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
2011年11月02日 来源：法治周末   作者：孙伟锋

　　尽管前工业化国家在外观上资本家和工人不再那么壁垒分明，但美国愈演愈烈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告诉我们，实业资本家已是明日黄花，现在的金融资本家才是兵不血刃的高手，而这更加隐蔽，也更具有欺骗色彩

  　　本报书评人 孙伟锋

　　科技创新将地理疆域推倒，地球村时代注定是一个制度趋同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省察马克思主义尤为必要。

　　特里·伊格尔顿在《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一书里纵横捭阖，将现代西方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罗列并逐一批驳，颇有当年恩格斯《反杜林论》的雄辩之风。

　　后工业时代的工人阶级状况

　　反马克思主义的西方学者认为，随着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尤其是发达国家产业升级的如火如荼，工人作为一个阶级形式是否依旧存在。即使部分存在，发达国家渐入佳境的社会流动性也会使得工人可以解放自我，而非马克思笔下“工人只有选择某个雇主雇佣的自由，却没有不被雇佣的自由”。

　　持有上述观点的学者大概忘记了工人这个群体的衍生。克罗齐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工人阶级的定义也是如此。马克思当年笔下的工人阶级特指机器大工业时期的产业工人，出大力、流大汗，而当年那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产业工人的式微不外乎两个原因。

　　其一，借着产业升级的东风，发达国家逐步从常规制造业中退出。相对于常规制造业的高能耗、高污染和低附加值，服务业无疑是朝阳产业，譬如金融、研发、酒店、咨询。这样的转型既有经济发展的必然性，又有政府的主导。在这样的背景下，工人一词的定义是否还要局限于车间里的产业工人争议很大。马克思生前曾预测产业工人数量的锐减和白领工人的剧增，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对“工人阶级”一词扩大解释。

　　其二，发达国家产业工人锐减还有产业外包的原因。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在海外设厂，将制造部分外包给第三世界国家，比如中国。准确地说中国不是世界工厂而是世界车间，因为当代经济学视野里的“工厂”一词不仅包括制造，还应包括研发、广告、设计、物流等环节，而后面的环节显然和中国无关。可以肯定的是，印度凭借语言及教育优势已经并将继续成为“世界办公室”，而这无疑比名义上的“世界工厂”更有现实价值。在这个意义上说，反马克思的学者对转移的产业工人大军视而不见无疑是荒诞的，西方国家只是“与时俱进”地将本国工人阶级的悲惨境地转嫁到了血汗工厂里的青壮年劳力身上而已。

　　尽管前工业化国家在外观上资本家和工人不再那么壁垒分明，但美国愈演愈烈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告诉我们，实业资本家已是明日黄花，现在的金融资本家才是兵不血刃的高手，而这更加隐蔽，也更具有欺骗色彩。最典型的是美国企业高管享有雷打不动的“黄金降落伞”的优渥薪资，而这对于普罗大众无疑是可望不可及的。

　　可见工人阶级并未消失，而资产阶级作为工人阶级的对立面却变本加厉地玩上了空手套白狼的资本游戏，这对资本主义体制的摧毁力度不啻原子弹之于广岛、长崎。

　　马克思的向左走 向右走

　　反马克思的西方学者经常质疑马克思理论过于推崇暴力革命，为什么不能走改良路线以节约社会成本，这又在很大程度上犯了一叶障目的弊病。

　　事实上，资本主义发展充分的国家在制度建构上往往会吸纳马克思主义的合理因素，这就降低了暴力革命的风险。譬如瑞士、瑞典、芬兰等北欧国家以完备良好的福利制度而著称，这就是在社会保障上吸收了马克思的国家学说。尽管可能会纵容懒汉，影响科技创新的动力和生产效率，但在客观上还是起到了减压阀的作用。这样的福利国家暴力革命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无独有偶，亚洲的新加坡也很典型。尽管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对前苏联式的“共产主义”心有余悸，但新加坡在制度建构上实现了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保障上的社会主义。不管是李光耀刻意为之，还是无心插柳，新加坡的社会保障制度上还是可以看到马克思学说的某些痕迹。

　　马克思当年论及的暴力革命也源于时代潮流，一个革命占主流的时代容易造成革命的路径依赖。但特里·伊格尔顿认为“西方巨大的敌意将前苏联卷入了军备竞赛，破坏了本来就问题重重的国内经济，并能够最终导致了前苏联的崩溃”无疑失之偏颇，真正葬送前苏联帝国的还是行将就木的前苏联官僚体制。

　　马克思的暴力革命学说在缺乏中产阶级的社会表现得会比较明显。没有中产阶级群体改良式的缓冲，政治会沦为零和博弈，革命必将成为暴风骤雨，这大概也是当年马克思的焦虑吧。

　　反马克思的西方学者指责马克思过于推重经济因素，诸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类论断。事实上，马克思以剩余价值分析登堂入室的那一刻就决定了经济至上的学说取向。

　　马克思对经济分析的情有独钟既有时代潮流，又有个人因素。

　　就时代而言，二十世纪流血，二十一世纪流汗。换句话说，二十世纪比二十一世纪更接近马克思所谓的资本主义本质“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在机器大工业时代，生存权远比今天重要，这也就可以解释马克思对经济基础不厌其烦的推崇了。

　　就个人而言，马克思一生的著述都是在经济困窘中完成的，这让他对经济因素比同时期家境优越的学者要清醒得多。

　　人永远是历史的囚徒，马克思对经济基础决定作用的近乎过分的强调，也为我们展示了学者的时代局限，但拿今人的标准苛求古人不啻“文革”时期将曹操列为法家的做法一样荒谬。

　　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马克思学说的接受史原本就是生活的洗礼，这也正是思想的源头活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