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派是当今国际泛左翼中较为活跃的一支力量，在发达国家托洛茨基主义影响相当大，不少第三世界国家也有较大的托派组织。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在和谐泛左翼中也出现了托洛茨基主义者。近年来还出现一种论调，认为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是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翻版，暗示“毛泽东＝托派”。　　

  关于托派，据鄙人了解，有以下几点：

（1）自称“原原本本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革命传统思想”，反斯大林、反毛泽东。

（2）鼓吹“不断革命”。

（3）强调“反官僚”，视斯、毛体制为需要进行“政治革命”的“官僚体制”。

（4）轻视农民，认为“农民不可靠”。

（5）推崇“工人运动”、强调“工人民主”。

（6）认为“一国革命不可能”······

  在这里谈一点鄙人对马列毛主义和托主义区别的粗浅看法。　　

  托派喜欢念叨“不断革命”。“不断革命”有错吗？没有。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就明白无误地指出：革命的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过渡阶段。

  但是，托主义的“不断革命论”是建立在其激变论的哲学观基础上的。他们把运动的高级阶段与初始阶段相混淆，甚至无视和取消这个运动的初始阶段、量变阶段，梦想着直线的、一步到位的达到那个高级阶段和质变阶段。他们不明白历史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运动是非直线的、是迂回的、曲折的、波浪式的、“有时候甚至会向后作巨大的跳跃”的（列宁语）。托主义的“不断革命”不同于马列毛主义的“不断革命”——马列毛主义的“不断革命”是承认“分阶段”的“不断革命”、“继续革命”论，是承认革命道路“曲折前进”、“螺旋上升”的“不断革命”、“继续革命”论。　　

  在“高品味”的托派分子眼中，斯大林、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是极其幼稚可笑的，与资本主义好像没有什么区别，但他们不知道这一小步是人类社会历史上的有着划时代意义上的一大步，从而无视和抹杀它的巨大意义。苏东剧变发生后，托派得意无比，以为“先知”的唯心主义宿命论式的预言应验了，欢呼“官僚社会主义”的垮台。殊不知，真正的社会主义早在赫鲁晓夫时代已被扼杀，这只不过是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官僚资本主义的垮台而已。　　

  在托派看来，不分具体的时间、地点、条件，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均应毕其功于一役。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大加诟病，忽视其发展趋势是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近年来的“全球化”浪潮也使托派倍受鼓舞，他们认为随着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只适用于前工业社会”的毛泽东的持久人民战争策略已经无用武之地，但他们背离了列宁的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理论。精明的国际垄断资产阶级不会为自己培养竞争对手，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并不符合他们的利益（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是帝国主义国家的“发达”的前提条件）。多数发展中国家盛行的是官僚买办资本主义。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不会主动去消灭封建的生产关系，相反他们很大程度上要依靠与封建地主阶级的联盟才能确保生存。对于众多依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持久人民战争理论依然适用。另外，顺便说一句，对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而言，一旦官僚买办资本被消灭，资本主义的“大头”也就解决了。　　

  如果说当年一些国家的共产党由于受统战主义影响丧失了在二战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大好机会，托派则在二战前后因其关门主义付出了惨重代价。以当年的中国托派为例，1938年11月3日，曾是中国托派首领的陈独秀在《致托洛茨基》信里感叹：“我们的集团自始即有极左派倾向。”他详细地列举了托派分子各种“左”的论调后说：“群众眼中所看见的‘托派’，不是抗日行动，而是在每期机关报上满纸攻击痛骂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文章，因此使斯大林派的‘托派汉奸’的宣传在各阶层中都得了回音，即同情我们的人也不明白‘托派’目前所反对的究竟是谁。……这样一个关门主义的极左派的小集团（其中不同意的分子很少例外）当然没有发展的希望；假使能够发展，反而是中国革命的障碍。”（更糟糕的是，以郑超麟为代表的部分托派分子在日本法西斯逞凶狂之际公然鼓吹“革命失败主义”，这连托洛茨基本人也难以苟同）。　　

