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发生在21世纪初这场还看不到终点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已经使资本主义制度受到质疑、市场不可战胜的神话破灭、抗议运动此起彼伏。按理说，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主张批判和改造资本主义的左翼力量应该抓住机会、大显身手，彻底改变苏东剧变后出现的市场化背景下物质不平等急剧攀升与社会主义运动持续衰落的局面。然而，令人震惊的是，在整个欧洲没有出现人们所希望的左翼复兴，相反，却发生了左翼的危机。作为主流的中左(centre-left)政党——社会党，不仅在2009年落幕的素有欧洲政治“晴雨表”之称的欧洲议会选举中毫无建树，而且在随后两年民族国家内的政治舞台上也相继受挫；倒是一部分处于边缘地位的极左(far-left)政党小有斩获，但也难以弥补主流左翼的损失。欧洲政治气候明显右转，甚至出现欧盟历史上从未见过的一次右翼回潮。这种现象值得关注和深思。

　　一、社会党成为危机中的最大输家

　　从1979年欧洲议会实行直选以来，中左的社会党一直在欧洲议会中维持着主导地位，在民族国家也与右翼政党保持着轮流执政的基本态势，因此，社会党在欧洲左翼力量中是当之无愧的主流。冷战后，随着欧盟东扩的完成，社会党党团在成员党阵容上有所扩大，但其影响力却明显下降，尤其是自1999年欧洲议会选举以来，社会党不仅作为第一大党团的地位不复存在，而且在欧洲议会中所占席位比率日益萎缩。即使是在目前这场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也没有改变这一颓势，反而成为最大的输家。在2009年欧洲议会选举中，社会党在欧盟27个成员国中的21国落后于中右翼政党，相比后者所获得的265个席位，前者只获得184个席位，占总席位的25%，这是其在欧洲议会实行直选以来获得的最少席位。在2010年民族国家选举中，新近融入欧洲大家庭的连续执政8年的匈牙利社会党惨遭失败；捷克社民党得票率在大选中虽然保持领先，但相比上届大幅下降，斯洛伐克方向—社民党大选中虽为第一大党但未能顺利组阁，而且在欧洲左翼政党中一直堪称标杆的英国工党和瑞典社民党也相继败北。2011年，同为债务所困的执政党——西班牙社会工人党和葡萄牙社会党更是一败涂地：前者败给了右翼人民党，而且选民比上届流失近40%；后者仅赢得28%的选票，为1987年以来最差。尽管有人说，失败是竞选政治中的常有现象，但是，危机背景下社会党的这种惨败不能不说明它们已深陷自身危机之中。

　　(一)意识形态真空，失去力量之源

　　长期以来，信仰民主社会主义的欧洲社会党一直把解放工人阶级、提高社会弱势群体的地位、实现社会正义和改善社会福利作为追求的核心道德目标。这样的道德目标，曾经吸引了广大的中下层选民，也是中左政党的力量之源。苏东剧变后，社会党人鉴于社会主义声誉所遭受的影响，以及迫于选举、资本、媒体和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压力，纷纷抛弃“民主社会主义”而改用“社会(的)民主主义”概念，拥抱所谓的“第三条道路”或“新中间道路”，而基本放弃社会主义目标，实质上就是赞成新自由资本主义。这样的调整，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也因此表现出明显的去意识形态的特征，或者说，其意识形态已几乎完全失去原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那些曾经是苏联集团的欧盟成员国的社会党，虽出身和性质稍有不同，但在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难怪国际社会会有这样的感慨：“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在欧洲各国有影响力且群众基础良好的政党中，已经找不到一个政党将反对资本主义制度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了。”①这样一来，在经济危机下，社会党的传统选民尤其是饱受资本主义全球化之苦的中下层选民纷纷抛弃自己的传统代言者，就可以理解了，因为他们明白此次危机乃是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的缺陷所致。

