此，他们从各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展开大众化研究，或依托学术机构研究马克思主义，或依托学校和干部教育学院开展经常性的学习和研究，或利用报刊宣传马克思主义。当时，延安各种研究会的成立以及研究工作的开展，有效地整合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力量，使马克思主义研究系统化和组织化，不仅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深入开展，而且培养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论骨干，在全党掀起了研究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潮，大大提升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科学水平。

　　3. 普及文化，提高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际效果。延安时期，为了深入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参加并坚持抗战，同时又能培养更多的革命干部，知识分子在党中央领导下积极开展以识字教育、社会教育和正规学校教育为主的国民教育。在对广大民众讲解马克思主义时，知识分子始终注意把马克思主义通俗化，用浅显明白的语言、形象生动的比喻和贴近群众实际的事例进行讲解，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民族解放与哲学》，胡绳的《哲学漫谈》、《辩证法唯物论入门》，柳湜的《街头讲话》等，都是当时的优秀著作。

　　二、知识分子群体与领袖群体形成合力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条件

　　大批知识分子来到延安以后，成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力军。他们的迅速成长与党的领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视以及对知识分子的信任和重用有着密切的关系，领袖群体与知识分子群体形成合力，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

　　1. 政治上的尊重和关怀加速知识分子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化。延安时期是我们党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比较成功的时期，也是领导知识分子队伍比较成熟的时期。首先，对知识分子给予政治上的充分尊重和信任；其次，在工作安排上根据学识专长和能力平等任用，大胆提拔；再次，在边区经济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尽可能地提供较为良好的生活条件。

　　2. 知识分子与党的领袖们共同研讨合力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大批知识分子来到延安以后，党的领袖们开始与他们亲密接触，通过书信往来和面对面的观点沟通来共同研讨，相得益彰，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突出表现在毛泽东同许多知识分子在哲学、史学、文艺、教育等领域有密切的学术交流。1937年9月，毛泽东写了约三千字的《艾著〈哲学与生活〉摘录》，并致信艾思奇共同研讨。对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前后看了十遍，还做了很多批注。另外，党的领袖们与史学、文艺和教育界知识分子的交流也日益频繁，或积极参加各种研究会的活动和学术讨论，或参加干部学校、社会学校的讲课，或阅读知识分子的文章、专著并进行观点沟通等。毛泽东、朱德、张闻天就是“新哲学会”的成员，张闻天还曾任“中国问题研究会”的指导员，张闻天和陈云是“党建研究会”的领导人，李维汉兼任“中央研究院教育研究室”主任等。

　　三、建立最广泛的文化界统一战线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桥梁

　　延安时期，我们党已经认识到，团结在党周围的非党干部和知识分子以及各阶层、各地区知识分子，是党广泛联系群众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大众化的桥梁，是在更大范围内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有效途径。如果党外人士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认可并积极传播，会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更有说服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就更容易开展，党的政策就更能深入人心。当时的情况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和抗战中形成的战区分割的态势，知识分子流聚成以下几个主要中心：以延安为中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以重庆为中心的国民党统治区即所谓大西南地区、东北地区和上海等地沦陷区、港粤地区。这几个中心的进步知识分子遥相呼应，想方设法将延安出版的报刊的样书或清样发到重庆、桂林、香港、曲江和上海等国统区和沦陷区翻印出版，使得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民主主义、爱国主义立场，以及延安军民的生产生活情况和精神风貌，在解放区、国统区、沦陷区，甚至在海外华侨和外国的民众中间，都有了广泛的宣传。有效的宣传打破了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的严密的新闻封锁，使得国内外都逐渐看清楚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的真相，为延安和中国共产党争得了国内广大人民群众的同情和支持，也赢得了海外华侨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和援助。同时，也使英美盟国政府对国民党极度失望，并且开始关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因而，偏僻的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成为全世界瞩目的地方。这些成绩的取得，可以说无不与广泛的文化界统一战线的建立密切相关。

　　四、借助基层组织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有效载体

　　延安时期，知识分子借助基层党组织、社会组织、群众组织和文艺团体等广泛开展文化普及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普及活动，通过经常性的理论研究学习活动、文化识字活动和群众性娱乐活动，实现了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这些基层组织把解决群众的日常问题作为指导基层组织工作的核心，因而能够扩大党在群众中的积极影响，凝聚民心，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打下了良好群众基础。正如当时负责群众运动的邓发所说:群众运动对于我们有重大的意义，我们的一切政策通过群众运动来执行，为了进行长期战争，达到各方面的进步，我们必须依靠老百姓，我们若是不想失败，我们就不能依靠官僚方法或专制，我们必须动员、唤醒、教育、领导老百姓自己来想办法，这就是我们发动群众运动的目的。亲历延安考察的美国记者斯坦因对此也有客观的评价:共产党领导的群众运动的教育努力，的确是完全实际的，而且是民主的，在政治方面它不是压制的，它强调斗争的因素，在一个落后的社会中只有利用斗争才能够动员人民，提高他们在战争中的用处，达成真正的社会改革。当时，各种群众组织层出不穷，活动频繁多样。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巧妙地与艺术、文学、秧歌、地方戏、黑板报等各种民间的通俗的文艺形式，特别是地方性的歌谣、戏剧、说书等形式联系起来，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起了很大作用。1936年11月成立的中国文艺协会倡导文艺走战斗化、大众化之路。1937年11月成立的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倡导文化界的任务是：第一要适应抗战；第二要大众化、中国化。1938年9月成立的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抗战联合会，先后出版《大众文艺》、《中国文艺》等刊物，号召文艺工作者努力使文艺的影响突破过去狭窄的知识分子圈子，深入到广大的抗战大众中去，提倡文艺大众化。

　　延安时期知识分子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方面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就，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这些经验对于当代知识分子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大众化也是值得借鉴的。与延安时期相比，尽管时代改变了，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没有改变，所以我们应该牢牢把握这一精髓，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把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首先，当代知识分子应该像延安知识分子一样，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所说：“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其次，新时期文化界统一战线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一支重要力量。党外知识分子是统一战线重要的联合对象，“党外知识分子工作是统一战线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8页）为知识分子的成长和杰出人才的涌现提供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对于凝聚人心、统一思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三，当代知识分子要向“三贴近”转型。当代知识分子要在研究和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时做到深入浅出，简明而不简单、具体而不抽象、通俗而不粗俗、生动而不庸俗、雅俗而不低俗、易俗而不媚俗。还要做到趣味化，即注意运用艺术的手腕、生活的情调和健康的幽默去调和枯燥艰涩的知识和艰深的理论，使广大人民群众在喜闻乐见中与真理握手。值得强调的是，借助基层组织是知识分子实现“三贴近”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便捷之途。第四，对于当代知识分子来说，学术研究固然要有深度，但关键在于要正确认识学术研究和服务实践的关系，二者如何能够相得益彰地结合起来，真正树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实践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价值取向，这就是既要当好“书呆子”又要当好“鼓动家”，向复合型知识分子转型。正如毛泽东所要求的：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

　　（本文是教育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专项课题（11JD710074））

　　（作者单位：郭德钦，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郭艳英，西安石油大学社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