  托派的“工人阶级反官僚政治革命”理论（“不断革命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认为，由于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没有胜利、世界革命没有一下子完成的偶然原因，才导致落后国家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后被“官僚阶层”篡夺，才需要反官僚的政治革命。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革命全面胜利后，由于生产力发达，就不可能发生蜕变，共产主义就会很快随着生产力发展实现。这与考茨基之流的唯生产力论没有本质区别。　　

  马列毛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与此完全不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认为，无论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是落后的半殖民地国家，在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和建成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后，都面临一个继续革命问题。这不仅因为被打倒的旧剥削阶级残余“人还在，心不死”，还因为社会经济领域的资产阶级法权必然要在相当长时期内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保留，再加上意识上层建筑中非无产阶级文化的影响，必然会产生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因此胜利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必须继续进行阶级斗争，必须通过群众斗争才能逐步消灭资本主义残余，改造“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最终过渡到共产主义。可以说，没有共产主义的革命群众运动，社会主义不会自动过渡到共产主义。　　

  事实上，在俄国、中国等落后国家建立的革命政权，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必然会在一定时期内产生公共和社会管理权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现象（大概在托派眼中这都是“官僚”掌权），这是由它们革命前落后的社会经济状况所决定的，是它们不得不保留的一种资产阶级法权。官僚本身并不构成一个阶级，它既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也可以为资产阶级和其它剥削阶级服务，但作为脑体差别的衍生物，它天生倾向为剥削阶级服务。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官僚”系统主要由革命者组成，可以在一定时期内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服务（只要党推行的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但是，这只是一种过渡的、临时的状态，不应该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常态。由于社会经济领域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再加上意识上层建筑中非无产阶级文化的影响，这一群体必然会出现分化，会产生新生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旦掌握政权，就会不可避免地发生资本主义复辟（当然，资本主义的复辟绝不是自然而然的，必然要经过两条路线的斗争）。因此，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应当尽快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随后转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恩格斯曾明确指出，“国家再好也不过是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中获胜的无产阶级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有能力把这全部国家废物抛掉。”　　

  国家官僚机构固然是个“祸害”，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不得不利用它好的方面，“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官僚系统的完全消亡只能是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有能力把这全部国家废物抛掉”之后。当然，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中通过群众斗争使无产阶级受到了锻炼，一步步朝着“有能力把这全部国家废物抛掉”方向迈进。　　

  将无产阶级专政污蔑为“官僚专制”，这本是资产阶级舆论工具惯用的宣传伎俩，其用意是阻止无产阶级建立自己的革命专政、革命权威。世界上不存在什么超阶级的“民主”，对资产阶级来说，无产阶级专政永远是“专制”的。正如毛泽东在为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而撰写的《驳“舆论一律”》中所指出的那样，“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　　

  托派认为，存在一种非资非社的“工人官僚国家”，这种国家政权被“官僚阶层”篡夺，变成了“官僚专政的国家”，同时在经济上保留着生产资料公有制。例如长期执掌国际托派“正统”——第四国际联合书记处的比利时托派理论家厄·曼德尔就认为，“官僚集团的统治主要不是借助于掌握了货币财富，而是借助于对政治权力的垄断，这一点决定了它的非资本主义性质；另一方面，它的非社会主义性质则体现于，它无法使自己摆脱货币财富的影响。”，“从长远观点看，这个官僚层客观地推进资本主义的复辟。”正如二元论最终往往倒向唯心主义一样，托派的“工人官僚”之说，最终将倒向认为“官僚是一个阶级”、用官民之争替代无资之争的民粹主义论调。托派一向喜欢指责别人“超阶级”，却在至关重要的资本主义复辟问题上离开了阶级分析法。　　

  被“反官僚”的托派视为“官僚体制”的“总官僚”的毛泽东，发动工农大众起来以群众斗争打倒钻进党和国家领导机构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改造旧的国家机器，以此巩固人民当家作主的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无可辩驳的史实！　　