　　另外，在全球化过程中，随着欧洲社会移民的增多以及多样性和种族异质性的增强，欧洲民众日益关切政治生活中的移民、身份认同和文化问题。社会党由于立场的模糊和意识形态的虚无，对全球化的政治缺乏明智的判断，没有意识到，更不可能做到，为民众营造归属感、社群感和集体使命感。所以，将这些问题的话语权拱手让给了中右翼、极右和极左政党。尤其是极右政党通过强调排斥移民、保存民族文化和西方价值等主张，在民众之间营造出一种共同体感觉，吸引了那些反移民、反精英和反伊斯兰教的支持者和社会不满者，从而在欧洲议会取得越来越多的席位，在奥、荷、意、芬、丹等一些国家也进入联合政府或议会。它们的做法无疑是错误的，但是这种结果，也许正好从反面说明：“与其说经济危机导致欧洲社会党的失败，还不如说欧洲社会党在经济危机中暴露了自身意识形态上的真空”。

　　(二)政策主张与右翼政党趋同，提不出解决危机的正确方案

　　社会党在意识形态上的真空，必然带来它们在政策主张和组织结构上的问题。欧洲各社会党在具体政策上与中右翼政党没有什么差别，尤其是对于那些执政或者参政的社会党来说更是如此。为了赢得选举，它们不惜接受新自由主义方案，抛弃社会民主主义的再分配计划。在当政期间，它们更加公开而热心地拥抱自由市场，不仅对市场化调整的范围或界限缺乏明确回答，反而同右翼政府一样大力削减福利供给。总之，它们回避了一个核心问题，即社会党应该如何利用市场并对其进行规制，以保障公众的利益。

　　危机到来之后，欧洲社会党并没有自身明确的“政治表述”，不仅对危机根源的认识和解释普遍非常肤浅，也未能就当前的经济危机提出一个可行的政治解决方案，更不要说超越于资本主义框架的替代性选择了。在选民的心目中，长期以来社会党的特色往往被狭隘地界定为能在重要的公共服务项目上增加多少财政开支，然而，由于经济危机导致国家财政紧缩，公共支出也只能相应紧缩。所以，现在在许多选民看来，一方面，这些政党都钟情于放松金融监管和放宽经济的举措，因而是危机的帮凶；另一方面，这些曾经强调“公共服务投资”的左翼政党已无法再对缩小政府的问题拿出可信的解决办法，因而成为右翼政党的同谋。同样，在全球化问题上，社会党也缺乏适当的应对之策。全球化使民族国家的控制力和协调力都受到削弱，无论是以英国新工党为代表的主张参与并接受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观点，还是以法国社会党为代表的采取保护民族国家利益的立场，都没有创造出应对全球化的有效政治工具，以解决全球性危机和超国家的问题，解决社会党支持者中的“世界主义者”和“共同体主义者”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总之，它们处于“里外不是人”的尴尬境地，既不能争取右派选民的支持，又不能得到左派选民的认同。选举的结果显示，在所有欧洲国家都出现了劳工阶级投票给右翼政党的令人吃惊的情况。

　　(三)实用主义活动方式，左右难逢源

　　社会党在活动方式上日益走向极端实用主义，它们把政党当做选举机器，为了选举利益不惜抛弃社会民主主义原则，试图超越左与右的划分，以增加政党的群众基础和竞选成功的机会。但是，事实上很难做到。首先，社会党为了争取中产阶级，努力从“纲领组织型政党”向“选举型全民党”转变。伴随全球化而来的是，人们更多地基于对更具文化和象征性的社会结构的理解而非经济社会地位来判断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多重且不断变化的身份(也就是身份“碎片化”)已成为一种永恒的现象。因此，传统社会党的组织结构和活动方式已经很难满足“全民党”的复杂需要，英国工党这样的社会党要设法争取大批的中产阶级选民，实际上也是一种误解。它们在传统选民和极力争取的选民之间找到平衡点的结果，只能是亲近了金融部门和大商业等精英层选民，却疏远了中下层传统选民，但是前者在危机到来时更倾向于相信右翼政党。其次，为了进入议会或实现自己的政纲，经常采取左右“大联盟”的策略，甚至同资产阶级政党进行合作。伴随身份“碎片化”而来的，是“流动选民”所占比例越来越大，他们很容易从一个政治集团转到另一个政治集团。因此，社会党的这种“联盟”或“合作”，无疑进一步丧失自身特色，很难对流动选民产生吸引力；在工人阶级看来更是一种妥协和退让，结果进一步丧失了传统选民，也疏远了同其他左翼政党的关系。最后，为了同极左政党争夺选民，它们想方设法挤占后者的生存空间。在当前危机背景下，实际上给极右和极左政党都带来充分利用选民身份“碎片化”所创造的政治潜能的机会。因此，社会党同极左政党的争夺，无疑加剧了左翼内部的分裂和对抗，帮了右翼的忙。