  托派的“反官僚”，侧重于反所谓“官僚体制”，在他们看来，原社会主义国家发生资本主义复辟只是由于没有实行所谓“巴黎公社式的无产阶级民主”。但是，仅仅依靠一套“完美”的“体制”就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了吗？否！无产阶级归根到底只能在现实的阶级斗争中取得反复辟斗争的胜利，离开了现实的阶级斗争，指望仅仅依靠一套“民主制度”就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只能陷入制度万能论的唯心主义泥潭！　　

  可能有的同志会说，不管怎么样，托派反对官僚主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主张，总是正确的嘛！　　

  判断革命者的标准应该是听其言，观其行。平心而论，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和随后捍卫新生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确实有较大贡献，但在身体力行反对官僚主义方面，他和他的追随者的表现实在不敢令人恭维，相反，其官僚主义作风在党内斗争中将许多同志赶到斯大林一边。此外在国内战争结束之际，托洛茨基反对在工会中扩大民主，主张继续用军事指挥手段管理工会，但他的企图因党内多数人的反对而未能成功。斯大林在1923年12月23日的《真理报》发表的《关于争论，关于拉法伊尔，关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论文和萨普龙诺夫的论文以及关于托洛茨基的信》一文中写道：“在反对派队伍中，有像别洛博罗多夫、罗森霍尔茨、皮达可夫、阿尔斯基、贝克这样的人。别洛博罗多夫的‘民主’至今还留在罗斯托夫工人们的记忆中；罗森霍尔茨的‘民主’使我们的水运员工和铁路员工吃了苦头；皮达可夫的‘民主’使整个顿巴斯不是号叫就是痛哭；阿尔斯基的‘民主’是大家都知道的；贝克的‘民主’使花刺子模至今还在痛哭。”后来斯大林以同样的冷嘲热讽的口气说“托洛茨基，这位官僚主义分子的头子，没有民主就活不下去”。他接着说：“从托洛茨基的嘴巴里听到关于民主的词句，我们感到有些可笑，因为就是这位托洛茨基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曾经要求从上面来整刷工会。可是我们知道，第十次代表大会时期的托洛茨基和现在的托洛茨基是没有多大差别的，因为无论在当时，无论在现在，他都主张整刷列宁式的干部。差别只在于：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他要在工会范围内从上面来整刷列宁式的干部，而现在他要在党的范围内从下面来整刷还是那些列宁式的干部。他需要民主，把它当做法宝，当做战略手腕。全部花样就在这里。”　　

  在流亡国外后，托洛茨基一直试图推翻所谓的“工人官僚国家”，他打算怎么做呢？他在1933年10月《反对派简报》上声称：“斯大林及其追随者尽管很孤立，如果他们紧紧抓住政权不放，反对派将借助于‘警察行动’消灭他们。”在于1936年问世的《被背叛了的革命》一书中，他仍在号召苏联国内“真正的列宁主义者”利用他们在党政军内占据的职位发动“政治革命”（看来这位“革命的先知”感兴趣的是少数人密谋的政变）。　　

  托派在判断所谓“工人国家官僚化”问题上，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波兰托派分子、“先知三部曲”作者伊萨克·多伊彻在其《流亡的先知》一书中说：“斯大林死后头10年的改革尽管是不充分的和自相矛盾的，但仍极大地缓和并限制了官僚暴政；人民意愿的新潮流愈益推动着苏联社会更深刻、更彻底的改造”。赫鲁晓夫集团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使苏联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官僚资产阶级专政，但多伊彻先生却说赫鲁晓夫时期“极大地缓和并限制了官僚暴政”（顺便说一下，中苏论战时赫鲁晓夫集团曾影射当时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为“托洛茨基主义”，但实际上正是赫鲁晓夫本人在其掌权后推行的非斯大林化促进了国际托派的发展，国际托派当时面对“秘密报告”送来的“惊喜”直言不讳地宣称，赫鲁晓夫领导的反斯大林运动“为托洛茨基主义打开了门户”，“将大大有利于托洛茨基主义及其组织——第四国际的进展。”他们宣布，“对于赫鲁晓夫派实行非斯大林化、反对更为保守的流派的斗争，我们要给予批判性的支持。”）。　　