　　二、极左政党在危机中小有斩获

　　冷战结束后，仍然存在的欧洲极左政党，大多产生于旧的共产党或者是从社会民主主义者中分化出来的，尽管其意识形态、政策偏向和力量来源有些差异，但是，几乎都不同程度地经历了去极端化过程，都参加选举，都主张“克服”和“超越”资本主义，主要的极左政党都在欧洲议会“左翼联盟党团”拥有一定议席。在2009年欧洲议会选举中，极左政党除了在意大利、捷克、芬兰等少数国家外，大多有所增益，基本延续着近10年的发展势头；在英国、瑞典、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刚刚过去的议会大选中也有不俗表现。总体来看，极左政党自危机开始以来，虽然相对于中左力量而言继续处于边缘地位，但是它们的选举结果至少没有变得更糟。这除了危机本身给它们带来的有利形势以外，其背后原因，同样可以从意识形态、政策主张和活动方式等几方面进行追问。

　　(一)调整意识形态，坚持“左”的立场

　　苏共的垮台，使欧洲共产党或者早期从它们中分离出来的极左政党遭受沉重打击的同时，也获得了摆脱苏联印记、采取更为灵活的意识形态的自由。一方面，它们普遍拒绝苏联式的政治学，开始调整意识形态，除希共和葡共等少数党在名称和指导思想上仍坚持一元化的马克思主义以外，大多强调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另一方面，它们身上仍或多或少带有马克思主义的痕迹，坚持“左”的立场，充分利用社会党对传统社会主义思想及传统选民的所谓背叛，拒斥撒切尔和里根以来的新自由主义。某种程度上，正是这种“左”的立场和对新自由主义的鲜明态度，赢得那些深受危机之苦的中下层选民的认同。

　　当然，这些极左政党意识形态的调整方向

　　和调整程度不同，其结果和趋势也不一样：一是保持共产党身份特质的极左政党，除了希共、葡共和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基本保持了原有水平以外，其余各共产党的支持率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尤以意大利重建共产党和共产党人党为甚，它们的未来前景堪忧。二是主张民主社会主义的政党，比如葡萄牙左翼联盟、希腊左翼运动与生态联盟、丹麦社会主义人民党，它们的支持率都有所提升，这类政党总的来说是稳定的。三是坚持民粹社会主义的政党，比如德国左翼党、荷兰社会主义党、爱尔兰社会主义党等最具活力，它们的支持率达到了历史新高。

　　(二)维护弱势或边缘群体的利益，迎合部分民众的不满情绪

　　在国内政策上，伴随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欧洲极左政党大多捍卫社会党在战后黄金时代所取得的成就。它们反对私有化，尤其是反对卫生和教育部门的私有化，要求政府对失业和福利问题予以更多的关注。危机到来之后，各国极左政党，尤其是共产主义政党，对危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都有一定程度的讨论和理解，它们不仅指出资产阶级政府的救市计划和紧随其后的财政紧缩的实质后果，而且还提出反危机的经济纲领，喊出“我们不会为他们的危机买单”的响亮口号。在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低迷、中下层民众切身利益受损的危机背景下，他们的主张自然很容易重新受到关注。但是，至于怎样才能做到“不买单”，他们鲜有令人信服的可行的替代性方案，更何况，他们提出的一些激进主张与欧洲政治经济现实也相距较远，所以只能是暂时迎合了一部分民众的不满情绪。一般来说，极左政党的选民支持率基本上是随着失业率的增加而增加，随着就业情况的好转而下降。