  曼德尔在其写于1976年的《论官僚主义》一书中宣称：“历史已经部分地回答了这些问题：对于所有自1945年以来取得成功的革命，已经或多或少明确地提出了官僚主义的问题：南斯拉夫革命经过三年的自治尝试之后提出了官僚主义问题；中国革命当前正通过文化革命以被歪曲了的形式提出了官僚主义的问题”。铁托集团统治下的南斯拉夫首开资本主义复辟之先河，而毛泽东发动文革则是旨在进行一场反修防修的阶级大搏斗。为何曼德尔赞赏南斯拉夫而贬低中国？这大概是因为南斯拉夫铁托政权是积极批判斯大林的，而当时中国天安门还挂着斯大林的画像。　　

  我们不禁要问：托派判断一个“工人国家”是否“官僚化”时。莫非是以是否批判斯大林为标准的？　　

  在其发表于1995年的《当前世界危机与开放而创新的马克思主义》中，曼德尔宣称：“对于东欧与前苏联的斯大林主义（或其后继者）的专政的崩溃，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来分析，就不难加以阐明。对崩溃的解释，除了马克思主义能提供精深解释外，实在难以外求。对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所谓「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从未曾是社会主义。他们并非今天才这样说。他们已经说了七十年，自从斯大林提倡一国社会主义论以来便是这样说。从长远来说不论苏联还是「社会主义阵营」都不能免于帝国主义的军事竞赛及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压力，尽管他们在上述两个方面已造就不可否认的成绩。另一方面，斯大林主义或后斯大林主义政权的崩溃，并不代表中央计划的失败。中央计划意味经济各部门及社会开支是按比例发展，或至少是尽量按比例发展。而官僚集权的中央计划，从一开始便是严重失去比例的，甚至是非理性的。”“苏联并非本来只有此路可行。当年的左派反对派，还有托洛茨基及拉可夫斯基在三十年代的著作，都曾经提出过具体的解决方案。以为我们只有两个选择，即经济体系只能要么受市场统治，要么受官僚操纵的命令经济统治，这种观点既欠缺论证，又不正确。舍此二者之外，的的确确别有他途，那就是民主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下，稀少资源的分配，相当程度由广大劳动者、消费者与公民，以民主方式预先决定；所谓民主，是指通过多党制及政治民主让群众能在各种中央计划草案中选择。这意味需要拿有限度的市场机制来纠正计划，只是不让市场机制大到决定社会经济发展的总趋向。要使这第三种模式有效，须要大大减少工作时间，须要直接生产者能自由地决定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及怎样分配现行生产中的主要元素。朝向社会主义的进步有多大，就要看上述进展有多大。”　　

  瞧，这就是托派开出的“社会主义”药方：多党制（当然也少不了托派宣扬的“巴黎公社式的无产阶级民主”和党内派别活动自由，也算“托派特色”吧），再加上“适当的市场机制”，真是“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啊！但我们难免心生疑惑：以“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托派莫非想从社会民主派手中接过“民主社会主义”大旗？　　

  曼德尔在该文中还认为“为了克服社会主义的信誉危机，有必要从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中消除一切形式的包办主义，回到马克思的信条，也是马克思对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贡献：劳动者的解放只能由劳动者自己进行。虽然斯大林主义者、新斯大林主义者、毛泽东主义者要负上最极端的包办主义的罪名，他们远非其唯一负咎者。社会民主党，种种改良主义者，极端环保主义者，都同属包办主义。他们打出各种各样的旗号作为挂帅，像经济效益啦，「开放」经济啦，「保护环境」啦，阻止人口爆炸啦等等，向群众强加一些为群众所抗拒的政策。为达目的，他们只有拿其它机构及组织来代替群众的自主的机构及组织，来作为他们的进步与解放的工具。”　　