　　在国际政策上，使极左翼力量更加团结起来并显示其独特存在的是其对待全球化和欧盟的态度：它们反对欧洲一体化，反对外来移民，以维护本国民众尤其是弱势、边缘民众的利益。丹、法、荷、爱等国，在新世纪里都曾通过全民公决否决欧盟条约或共同章程，而在所有这些全民公决的背后，都有极左政党积极活动的身影。在经济危机下，极左政党的这种政治理念和政策主张对于那些害怕移民、害怕失业、害怕伊斯兰主义的民众自然很有吸引力。当然，在对待全球化和欧盟的态度上，极左政党和极右政党的边界并不十分清晰，如法国国民阵线这样的极右组织就喊出了“离开欧元区”等类似口号。所以，相比之下，极左政党的国内政策比国际政策对选情的影响更为直接和显著。

　　(三)强化联系群众，努力聚集所有反现存体制者

　　欧洲极左政党在活动方式上，大多出现从“工人阶级的党”转向“群众党”、从“抗议型政党”转向“运动型政党”的趋势。首先，越来越加强同非政府组织，以及包括维和、环保、反移民、反全球化在内的各种社会运动的联系，努力凝聚所有反现存体制者。现在的极左政党，并不拒绝“选举”道路。但是，现在的“选举”已不再只是工人阶级的问题了，因为在欧洲各国阶级意识已经弱化，更何况工人阶级并不都支持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极左政党，工会也大多不为其所控制，而为社会党所掌握。

　　危机期间，极左政党纷纷从防守转向进攻。一方面，加大社会主义思想宣传力度，在知识阶层中扩大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解释力和感召力。比如由比利时工人党负责组织的“国际共产党人研讨会”，每年5月举行，已历时20届，近年来，全球危机成为其主要议题。另一方面，广泛联合左翼力量，开展群众性抗议运动，唤醒民众的阶级意识。这几年，要求政府支持实体经济、遏制失业、增加工资和养老金等一系列罢工、游行、示威运动，几乎席卷整个欧洲，极左政党往往在这些群众运动的动员中发挥核心作用，尤其是希共起到了“导向性的领导作用”。其次，加强国际联合和团结，把分散在各国的左翼力量整合起来，以便在欧洲层面对抗跨国公司和大资本集团。“新欧洲左翼论坛”、“欧洲反资本主义左派”、“欧洲左翼党”等，都是这方面的努力与尝试。尤其是希共，自1998以来先后8次主办了“国际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并于2009年1月同比、西、委等欧美国家的左翼政党一起创办了《国际共产主义评论》，为各国左翼政党进行理论交流提供平台。希共之所以近年来表现十分抢眼，不能不说与它积极投身社会运动并加强国际联合有重大关联。最后，谋求与主流左翼政党合作，争取参加执政联盟。冷战后，极左政党活动方式上的最突出变化可能就是反映在它们对于参政的态度上。当然，参政也有可能影响社会主义诉求的纯度，而且在多数情况下参政后会丧失部分选民，这次欧洲议会选举中意大利极左政党的惨败即为佐证。

　　三、欧洲左翼复兴仍然任重而道远

　　当前，随着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日益深化，国内外关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复兴之声不绝于耳。但是，基于上述对欧洲政治社会中的中左和极左力量近期选举情况的具体剖析，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并不必然给左翼带来好运

　　当前，在欧洲左翼政治光谱中，意识形态的决定作用渐渐淡化，而具体政策主张、活动方式和选举议题等越来越成为其标示身份的主要标志，左翼之所以为“左”，更多的是表现为同新自由主义的张力，对市场缺陷的承认和规制，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从这一点看，它们仍然是推动世界和平、人类进步的有益力量，也是广义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苏东剧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人们一直希望社会主义运动早日复兴甚至进入高潮，所以，这次发端于资本主义核心地带的经济危机，很容易激发起人们对社会主义复兴的热望，也相应地提高对欧洲左翼的期望值。但是，近期欧洲议会以及民族国家议会选举的结果却是，主流左翼选举失利，中右翼略胜一筹，极左力量呈现微弱上升态势。这说明，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已经遭到民众的质疑，但是远没有走到尽头，至少现在左翼还提不出比较理想而现实的替代选择。也说明，经济危机与政治力量的上升之间并不存在机械的对应关系，谁能够利用危机，取决于政治力量自身能否提出解决危机的办法。1929年大危机既造成整整一代人的向左转，也酿成了法西斯主义的崛起。这次欧洲政治版图上所呈现的“右翼回潮”，某种程度上可谓历史的重演。而导致如此结局的一个重要原因，应是欧洲左翼在政治上面临社会主义退潮后的价值危机和不得不积极地投靠议会主义的尴尬，以及左翼内部尤其是“中左”同极左之间的分裂和对抗。所以，对欧洲左翼力量来说，如此结局不失为一针清醒剂，促使其认真反思。