  不知大声疾呼“不受任何限制地捍卫民主自由与人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曼德尔先生在发表此番高论时，可曾想过列宁曾在《怎么办》中所指出的，“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劳动者的解放确实只能由劳动者自己进行，但是是否劳动者的解放就不需要组织的领导与引导？如果是这样，共产党组织的存在就没有必要了。十月革命是纯粹劳动者自己的行动吗？显然不是，是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造成的，这其中就有“先知”的功劳（他后来的反党活动另说）。难道说在这一过程中就没有向群众强加一些为群众所抗拒的政策吗？问题的关键在于是这种政策是向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方向转化还是向极少数人的利益方向转化，这才是评判一个政策的标准。老实说，曼德尔先生的高论，不像是马列主义者的语言，倒像是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措词。　　

  有些托派分子也对文革津津乐道，宣称他们找到了与“毛派”的“共同点”。但是，他们心驰神往的只不过是传说中的“社会无政府状态”，而不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间的殊死较量。　　

  在托派看来，似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有了所谓的“巴黎公社式的无产阶级民主”便万事大吉，对诸如如何克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本位主义、个人主义、小集团主义和雇佣劳动思想在工人中的影响，如何避免少数地区或企业的工人以局部利益牺牲全局利益的做法等等，他们则是毫无考虑。　　

  托派大谈特谈“巴黎公社式的无产阶级民主”，但正是巴黎公社留下的血的教训让我们明白：如果民主不能巩固无产阶级政权本身，一切都只是空中楼阁！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巴黎公社是一次伟大的尝试，但终究是一次不成熟的无产阶级的冲动而已，甚至它本身就不是一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尽管巴黎公社革命意义深远！　　

  正如恩格斯在为批判巴枯宁无政府主义而撰写的《论权威》一文中指出的：“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如果不愿意失去自己努力争得的成果，就必须凭借它的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太少了吗？”　　

  今日托派之推崇“工人运动”、强调“工人民主”，是建立在自发性崇拜的基础上的，似乎“理论”的权利只属于他们这些“有教养”的托洛茨基分子。可笑的是，当今的和谐托派笔杆子李星就在其《托洛茨基运动的前世今生》一文中写道：“苏共当权派在列宁去世时搞了个突击入党，美其名曰「列宁的号召」，主要是没有理论准备的工人。当权派在与托派斗争时，便总以「几十万工人共产党员」的名义打压后者。”（搞不懂，高喊“工人民主”的托派为什么就那么害怕“没有理论准备的工人”？）顺便说一句：对国外一些已经公开堕落为改良主义者的托派来说，“抢工会”也是“创收”的手段呢！　　

  托洛茨基在他的《总结与展望》一书中说：“虽然农民单凭他们自己不能排挤工人，但这两个阶级的冲突迫在眉睫，这是一场使无产阶级可能失去领导全国的公认地位的冲突，只要革命是从事粉碎地主的统治及其政权的斗争时，全体农民都会站在革命一边。但在此后，无产阶级政策的两个主要特征，即它的集体主义和它的国际主义就会遭到农民的反对。新政权尽管有其创始的力量，而一旦城市和农村的革命从资产阶级阶段推进到社会主义阶段时，就会发现它的力量不够强大，那时它不得不向世界革命寻求援助。俄国工业的贫乏和落后无论如何都是建设社会主义经济难以克服的障碍，只有在社会主义西方的援助下才能打破和清除这些障碍。而保守的欧洲的敌对最终会迫使俄国革命把斗争扩展到国境以外。”在这之后主流托派长期认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将和农民发生“敌对冲突”（这也成为托派所谓“不断革命”的重要依据）。这一观点早已被历史事实所驳斥了。“农民”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有贫农（农村半无产阶级）、雇农（农村无产阶级）、中农（农村小资产阶级）和富农（农村资产阶级）之分。列宁早就指出，“在一个农民国家里，从无产阶级专政方面首先获得利益和获得利益最多的是一般农民”。“无产阶级应当把劳动者农民和私有者农民，即把种地的农民和经商的农民、劳动的农民和投机的农民分别开来、划分开来。这种划分，就是社会主义的全部实质所在。”　　

  在苏联、中国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和建设进程中，农民总的来说是积极投入的，工农关系总的来说是好的（富农问题另当别论）。在农业合作化进程中，尽管也需要做农民的思想政治工作，但是农民并没有针对集体主义进行反抗。在苏联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在中国的抗美援朝、抗美援越战争中，农民并没有针对国际主义进行反抗。工农矛盾比较大的时期，恰恰是原社会主义国家发生资本主义复辟的时期。　　

  把工人阶级的同盟军推到资产阶级一边去，这是头脑清醒的革命者应该干的事情吗？

  “一国革命不可能”的观点，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面前已经不攻自破（当然，托派可以说，革命是胜利了，但是党也随之蜕变了）。在20世纪20年代的苏共党内斗争中，托洛茨基集团将一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和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混为一谈，认定，“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只有无产阶级在欧洲几个最重要的国家内获得胜利以后，才会是可能的”，攻击斯大林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张为有“民族狭隘性的气味”，后来干脆诬蔑斯大林“背叛世界革命”。　　

  1925年，斯大林在批判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人的取消主义立场时指出，他们“不相信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不相信它会胜利；对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抱怀疑态度······不了解国际主义的起码要求，即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的胜利并不是目的本身，而是发展和支持其他国家革命的手段”。　　

  在《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中，斯大林再次批驳了托洛茨基：“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依赖‘欧洲无产阶级直接的国家援助’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欧洲无产阶级在最近几年内不能夺取政权，那怎么办呢？能不能无限期地等待西方革命胜利而让我国革命开空车呢？能不能指望我国资产阶级也同意等待西方革命胜利而放弃其反对我国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的活动和斗争呢？从托洛茨基这个公式中产生出来的前途，岂不是在西方革命不能迅速胜利的时候，我们党就逐步地把自己的阵地让给我国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然后放弃政权吗？”　　

  马列毛主义关于世界革命的理论是用世界人民战争反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主要地在帝国主义统治薄弱地区，即被压迫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发动人民战争，率先夺取政权，实施社会主义改造、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推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把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落后的“边陲”建设成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先进的根据地。实现“世界农村”包围“世界城市”，最终引发帝国主义中心地区的革命，完成世界革命。这既与现代修正主义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改良主义路线截然不同，又不同于托派的“必须帝国主义中心国家同时爆发革命、否则革命必死”的冒险主义、失败主义路线，是一幅清晰可行的世界革命路线图。　　

  尽管托洛茨基本人曾对十月革命有一定贡献（不过“先知”的贡献被他的徒子徒孙和某些“考证真相”者大大夸大了），但自1938年第四国际成立迄今，高喊“不断革命”、“世界革命”的国际托派不仅未曾建立过一个“工人国家”，甚至连一场失败但有重大影响的革命也未能进行。　　

  托主义和马列毛主义，到底谁能指导世界革命取得胜利呢？让我们看看目前的实践吧。　　

  马列毛主义这边，有塞松创建的菲律宾共产党自1969年以来坚持进行以农村为基地的持久人民战争，在武装斗争中发展壮大，对得到美帝支持，代表大买办、大地主利益的菲律宾当局构成严重威胁；有由贡萨罗创建的秘鲁共产党（光辉道路）百折不回地进行武装斗争，并首创“以贫民区包围市中心”的先例；有以印度共产党（毛主义）为主力的印度毛共传承聂鲁马宗达点燃的纳萨尔巴里运动星火，至今高举武装斗争的旗帜，发展为今日印度当局眼中的“头号威胁”；有以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土耳其和北库尔德斯坦）为主力的土耳其毛共继承凯帕喀亚烈士遗志，面对白色恐怖进行着前仆后继、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　　