　　(二)社会党面临又一次重大调整

　　欧洲社会党持续衰落是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但是，意识形态模糊和具体政策同右翼趋同，应是导致其丧失选民的重要因素。它们承认市场的缺陷，却不知道如何对市场进行规制；它们希望通过增加公共财政开支来体现自身特色，但是全球经济危机使国家财政受损，公共支出被迫缩减；它们在争取中间选民的同时，却很难兼顾传统选民的利益，从而为极左政党提供了生存空间；在竞争中间选民的过程中，由于提不出有别于右翼政党的纲领主张，因而也很难具有超越后者的优势。所以，当前欧洲社会党普遍面临失去身份特征的尴尬境地和来自左、右两个方面的生存压力。但是，在欧洲政治舞台上，社会党仍是最大的左翼力量，也是唯一可以同右翼政党抗衡的主流政党。它在历史上不止一次陷入危机，又不止一次浴火重生。目前，全球经济危机已经使社会民主主义的传统制度和价值出现复兴，也在很大程度上使其所主张的“积极型政府”出现复归，因此，现在正是社会党人系统反思长期衰退的历史教训并对其理论和政策实践进行重大调整的大好时机。这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又回到了20世纪初和20世纪90年代遭遇的问题，即重新定位的问题。只不过，这一次需要向左转，但是，绝不会转向极左，因为欧洲民众不会长期转向极左或极右的。所以，作为欧洲主要执政党之一，社会党客观上不存在执政危机，通过结构性改造，仍然有重新执政的前景。但是，它执政后能否推动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就不得而知了。

　　(三)极左政党的未来发展还存在诸多局限

　　欧洲极左政党，由于在意识形态和活动战略上作了重大调整，并充分利用了高失业率、左派的传统、民众的反抗情绪、主流左翼和中右翼趋同的政党制度等外部条件，所以在近年来的欧洲议会和民族国家议会选举中，其支持率大多得以提升。总体上看，极左政党已成为欧洲政治生活中尤其是欧洲议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今后，只要具备这些条件，极左政党就可能继续发展。但是，无论当前还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极左政党都很难甚至不可能取代社会党的位置和影响。这里除了因为后者在规模上更大以及所拥有的执政经验和政治组织资本更多以外，极左政党自身还存在很多局限。一是共产主义长期被妖魔化在人们心理上产生的负面影响仍然存在，那些源于共产党的极左政党的主张很难进入主流话语。二是极左政党不断分化组合，几乎每个国家的极左政党内部都存在“革新派”和“传统派”之分。三是这些年来它们所捍卫和恢复的，恰恰是社会民主主义“黄金时代”的社会价值理想和政策，这也证明社会民主主义仍然具有生命力。四是极左政党和极右民族主义、民粹势力的动员对象往往是同一社会基础，这无疑让理性的选民有所顾忌，担心极右与极左相伴相生的历史现象在新的全球危机背景下重演。因此，加强自身力量，传播社会主义，与极右势力抗争，引领反资本主义浪潮的正确方向，将是欧洲极左政党恢复名誉、扩大选民认同和支持的重大契机。

　　总之，欧洲左翼的未来前景，不仅取决于经济发展形势、社会结构变迁、选举制度安排等外部环境，还将取决于左翼政党自身的战略、策略选择。在革命已不现实而只有通过选举进入政府才能实现自己的治理理念和价值追求的现有政治格局下，要实现社会主义运动和左翼政治的伟大复兴，比较现实的选择应该是：处于主流左翼的社会党从新自由主义的窠臼中解放出来，重建意识形态，明确阐发社会民主主义的道德目标及其在21世纪的愿景，团结不同社会群体，尤其是要接受极左政党的存在并与其建立有效合作。否则，即使极左政党崛起，也难以扭转社会党衰落所带来的左翼政治整体颓势；即使未来危机继续深化，也难以期望左翼政治力量的整体复兴。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外社会主义研究中心）

　　网络编辑：张剑