  托主义这边呢？不少以“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自命的托派组织走上议会道路，在资本主义“主流政治”游泳池里尽情畅游。法国的“工人斗争”等托派组织对议会斗争玩得炉火纯青，其战绩有超过老牌修正主义政党法共之势(一些托派抨击法共等一些“老共产党”是“斯大林主义”，这真是天大的误会，也有些忘恩负义。这些“老共产党”不仅对斯大林深恶痛绝，有的连列宁也不要了，不仅如此，它们也曾为“还托洛茨基应有的历史地位”而努力）。“工人斗争”一边高喊着“工人至上”的口号，一边每年从法国国家获得180万欧元─—这是被依法公布的公共收入。在巴西，以“工人总统”自居的卢拉放手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联合书记处巴西支部“社会主义民主”是卢拉的巴西劳工党的“党中党”，“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们不仅不反对卢拉政府损害工农大众利益的政策，反而极力蒙蔽工人群众，并入阁卢拉政府，共享高官厚禄。由托派分子罗塞托任部长的巴西土地发展部，不仅在土改方面行动迟缓，而且对农业垄断资本家、大地主们豢养的暗杀团大肆杀害农民运动积极分子的行径充耳不闻······　　

  一些拉美国家的托派组织也建立了“战斗队”之类的小规模武装力量，但这纯粹是在政治暴力猖獗的情况下用于看家护院。属于托派的菲律宾工人革命党倒是有一支几千人的武装——“工人革命军”，但该党本来就是从菲共中分裂出来的，而且该党领导人声称有意向巴西劳工党的议会斗争经验“取经”。此外，“工人革命党”及其“工人革命军”由于与菲共为敌，受到新人民军的惩罚。后来菲共报纸上登出了一份若干“假左”组织及其领导人的名单，本来菲共的用意是揭露一下那些“假左”，但被打得焦头烂额的菲律宾托派认这是暗杀名单，于是和同样因从事反革命活动被菲共打击的社会民主派组织“民主行动党”一起控诉菲共的“暴行”，国际托派、国际社会民主派也借此大做文章。菲律宾反动派趁机以“反恐”为名，勾结荷兰当局，对流亡荷兰的菲共创始人塞松同志进行迫害。反菲共的菲律宾托派、社会民主派实际上是扮演了反动派帮凶的角色。　　

  当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在为共产主义事业浴血奋战时，托派却在一旁高高在上地指手画脚、吹毛求疵地横加指责。在革命陷入低潮时，他们更是摆出“有先见之明”的姿态，貌似激烈地对暂时失败的革命者大加挞伐。托派攻击斯大林时代苏联、毛泽东时代中国实行的共产党一元化领导为“官僚集中制”，诬蔑文革大民主的伟大创造——革命委员会的出现为“官僚的胜利”，诽谤第三世界国家毛共领导的革命武装斗争为“个人恐怖主义”，不管其出发点如何，至少在客观上已经起到了与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对斯大林、毛泽东、国际毛共的妖魔化一唱一和的作用。他们对斯大林、毛泽东的恶毒攻击，实质是在彻底否定自列宁逝世以来国际共运弥足珍贵的革命实践，这一点与社会民主派出于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大力宣扬“现实社会主义是失败的”可谓异曲同工。　　

  无怪乎在20世纪30年代，当鲁迅先生被周扬等人围攻时，当时的一些托派分子试图趁机拉拢鲁迅，鲁迅却在《答托洛茨基派的信》中讥讽道：“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得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则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你们的高超的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你们的所为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一些“考证真相”者声称“此信非鲁迅所作”，这不足为奇，现在不是连为蒋介石翻案的都有了么？）　　

  过去将托派说成帝国主义豢养的特务，自然有失偏颇，但这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托派历史上确实有过与帝修反“配合默契”的记录。托洛茨基在世时与斯大林的恩恩怨怨和当年中国托派的所作所为姑且不论，不仅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国际托派抓住机会大反斯大林（本来托派的反斯大林立场尽人皆知，但由于当时帝国主义已经借“秘密报告”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共恶浪，托派如此做法的客观效果可想而知），1976年“四·五”事件发生后，香港的托派分子联合无政府主义者举行了旨在声援“四·五”反革命暴乱的示威游行。菲律宾托派的反菲共行动和巴西托派为工贼卢拉打掩护更是为此书写新篇。　　

  顺便说一下，曼德尔先生在《当前世界危机与开放而创新的马克思主义》中声称：“自从1956年匈牙利革命，斯大林主义或后斯大林主义的危机，催生了第一轮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这使鄙人大惑不解——匈牙利反革命暴乱在曼德尔先生眼中居然成了“革命”，而且据说还催生了所谓“第一轮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难道在托派看来，“政治革命”要靠帝国主义派遣的特务和地主资产阶级还乡团完成吗？　　

  让我们回头再看那种暗示“毛泽东＝托派”的论调。这种论调的产生除去一些人的认识糊涂，大致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1）：这种论调很有可能较多地来自那些满口“马列毛”词藻却念念不忘“救治腐烂大脑”的“左转”改良派。他们苦谏权力中心“向左转”收效甚微，还被不时警告“倒退没有出路”，眼看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逐渐成长起来，群众有被拉离他们所希望的改良主义“正确轨道”的危险，不禁心急如焚。为了履行“和谐卫士”的职责，他们便以“托派”罪名打击真正坚持马列毛主义、敢于发出21世纪无产阶级革命呼声的人们。　　

  当年的林彪集团曾在其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中诬蔑与毛泽东并肩战斗的文革旗手们为“笔杆子托派集团”、声称“他们的继续革命论实质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其目的是为发动反革命政变寻找借口。林彪案件仅仅与林家父子及其死党、喽罗有关吗？没那么简单。《571工程纪要》中的思想很可能是当时走资派被击败后逐渐浮出水面的党内资产阶级另一集团——官僚主义者阶级——社会主义社会中出现的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在无资两大阶级对决时的思想动向的一个集中反映，这个官僚主义者阶级正是林彪集团的重要社会基础。官僚主义者阶级在所谓“一举粉碎”中同样发挥了主要作用。只是在完成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使命”后，由官僚主义者阶级演变而来的官僚资产阶级左翼逐渐被昔日曾亲密无间、由走资派演变而来的官僚资产阶级右翼所抛弃。今日的“左转”改良派就是前身为毛泽东时代官僚主义者阶级的被边缘化的官僚资产阶级左翼及其所联系的一大批保皇派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　　

  “左转”改良派也是理直气壮地打毛泽东的旗帜的，甚至近来迫于形势也开始肯定文革，但他们从本质上来讲对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是反感的，他们所追求的是“革命功臣”高高在上、“国有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正如列宁在《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分裂》中指出的：“历史上常有这种情形：当那些在被压迫阶级中素享盛名的革命领袖一旦逝世以后，他们的敌人便企图窃取他们的名字来欺骗被压迫阶级。”　　

  在今日那些对坚持马列毛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动辄以“托派”罪名相加的改良主义者身上，可以看到当年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林彪集团的影子。　　

  （2）：一些相对“务实”的托派分子企图借“毛泽东”、“文革”的招牌装点门面（当然这会被另一些“坚持原则”的托派分子斥为“机会主义”），并以此作掩护偷运托主义。他们也清楚，在神州大地上，举马列旗而绕过毛泽东是难有号召力的。　　

  马列毛主义者有必要提防托派从“左”的方面的进攻，但同样需要警惕的是改良派以“反托”、“防左”等名义从右的方面射出的暗箭。　　

  高举马列毛主义旗帜，粉碎一切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　　

  后记：整理完此文，环顾四周，发现天空阴沉沉的。这年月，“和谐大旗”遮天蔽日，但总有拨云见日的那一天。（南山野注：此后记为原作者记，窃以为“我们的同志，在困难时要看到光明”，原作者对形势的估计过于悲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